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25日，晴
　　 州、县领导部门传达文件精神，今年冬天决定让上海知青分批回上海探亲。
　　 大队首先批准了我与一队的小丁回沪，这是插队落户两年之后的第一次。回想去年，祖母生病唤我回上海而大队没能批准；集体户小洛思家心切，也学着邻队上海知青的办法，借了一身老乡的衣裤，乔装打扮之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谁知在县城购长途汽车票时，就被识破是“假老乡”，于是遣返归队，羞得她一个月抬不起头……抚今思昔，十二分珍惜此次的探亲。
　　 今天小丁颇为激动地跑来商量乘车路线。自从上山下乡以来，到东北的几十万上海知青、江苏知青、浙江知青蜂拥于贯穿南北的哈尔滨三棵树至上海的58次这趟列车上，日日超载、月月暴棚，人称“强盗车”。我们的探亲路线是先要坐一千多里路的汽车、火车才能到达三棵树至上海这条铁路线中途的一站——长春车站换车，在长春车站能否挤上火车，则是探亲的顺逆成败之关键，也才算是正式踏上探亲轧火车之旅，在这之前的一千多里路程则是探亲操练。商量的结果拟出两个方案：在长春能挤上三棵树开来的火车，则从陆路走一步到位；若挤不上，则转走水路，从大连坐船回上海。
　　 在回家之前需归整一下物件，搜出的脏衣服拿到冰冷的小溪中去洗。为了图省事，问阿兹妈妮借了捶衣棒。真是心急喝不得热粥，那些经过了无数次谷刺芒扎搓砺之后的脆弱衣服禁不起木棒与石板的狠命夹击，纷纷解体，几乎成了千丝万缕的布条。一怒之下，弃之灌木丛中提着空盆夹着捶衣棒沮丧而归。阿兹妈妮了解详情后，“唉咕唉咕”地埋怨我捶衣的不得法。我想：反正要回去探亲了，届时从上海再搜罗些旧衣服来就可以了。
　　 下午，独自赶着牛车去山里，将夏天自己砍的柴禾拉回来，否则，大雪一来，别人找不到；若待第二年开春草木一长就更难寻找。拉回了柴禾已经天黑。匆匆扒了两口饭便开始准备行李。集体户定了规矩：每人回家，大豆可以带廿斤，东北大米十斤，赤豆绿豆各三斤。自己事先采买下了蜂蜜、木耳、白参、黄茂、枸杞子、黄花菜；关系处得融洽的当地人送来了松子、榛子、南瓜子；不准备回家的小王、小潘托带的物品若干件；饲养员给了八两山木耳央我给他孩子买双鞋……如此一综合，将三只硕大的旅行袋塞得满满登登的，没有负重百把十斤的体魄休想将它们运抵几千里外的上海。
　　 小丁摸黑再次赶来，也是清一色的三只旅行袋外加一只麻袋似的背包。当夜和我合一床铺盖睡，因为我这里靠近公路明天去公社方便。想到要回上海，兴奋得话题不断：谋划沿途的分工、谋划车船上的合作，怎样抢占座位、怎样搬运行李，如何轮番吃饭、如何轮番解手……
　　
　　 1970年10月16日晴
　　 东北冬天的清晨六点钟，天还蒙蒙黑。生产队派了辆牛车，载着六只旅行袋赶着牛车到七里地外的公社汽车站。当我们坐上每天一班往返公社与县城的长途汽车时，已是中午。汽车翻了两座大山抵达挥春县城汽车站，花去了两个小时；为了照看行李只得轮流去饭馆，待两人吃完饭已近黄昏。
　　 第二生产队的珲春知青大超事先给了他家的地址，我和小丁各背着几大件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地沿路寻问。当找到大超家时，累得我们一屁股坐在炕上说不出话来。大超娘拧着毛巾让我们擦汗。当她试着想把旅行袋挪个地方时，竟缩手吓了一跳:“咋比死狗还沉？装的是金银呀、还是珠宝啊？”见我俩裂开大嘴傻笑，她不无怜惜地说:“真难为这俩孩子，身板还真不赖，赶上两辆大板车啦!”
