一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走是另一种读书，读书也是另一种行走。
　　 到日本，一万七千日币打折，买了一张七日的新干线“护照”，七日之内就可以坐新干线到处溜达了。第一站到东京，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移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从日暮里到鲁迅求学过的新宿弘文书院旧址也没有几站路，下了车，很快就找到了位于新宿区西五轩町二十号的旧址。接着又去了神田一带，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就住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的清寿馆，他曾和章士钊、苏曼殊住于一室。鲁迅在文中还提到“门房裡有几本书卖，有时还值得去一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也在神田区骏河一铃木钉18番地。而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则是鲁迅兄弟与同乡许寿裳等五人合租的“伍舍”旧址，那是一座附有小庭园的体面屋舍。据说：该屋原系文豪夏目漱石一度租住过的地方。这就是鲁迅、周作人兄弟身后唯一在东京存留下来的遗址了。它夹在新的楼舍之间，且在另一幢屋子之后，所以不易寻找。在这一带徘徊，很容易回想起近代中国人通过日本，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时的情形，“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等等众生相也似乎呼之欲出。
　　 日中友好会馆的“后乐寮”，与中国留学生会馆不同，它的前身是建于1937年的旧“满洲国”日本留学生寮，门前一对由日本人雕製的日本石狮子“狛犬”石座上隐约有几个字，拿纸拓下来一看，却是：“昭和十三年四月竣工，满洲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寄赠”几个字。直到1953年作为“满洲国”在此设立的善邻学生会馆，作为留日学生辅导协会的残余材产继续运营，直到1984年，善邻学生会馆建筑被拆除，建起了现在的日中友好会馆，由中日双方共同经营管理。带领我们参观的蒋老师说，日本人特地选择卖豆腐的张景惠做“满洲国”总理，以便利用他的无知和听话控制满洲。卖豆腐不过是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做的营生，长大了他先是投靠了张作霖，曾任奉军副司令、军政部总长等职。“满洲国”首任总理郑孝婿被日本人免职后由张景惠接任，他一干就是十多年，可谓“满洲国”政坛的不倒翁了。本庄繁和土肥原在致日本天皇的电报中说他：“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材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他的唯一资本就是听话。
　　 紧贴后乐寮的，是明遗臣朱舜水参与建造的小石川后乐园。抗清复明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朱舜水，被水户的德川光圀从长崎聘来为国师，日本学者、达贵如山鹿素行等人也纷纷登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梁启超曾经评价说：“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功劳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圀编撰《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大政奉还，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大业，光圀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圀之学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对日本维新致强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还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社会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以《大日本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水户学，深受朱舜水的影响。