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已经是一个没有了母校的人。
　　 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那个我曾经度过了美好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兴化县唐刘乡（镇）蒲场小学连同她的附属初中，早已被撤并了。而随着唐刘被撤去乡级行政建制，那个我的青春开始出发的唐刘高中，也被另一个经济发达乡镇的中学合并了。
　　 我的大学——扬州师范学院，随着她与其他几个高校合并为扬州大学，我的大学母校也终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我为我的母校一一消逝而流过感伤而痛苦的泪。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越来越像飘萍，再也没有了庞大的根系；甚至像飘絮，飘浮在一无所依的天空。这里的痛苦，可能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然而，母校之魂，却满注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明白，我是母校的教育对象，也当然是母校的教育结果。
　　 当人们痛切地表述文革时代对教育的戕害时，我觉得我无法对我的母校有半点指责。
　　 那时候，无论是在我的小学、初中的母校，还是后来在唐刘中学的三年，我都觉得，我享受到了世间最美好的教育：
　　 我们在进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的教育虽然还在“文革”的肆意践踏下，然而，一些有良知的底层教师，仍然在用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引导着我们认真读书，是他们真真正正地让我们在“文革”的夹缝中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我们在乡村的地头场边做过童年的游戏；我们在田野里放飞过我们少年的野性；假期到来的时候，学校放农忙假的时候，甚至在学校的学农课上，我们到田里干活，真正以一个农民的姿态与心态在田野里、农场上劳动；有时，我们走向田野、走向工厂、走向居民点，或登台表演，或组织墙报与黑板报……
　　 在蒲场小学，我学会了拉二胡，学会了诗朗诵，学会了唱歌，学会了演讲。
　　 我的语文老师夏志章，文革伊始他初中毕业。他后来成了我们那所学校的象征。蒲场小学作为一个村级小学在兴化县声名远播，与这位老师相关。他的苦学的故事，在我们乡间到处流传；他寒冷的冬天练毛笔字的事，更是被所有家庭当作家教的材料。然而，这位老师，小学生们是多么敬畏他！他是那么高大，高远！只有初中生，甚至只有即将初中毕业的学生，才有幸获得他的教诲。
　　 然而，我与夏志章老师结缘甚早。我读小学时，他兼过我们为时不长的几天副科课程。小学自然课上，夏老师教会了我记课堂笔记，历史课上，夏老师讲明朝苏州葛贤起义，让我惊诧于“资本主义”一词也可以与“萌芽”这个词语进行榫接。而初中的语文课上，夏老师讲《藤野先生》的情形，我到现在记忆犹新，他指导我背诵《木兰诗》的情景历历在目。虽然那时候，我们的语文课上，有时候还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夏老师是一个严谨得近乎刻板的人。他永远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永远以庄重的学者模样出现在同学们的面前。他的藏书永远堆放得整整齐齐，所有的书都不会有卷角，甚至比刚从书店买过来的书还要整齐。我真的惊讶于书竟然可以叠放得如此美丽，如此精神。我到现在还记得，夏老师曾替我整理好我当时正在读的一本书的卷边儿，他小心翼翼地一页页地整理好，并用一堆书把它压好。
　　 在我的语文教育之路和学术生涯中，夏老师是最初影响我、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老师之一。他的认真与执着，他努力打拼，由一个初中毕业生成长为中学高级教师，是我人生教科书中的重要一页。
　　 我进入高中时，文革结束了。但教育界所呈现的青黄不接的状态，让现在已经进入中年的人还记忆犹新。然而，却鲜有人知道，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当时在“五•七”反右或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更多的还遗落在民间。八十年代初，这些人才陆续落实政策回城。而这却给了我们乡村学子莫大的幸福：因为在乡村里，这样的人，都其实被安排进了学校做老师。这一来，受惠的正是我们。在我的高中时代，我的语文老师华岳，是我们兴化县非常有名气的书法家，他能够将《古文观止》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全部背诵，如有讹错，老先生自信地说，只是因为版本不同；我的另一个语文教师，我视之如父亲的孔沁梅先生，是兴化非常有名的演讲家，全县之内，雄辩之才无人可比。孔沁梅老师曾拿着《中国青年》和我们上语文课，读上面潘晓的文章，把那场全国性的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搬到了课堂上，和我们一起谈什么是人生观以及如何看待《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我的数学老师刘汉银，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可以用英文写作日记。他的数学课，是那么幽默、生动，我的数学成绩之所以后来一路领先，与我的这位数学老师太相关了。
　　 我的物理老师李青茹，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孔沁梅校长称道她上下班准确得如时钟一样准确。我曾经做过她的物理科代表，作为一个钟爱文科的学生，我的物理成绩，竟然可以在县里的竞赛中获得二等奖，不能不认为是李老师教育有方。现在，李老师在北京安度晚年，每次打电话给她，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我知道，我与李老师之间还有一层尚未挑破的关系，她知道，我也明白：因为我母亲早逝，李老师早就在内心视我如子，而我也早把她当作我的母亲……
　　 很多次，我都想非常冲动地对着话筒，叫李老师一声：妈妈！
　　 李老师听她的学生讲起过我，她在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广平，听到你在教育上的成绩，听到你在文学评论上的努力，我多么高兴啊！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最认同学生的，还是在学问上学术上有自己的成绩，有的人看重钱，有的人看重家庭，我看重你的所有学术努力……
　　 听电话的时候，我在电话这端默默流泪了。
　　 这些可敬的人们不但教给了我们知识，还教给了我们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些前辈学养丰赡，做人大气，给了我们浓郁的文化熏陶，在打通知识体系方面也给了我们莫大的启发。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将一种精神与梦想根植进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田。
　　 生于六十年代，在常人看来或按常理，可能会因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灾难而染上教育的贫血之症。可是，在我们，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健康成长，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看似“错位”的教育带给我们的历史馈赠。而我竟然就这种历史馈赠的接受者与享有者，幸何如之！
　　 而我的大学母校，给予我的则更为丰赡。
　　 1982年，我走进扬州师范学院时，中文系名家云集。一代宗师任中敏先生，这个与王国维齐名的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师，创立了任氏散曲学的著名教授，在我的大学时代，由扬州师院向国家申报硕士生导师资格，而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这几乎是我们中文系所有学子的骄傲。先生于艰难时世中苦苦研究敦煌学，卓然而成大家，给了我们多少前进的动力啊！
　　 顾黄初，这位国内最为著名的语文教育理论家，我是多么幸运，曾经作为他的学生，听他讲中学语文教学法。教育实习时，我选择了鲁迅《狂人日记》一课。评课时，顾老师鼓励我：姜广平就是现在到中学任教，也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就因为这句话，我到现在都为自己不再做中学语文教师感到惋惜。
　　 曾华鹏，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当年复旦有名的四大才子之一，我有幸在他的课堂里，听他讲鲁迅。我的第一篇不像样的论文，就是老师布置的《野草》阅读心得的文章，老师不但认真阅读，还给出了差不多与我文章相当长度的点评与分析，并鼓励我要在学术路上走下去。
　　 大学母校培养出来的著名学者汪晖、著名作家毕飞宇、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和费振钟，现在，也同样在影响着我……
　　 是母校的大师们的影响，使我在语文教学之余，一直紧紧抓着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两个世界。如今，我以对话体文学评论在批评界有了自己的位置与影响，是因为大学母校惠我以智慧与学养……
　　 母校给我的财富就是如此庞大，无论我走到哪里，母校的精神与传承，都在我的血脉里……
　　 母校，永远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