　　 晚上，大超爸烫了热酒，大家都喝了点儿，正准备睡觉，家里从农村赶来了亲戚，一对夫妻加俩孩子。大超爸说：你们凑合着挤一宿，我睡单位去。于是，大小七口合睡在一张炕上，每人只有一尺来宽的地盘。大超娘躺在我旁边，可能喝酒的缘故，很快就酣声如滚雷；乡下的亲戚在拖拉机上颠簸了一整天，累得男人倒头便说梦话；孩子牙咬得“咯咯”响；这种由打鼾、梦呓、咬牙组成的交响乐，却并不曾妨碍我的睡眠，反而比昨天睡得更香。
　　
　　 1970年20月27日晴
　　 托大超爸买的去图们的长途汽车票是早上七点半的。大超娘天没亮就准备好了饭菜，大超爸还借来了一辆大板车。我和小丁每人吃了两大碗芸豆煮米饭，拉起板车就朝车站跑。
　　 由于汽车要翻山越岭，总共33个座位的汽车最多只能乘37、8个人。我们的座位是32号、33号，乘上这趟车完全不成问题。正当我们将行李绑上车顶时，剪票的妇女在车下喊，一问缘故，是四名公安人员有紧急任务要上这趟车，所以要我们将行李搬下来，明天才能坐车走。我们一听便急了，苦苦哀求着，我们要回上海的心情更着急啊！那怕坐在车顶上也行。站长摇着小红旗过来劝说：加强组织性，革命无不胜。知识青年最听毛主席的话，公安同志要去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我们革命青年不配合，谁配合？
　　 仗着他们人多，轻松地就把我俩给打发走了。
　　 站在车站外，我与小丁围着六只旅行袋发愁。大超爸已经上班走了，再返回他家觉得不好意思。晚上到哪儿去睡？我记得站前旅馆住一宿每人是五毛钱，只要路途节约着花，也能省出这两个人一元钱的宿费。于是，让小丁守着行李，我便前去旅馆打听。在路上正巧遇见六道泡长春知青大何，他替队里买农机配件。他热情地邀我们去他下塌的前进旅馆。
　　 每人两只旅行袋扛到了大何的住所。屋里一张炕上四个铺位。除了大何，另外三人是汪清林业局出差的，其中一位大胡子姓铁，说话高声大嗓的。“大胡子”见我们没地方住，便主动提出让我和小丁就在这张炕上挤一宿，省点钱留着路上花。我们也不懂得客气，高兴得直点头。晚上睡在炕上才知道，原来“大胡子”也有两个插队落户的儿子，这也许就是他爱屋及乌而对我们亲热的缘故吧？
　　
　　 1970年10月28日晴
　　 一大早，大何和老铁他们扛着旅行袋，送我们顺利地上了长途汽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盘山越岭，中午抵达图们市火车站广场。我们先将累赘的行李寄存起来，小丁去买来了火车票，我凭着火车票买回了面包与汽水；两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候车室的角落里用着午餐。图们火车站每天只有早晚各一趟开往长春去的客车，因此，中午时间候车室里极其安静。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左侧站立着七、八个男女，正往我们这边看。他们的衣着打扮像上海知青，细观察他们的聚众抽烟及神态举止则属知青里面的“流子”一类。我马上警觉起来，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缝在棉衣里层口袋的钞票和粮票，随即将剩下的面包全塞进了嘴里，腾出两只手以防万一。
　　 这时，过来一个瘦长条的男知青，俯下身子用上海话问:“回去探亲是吧？”
　　 我正思索着对策，不料小丁站起来答话。
　　 “瘦长条”说:“我们也是回去探亲的。现在手头有点紧，钞票上面请帮个忙，怎么样？”
　　 我平生第一次碰到“敲竹杠”，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因为事先有了心理准备，表面上并没慌乱，我面对着候车室大门，目光丈量着撤退的距离，估计几秒钟之内对方并不能作出反映。
　　 “瘦长条”见我们迟疑，又补充一句:“别让弟兄们失望噢！”还没等对方回过味来，我迅速站起身来拉了小丁，一阵风地跑出了候车室。只听见背后在叫:“跑勿脱的！跑勿脱的！”
　　 真是遭劫的人逃出了匪窝，我们马上离开车站广场，朝着人多的马路走去。