不仅如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还说：当年中国留学生读到他的著作时，“震惊有如触电，激起了对舜水的崇仰，在思想上对辛亥革命的促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走进后乐园的德仁堂，可以看到德川光圀崇仰的伯夷叔齐像，而円月桥、西湖堤，则完全出自朱舜水的设计，也表现了他难以忘怀故国的情思。直到他为自己做棺材的时候，还不忘有朝一日清虏败亡，能够归葬故国。日本一向把来日本的移民称为“归化人”，但朱舜水不接受，他称日本必谓“贵国”，在《上长崎奉行书》中，他还强调：自古君灭国亡以后，大臣出奔他国，“太上郊迎，宾之师之，其次廪饩臣之。”如果不能为宾为师，他宁愿另去别处，“当不烦阁下之廪饩也。”正如孟子所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这大概也是东京大学农学院内，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的石碑，来纪念他的原因之一吧。
　　
　　 二
　　 唐人编修的《翰苑》中引用《魏略》记载：日本“其俗，男子皆鲸面纹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晋书•倭人传》也说日本：“男子无大小，悉鲸面纹身，自谓泰伯之后”；宋人金履祥在《通鉴前编•吴亡条》中说：“今，日本又云为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入海为倭。”日本也有人提出，早在“后醍醐之世，释圆月作《日本史》，以吴太伯为始祖，献其书于朝，诏焚弃之。”但这种传说之后，江户时代的大儒林罗山，在《神武天皇论》中也说：“我邦之宝祚，于天地而无穷，于是愈信太伯之至德。”和林罗山同时代的另一学者藤贞干在《冲口发》一书中干脆主张，吴太伯就是神武天皇之父。有意思的还有，日本弘仁六年（815年）编撰的《新撰姓氏录》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日本姓氏，都自称来自中国，比如“松野，吴王夫差之后也。”其他如周灵王、秦始皇之后，汉高祖、汉灵帝、汉光武帝之后，以及曹植、韩信之后等等不一而足。问题是这些大人物后裔，不可能不把中国的文字带入日本，难道去的人都是文盲？对于这些说法，德川光国很不满意，说：“称曰：尔吴之后，则神州大宝，不免为异域附庸，岂不悲哉。”他甚至否认中国史书上记载过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乎等人存在，因为卑弥乎曾经向曹操的孙子魏明帝进贡，接受过中国的册封并称臣。以前的历史是编造的，现在需要重新编造了。我想象不出朱舜水对此有何感想？
　　 从后乐园出来进了地铁车站，想问问我的票能不能通用？结果车站没人，不去管它乘了再说，可是一看这趟车没有我要去的地方，于是再出站，却有车站的人在！拿出七日票说明了刚才的事，并声明不行的话不在意付钱。结果他拿出一个牌牌，上面写着需付170日元，我刚要掏钱，他却示意我不必付了。于是去了皇宫一带转了转。
　　 从皇居二条城外走过，可以看到广场草地的松树下，不少流浪者躺在松树边晒太阳。曾见报纸上说进入连续严寒的冬季，露宿者中不少人会死于夜间。他们大多因为酗酒、赌博被家人赶出来，或者自己逃了出来。以前日本有“女人三世无家”之说。结婚后就不能回娘家过了，所以只好忍耐。现在不同了，甚至有人说离几次婚，就如得了几个勋章一样。流浪的男人也会一边围着火堆喝冰啤酒，一边说些：“没办法，是我们自己不好。”之类的话。但也许他们以为与其在家里忍受女人的冷遇，还不如逃出来的好。希腊哲学家普拉东曾说过：“结婚是为了让男人生活在屋子里。”这个程序现在似乎出了问题。
　　 皇居前来了不少国内来的旅游团。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他们的行程上有不少无需门票的景点，但同样无需门票，与皇居前相比，相隔不远的“丸之内”，无论是景色，还是文化价值，都比隔岸看一看皇居更有意思。“丸之内”是开放了的部分皇居。领了统计人数的牌子，就可以看到原先卫士们值班的长屋，还有大石头垒成的城墙中的园林建筑。
　　 从东京到大坂，是要看一看据说是最先把中国文字带入日本的王仁墓。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是吴国人，还是秦始皇时代的徐福，怎么会都没有留下文字。根据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汉字传入日本，有始于公元404年（元兴三年），和晋太康六年（285年）两种说法。百济人王仁从带去《论语》和《千字文》，已是中国的东晋中晚期了。但王仁之说也是不靠谱的，因为周兴嗣才写出《千字文》最早也是百年之后的事了，它怎么可能由百济传入日本？如果是其他版本的《千字文》，又没有证据。来到王仁墓前才知道，原来是1616年，这里禁野村和田寺的道俊自称是王仁的子孙，写了《王仁墳廟来朝記》一文，于是就把一个野墓（0NI墓）当作王仁墓了。