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古镇人气之旺，大概要数周庄为首了，其中一个看点就是沈万三。明人刘昌的《悬笥琐谈》说当时：“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尔。”不过要揭开沈万三之谜，还必须读一下明人高士奇《天录识馀》中的一段话：“洪武初年，每县分人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给‘户由’一纸，哥最下，秀最上；而每等之中又有分等，钜富谓之‘万户三秀’。如‘沈万三秀’，即为秀之三者。”钱伟疆《素丝堂晬语》说：他看到旧家谱中，其始迁之祖别名为“万十三秀”。他看了很多钱氏谱牒后知道：元明之间苏浙地区，多爱以“万、千、伯、仲为行辈”。于是就有了万三、千六、伯九之类，“明初犹沿其俗。尾加以秀者，尊称也，犹后世之呼为公。”十三秀自然就更了不得了。五等中的“畸”，是所谓“畸户单丁”的困难小户，《红楼梦》原本，就曾经过“畸户叟”之手。
　　 我比较相信明朝没有沈万三的说法。莫旦的《吴江志》明言：沈万三（沈富）在张士诚据苏州时就死了。而其弟沈贵，则去终南山隐居，这应该是可信的。但明朝人还是继续说：“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柳树。”明人笔记《蓬轩吴记》还把沈万三误认为是排行老三。“沈万三”是指一富户人家。沈万三的传说虽然有些扑朔迷离，但从沈家人的墓志铭，以及其姻亲莫旦等人的著作中，还是可以大致了解沈家真实情况的。
　　 阴太山的《梅圃馀录》说：“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为妃。”与张士诚周旋的，是第二代“沈万三”是沈荣、沈旺等人。明朝建立后，沈家又旧戏重演，除了送钱粮、出资筑城，还玩犒军的旧把戏，但情况不同了，朱元璋明白文化和财富是可以与权力抗衡的。要不是马皇后说了：“民富敌国，民自不祥，天降灭之。”提醒朱元璋慢慢消受，他们当时就被灭了。
　　 一个农民想要在元末动盪的时局中骤然发财，除了意外之财，无外乎勾结权势，所以沈万三的聚宝盆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难以明言的生财之道，这也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寓言。应该说，务农是沈家最初的基础，陆道原分财应该是关键。
　　 莫旦的《吴江志》、明中期杨循吉的《苏谈》等书载：汾湖富家陆道源家，将财产分给了帮他打理的沈富和葛德昭两家。陆道源看到了动乱中财富的危险而选择了放弃。当时还有无锡的倪云林、崑山的顾阿瑛都，朱元璋时还有嘉定的万二都是如此。沈、葛二家后人分成“四葛四沈”，沈旺和第三代的沈玠当了不敢要俸禄的小官，最终都逃不掉被牵扯进朱元璋一抓就灵的“胡蓝案”中。第四代沈德全时，连同沈旺等都被一锅端了。聚宝盆招来了财富，也招来了灭门之祸。王世贞的《明史·佞幸传》说：其后人沈文度拿钱财去投靠宦官纪纲，说明朱棣时沈家还有漏网之鱼。“四沈”并非被一次性处理，说其后人被流放到了云南和辽阳，都是说得通的。
　　 古镇富豪还有浦东新场古镇的瞿霆，古镇发入口处有他的塑像。元初两浙都转运使瞿霆发在元朝管辖浙江沿海及长江以南沿海的34个盐场，其祖上在宋嘉定年间开始任下沙盐场盐监，世代相继，主持上海和浙西盐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元人杨瑀在《山居新话》中说瞿霆发“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浙西有田之家，无出其右者。”瞿霆发死后，朱元璋下诏：“下沙场瞿霆发，富能敌国，子孙繁衍，将谋不轨，留长子以存宗祧，余皆抄没。”瞿家才由此衰败。
　　 南宋下沙设立盐务衙门，由此，官吏墨客、富商小贩，甚至各地避兵难民，云集到了下沙，一时“商贾咸集，遂成都会”。元初，盐务衙门迁到了下沙石笋里，成为“下沙新场”，顿时“歌楼酒肆、贾街繁华，虽县犹未之过也”，很快发展成了大镇。到了明朝，镇内外贡元坊、旌节坊、熙春坊、兴文坊、余庆坊等牌坊也一个个树立起来。
　　 明朝任职于下沙场盐司的陈椿，画了被罗振玉赞为“图至精细”的《熬波图》长卷，有图有咏，是中国现存最早系统描绘煮海成盐设备和工艺流程的专著。朱自清认为它具政治、学术、艺术的三种价值。
　　 李白的诗句：“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周邦彦的“并刀如水，吴盐胜雪”都广为人知。白居易的《盐商妇》揭示了盐商发迹的奥妙之所在：“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发材的盐官、盐商，从极端盘剥盐丁中获利。曾任昌国晓峰盐场任盐官的柳永在《煮海歌》说：“卤农盐淡未得闲，采樵深入无穷山；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为雪。”陈椿要“使后人知煎盐之法，工役之劳。”他可怜盐丁们“炎炎火窖去地三尺许，海波顷刻熬出素。烹煎不顾寒与暑，半是灶丁流汗雨。”
　　 老街上那些宅院深深的陈旧老宅，依然透露出昔日的奢靡。不同于过度旅游开发了的其他江南古镇，新场更多一分非商业化的静谧和悠闲，我想这也是李安在这里取景拍电影《色戒》的原因吧。
　　 似乎财富最吸引游客的眼球了，不过，我更喜欢古镇隽永的文化。小镇与城里相比，则少了一份嘈杂纷扰，与乡村相比，则少了一份闭塞寂寞。那些原本交通不甚便利的江南水乡小镇，就更多了一份世外桃源的情趣，在这里是最适宜於晴耕雨读的。不过，士人们总是向往着有朝一日走出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而走出去了的，浓浓的文化熏陶了他们的小镇，又是他们魂牵梦绕，总想着要回归的温馨家园。于是，小镇里的人想走出去，小镇外的人又总是想走进来。在江南六大古镇中，同里不仅出现过《园冶》的作者计成，还因为任兰生建造了颇有特色的退思园，而在百年后的今天，还被人不断议论着他的功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说他建造退思园是为了：“赶紧把安徽任上搜刮来的钱幻化成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一方面他又说：“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天也是令人羡慕的。”看来余秋雨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并没有下过功夫读一读有关史料，恕我直言，这就逃脱不了能说会道的所谓文化名人“花拳绣腿”的嫌疑了。
　　 退思园之名来自于《左传》：“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退思之意，并不完全是一味的反省过错的低调，在其背后，还有自比晋国的苟林父以及不平的意味。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任兰生，在科举中多次参试均落榜后，进入安徽军营。因为剿灭起义的捻军有功，一直升职到正三品。《清史列传》把他列为循吏，自从司马迁作《循吏列传》以后，历代史书大多有循吏传，而循吏大致都是些奉公守法的官吏。任兰生在安徽凤、潁、六、泗兵备道任上，也确实做过不少兴水利、倡捐廉俸，募银十万余两，賑济十几万河南流入安徽的灾民等的实事。但他也受到了内阁学士周德润的弹核，周德润曾经因敢于参核江西巡抚李文敏、广西巡抚倪文蔚、两广总督张树声等腐败官员而著称于时。弹核任兰生的内容包括：“盘踞利津，营私肥己”等罪名，但经过户部尚书崇綺、内阁学士廖寿恒等人调查的结果是：“所核皆不实，惟留用革职书吏屠幼学，为知情徇隐，部议革职。”留用一个革职书办而已。苟林父的意见是正确的，无奈正确的意见往往不被接受，而且还要为一些小节上的失误承担责任，去退思补过！
　　 按理说，一个被革职的官员往往会小心地低调处事，如果是搜刮来的钱财，也不会招摇过市地建什么退思园。据方志资料分析，任兰生之所以造园，一方面是处理祖上留下的田产，用以慈善；一方面是留下一块地来用以排遣失意。
　　 在他被革职时，同僚彭玉麟特意送他一副对联：“种竹养鱼安乐法；读书织佈吉祥声。”任兰生将这副对联挂在退思园“菰雨生凉”轩中，但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因此就决意息心归隐。园子造好了他也走了，并没有在这里令人羡慕地住上几天。
　　 步入东侧花园，领略著园林专家陈从周指出的“贴水”造园特色的同时，最引人主目的是漏窗墙上标语般的“清风明月不须一文钱”几个字，在花了与他賑济十几万河南流民几乎相等的十万两白银建造的园内，欣赏不须一文钱的清风明月，自然让人感慨。更令人感慨的是：“为奏请开复原衔”，他没有停止过积极活动，那也不是不须一文钱的。不仅他自己“自捐棉衣一万件”，凤、潁、六、泗绅士孙家懌等二百餘人，将他在军中、在任上时曾做的“有益地方事实，公呈巡抚陈彝”，并且“筹银八千两，愿代遵例报捐道员”。然后经过陈彝会同两江总督曾国荃入告，他才像苟林父率晋军与楚军在邲之战中，由于诸将不听节制而惨败落职后一样，又官复原职了。结果当年郑州黄河决口，安徽被淹。50岁的任兰生在皖北賑抚时，从马背上摔下受伤感染，病死在了潁州。临终“委至在三，易簀之际，犹顾问水势，以手画灾状，无一语及家事”。这都说明：任兰生不仅是一个想有所作为，也确实是真心为民做了不少实事的人。