王仁（wani）这个日语发音也很奇怪，其写法在《古事记》中又变成了“和迩（wani）吉师”，韩国人金达寿的《古代朝鲜和日本文化》认为“和邇”是朝鲜语“王任”，有国王的意思，那么，“和迩吉师”应该是国师的意思。日本的《古事记》完成于712年，《日本书纪》完成于720，都是中国的盛唐时期。完成于797年的《续日本纪》说：“汉高帝之后曰：鸾，鸾之后王狗，转至百济，百济久素王时，圣朝遣使征召文人，久素王即以狗孙王仁贡焉。”也就是说，王仁是百济国王之孙。应神天皇在王仁去日本的前一年，曾問百济使者阿直岐：“如胜汝博士亦有耶？”阿直岐回答说：“有王仁者，是秀也。”王仁在百济不是无名之辈，可是，记载百济历史的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也没有任何有关王仁的记载。既然王仁之说如此不靠谱，那么，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应该晚于东晋是可以肯定了。
　　
　　 三
　　 中华街也是要看看的。日语中“南京虫”是臭虫的意思，它又指称一类现在已经成为古董的女式手表，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应该还有人记得。日本钟表业有不少行话，称它为南京虫，虽有其形状与臭虫有点相似的说法，但应该更是舶来品之意。很长一段时间中，日本人有将从中国输入的物品冠以南京二字，于是就容易扩展到了所有舶来品，不管是来自中国还是欧洲。臭虫据说也是随其他商品输入日本的，所以有钟表业的行内人士还透露说，因为舶来品关税特别高，所以有些人将它们分解成零件，混入其他物品中走私入关后再组装出售，赚取了高额利润，这种走私与臭虫输入日本的隐秘性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故意，一个是无意的。
　　 日本的权威性辞书《广辞苑》解释说，从中国乃至东南亚方面渡来之物，珍奇、小巧的可爱之物，都曾被冠以南京，另外，南京还是南瓜的别称，那应该是南京瓜之略。中华街分布于世界各处，只有日本称南京町，以致去到日本的中国人，一度被他们称作南京人，这也与南京是明朝的首都有关。起初能够去日本经商的，都是财大气粗的中国大商人，其商品也都是精致奇巧之物，深受日本社会的宝爱。1661年至1672年的日本宽文时代，从中国传去了提线木偶，被他们称为南京操，之后的江户时代在日本流行一时，南瓜也是十六世纪经中国而传入日本的。元明之际的海上贸易繁盛，南京周边的沈万三、张士诚等人都曾参与其中，还有亦商亦盗的倭寇横行，使经济发达的南京周边地区的物品大量流入日本，这是“南京”在日本暴得大名的原因。这期间，一些中国的时尚也成了日本社会模仿的对象，比如日本单口相声“落语”，著名落语家三游亭元乐在《读论语之论语说》中明确阐述说：中国早在汉代就有类似现在的单口相声的表演方式，而日本江户时代的段子，大多来自一本从中国传入的笑话集《笑府》。从传统的“落语”段子中，不难看出不乏《笑府》、《笑赞》等书中作品的影子，其艺人也有柳敬亭等人说书的招式。
　　 小巧可爱之物有南京玉、南京鼠、南京矮鶏、南京虫、南京鳩、南京軍鶏、南京鉋；从中国传去之物有南京米、南京瓜、南京香稻、南京豆、南京袋、南京錠、南京椅子、南京綿、南京芋、南京無花果、南京梅、南京文目、南京黄櫨、南京襦子、南京木綿、南京綿、南京皿、南京壺、南京赤絵、南京染、南京靴、南京针、南京更紗、南京虱、南京汁、南京水仙、南京花火、南京模様、南京玉簾。建筑式样则有南京屋敷；中华义庄为南京墓；青花瓷为南京染；漆器有南京漆，麻袋为南京袋，食物有南京糖、南京卷、南京莲、南京豆腐、南京荞麦等等，“南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中，因为黄道婆的纺织技术使松江府的布衣被天下，输入日本的黄褐色条纹布，因厚实而触感柔和大受欢迎，称南京木棉，还有花生为南京豆、掛锁为南京锭、斗鸡称南京军鸡、斑鳩为南京鳩、小白鼠为南京鼠、乌桕树为南京黄栌、从中国和东南亚输入日本的大米称南京米、绢经棉纬织成的缎子称南京繻子......明代南京附近私铸的劣质铜钱南京钱，传入日本并流行起来，起到了极坏的影响，以致成了劣币的通称，连他们在1864年自己铸的天保当百钱铜钱，也呼作了南京钱，简称京钱；明末清初烧製的粗瓷器为南京烧……可以看出，因为拿出来的已经不都是令人叹羡的好东西，随着商品质量的日渐趋於低劣，这场南京物的贸易，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指称女式手表的南京虫与南京无关，但因“南京物”曾经的辉煌而被人记得，这就是影响力。物质与文化的影响力又是相辅相成的，其最关键之处，就是看能不能拿出好东西来。商品必须要有好产品，而好商品的背后如果没有好的学术、思想等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也势必难以持久，商品竞争的最终，毕竟还是思想文化的比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