　　 虽然《清史列传》中有任兰生的一席之地，但如果不是今天同里成了闻名遐迩的古镇，不会有什么人去关注这位造了退思园，又没在此过上几天的人物。古往今来，有多少失意官宦，消极地寄情于山水自然；多少豪宅，主人为了名利而终生奔走在外，最终都成了游人们驻足之地。人们来到这里，所引发的对于人生的思考，显然要比羡慕地想要在此住上几天有意义多了。
　　 上个世纪的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成立了南社。不久前偶然游走到虎丘陈去病墓前，有人提议：今年11月13日前，作一次南社的水乡之旅，于是很快就成行了。
　　 南社成立之前，已经出现了不少具有鲜明民族民主革命色彩的文化组织。其间后来成为南社成员们建立的这类组织，就在1898年，陈去病、蔡冶民在吴江同里镇创立雪耻学会；1900年黄人与庞树松、庞树柏兄弟在苏州创立三千剑气文社；1906年陈去病、黄宾虹在徽州创立黄社；1907年陈去病在上海创立神交社等等。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寻求民族的出路和进步的敏感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配合辛亥革命，做了理论上的准备，而南社成立后主张「操南音不忘其旧」与清政府的「北廷」对立的民族主义，和「欲凭文字播风雷」的思想指导，也是辛亥革命武装起义之外的又一翼，并且对日后的学术、思想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沿着同里镇三元河畔的石板小街往西不远便是陈去病面街临河的故居，进门有半亭，百尺楼、浩歌堂等历经风雨沧桑建筑。陈去病和高旭、柳亚子同是南社的发起人，曾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同时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还编辑过《国粹学报》，他在《五石脂》中提倡：“文无论古今，总祈一是，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何适而不可，只须用得其当而已，于彼宗派何与乎？”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南社的广收博蓄，吸纳了各种学说和人才。一时间苏皖、浙沪、湖广、安徽等地，甚至海外的华人报刊，都成了南社学人的领地。
　　 幽静的沿河人家和幽深的弄堂，是柳亚子故乡黎里的特色，这里的民居往往带有复壁，当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把柳亚子列入黑名单，半夜来抓人，柳亚子就是藏在卧室边的复壁里才逃过一劫的。躲在复壁里，他还写了一首诗：“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自从12岁迁居黎里，日后崇尚人权主义，以中国的卢梭自许而自称「亚卢」的柳亚子，就成了南社的领袖。
　　 柳亚子经常从黎里到平望去看望姑母，这中间就是西塘，他在西塘发展的南社社员就有十余人。南社虽然在以后大革命的浪潮中四分五裂后，但西塘的成员又组织了胥社，成为南社在西塘的延伸组织。来到这里的西园里，仍然可以找到1920年冬，柳亚子应西塘社员之邀，来此叙旧时拍下的「西园雅集」照片和他的塑像。
　　 柳亚子也常去周庄的叔叔家，而这里的迷楼则带有几分浪漫色彩，1920年12月柳亚子抵周庄，邀陈去病、王大觉、费公直、陈蕺人、朱汝珏等多次畅饮于周庄镇贞丰桥的迷楼酒家，在觥筹交错之际，乘兴赋诗，将诗辑成《迷楼集》刻印付梓，其中属柳亚子的《迷楼曲》最为脍炙人口。于是周庄迷楼就名声远扬了。为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柳亚子又鼓励沈君匋、陈蕺人创办《日曜日报》、《蚬江声》，开创了乡镇小报的先声。
　　 朱家角也是南社社员在上个世纪活动相当活跃的地方，南社女诗人陆灵素也是朱家角人。为了使南社社员活动交友的方便，柳亚子在这里造的「福履绥祉」别墅。它座东朝西，布局精巧，环境幽静。该房屋后为其堂姐柳桂英所居。刘桂英一生吃素修行，所以柳氏别墅，也称“吃素堂”。
　　 在西学东渐和中国寻求变革复兴的关头，南社学人也并不拒绝新学，但同时也认识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危害，所以提出了研究国学的重要性。1909年10月，高天梅的《南社启》中明确指出：“国魂寄于国学，国魂存于国学，因此保存国魂必须从保存国学开始。”同时，高吹万等人在1912年《国学商兑会成立宣言书》中强调做学问「尤贵思辨」，提出了反对使孔学成为事君之学，反对人君利用孔学作为束缚人民思想言论之工具的国学研究方向，而且对国学与西学，国学与新学，文言与白话，尊孔与非孔，传统与现代等等就有过一系列，至今看起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