　　 漫长的一个下午。走累了，便进旅馆的空椅子上歇歇脚。小丁问:“上火车时，这帮‘流子’还在怎么办？”
　　 这个难题早已在我脑海里盘旋了一个下午了，若是我们空手倒好应付，然而那六只旅行袋就想携带着六个孩子，负担该有多重！我们又不是在珲春，镇上有许多熟人；图们街里实在是举目无亲。但不管如何，火车总归是要坐的。我们硬着头皮朝火车站走去，心绪也像夜暮似的黑沉沉的。
　　 到了车站广场。我们停下了脚步商量着对策：若是硬拼，他们人多，肯定要吃亏；给钱，给多少？若搜了个干净，我们又怎么回家？进退两难中，只有侥幸于“流子”们的离去。
　　 我戴上大口罩。刚掀开候车室大门的棉帘子，一眼瞥见这帮家伙仍站在中午的老地方。来者不善，是不是对我们不达目的不罢休啊？
　　 这时，广场上来往行人已经很多，有上火车的，有送客人的。我忽发奇想：能否找一、两位面善的旅客给我们撑下腰、壮个胆？于是，我睁大着眼睛向来往的旅人张望，寻找着“善人”的目标。
　　 有两位穿着工装提着饭盒脸方鼻正的壮年走来，凭直觉他们应该是好人。我忙上前堵截。谁知一着急，结巴得说不清话，也不知说了什么，没能使他俩停下脚步，便擦身而过。我犹豫了一下，赶紧再追上去叫了声“大哥”，一五一十地将需要援助的情形说了一遍。他们见我一副诚实的样子，颇为同情地一口答应:“没了王法了！不要怕，咱送你上火车！”
　　 有两位壮汉的护送，我们胆子壮了起来，从寄存处取出了行李便径直进了候车室。那一伙“流子”还是在原地站着抽烟，我示意两位壮汉注意。壮汉故意领着我俩绕过长座椅，从“流子”们身前经过，还高声叮嘱道:“东西多不要紧，送你们上车后，老李哥仨在车厢里等着呢!”我知道这是说给“流子”们听的，便昂首阔步地连声称“是”。“流子”们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无声无息。
　　 上了车厢，有一半是上海知青。壮汉在上海人中间作了团结起来的动员。正派人总归是多数，相互这么一联络，上海人齐心了：万一有“流子”捣乱，大家就要同心协力。
　　
　　 1970年10月29日晴
　　 ……迷迷糊糊地听到耳边在广播“亮兵台”、“六道河”等站名，乘务员提着水壶提醒昏昏欲睡的乘客：“秋梨沟快到啦”、“威虎岭准备下车啦”……朦胧中仿佛是在喊“夹皮沟”、“威虎山”，俨然是进入了“林海雪原”。等到从“杨子荣”、“座山雕”那里回来，火车已经到了银装素裹的长春。
　　 哈尔滨三棵树开来的58次列车到长春是晚上。我们照例将旅行袋寄存了；挤入候车室里的厕所内刷牙洗脸；然后踏着“咯滋咯滋”的干雪穿过马路到站前饭店吃饭。
　　 店堂里人头窜动、烟雾缭绕。棉门帘、桌子、凳子、水泥地，从上到下全部是油腻沾着煤灰。小丁买来了四碗馄饨，其实是面片加紫菜汤。我们先一人一碗稀里索罗地吃着。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头凑近桌子，袖口上挂着乌黑的破棉条，当着我们的面，用他那树根似的手指划拉着另两碗还不曾吃的馄饨。我正想开口骂他，这时看到他嘴角溢出泡沫般的口水，身边还带着满脸乌黑的小女孩，眼睛巴巴地盯着那两碗馄饨，恶心加怜悯混杂在一起，于是我放下馄饨拉了小丁就走。
　　 为了混过这漫长的白天，我们走进了电影院，场内没几个观众，随便捡个座位坐下。放的是舞台录像影片《白毛女》。随着喜儿被抓，我就不醒人事，直至大春枪毙黄世仁、众呼万岁时方才醒来，旁边的小丁还在打呼呢。两人花了两毛钱睡了两个小时，想想真还值得。
　　 养精蓄锐之后准备着探亲轧火车的首场硬仗。58次车在哈尔滨就超载，在长春站能够挤上去就是胜利。随着58次到站时间的临近，剪票口前的长龙气氛严峻、情绪难耐，大喇叭反复告诫要保持秩序、切勿拥挤；然而大家在一次次的告诫声中不断将各自的庞然物件、长杆短棒迫不及待地扛上肩头，像是“操起土枪洋炮”的起义队伍要“奔向海陆丰”一般。
　　 剪票口后面设置了两道卡，转弯抹角地拉慢了这支激昂队伍冲刺的速度。由几名服务员手持木牌在前引路，几百号人紧随其后，就像运动员入场式一般进入站台，然后将队伍分散在每节车门停靠的白线内，服务员连声喊：大家都不要急，排好队，全都上得去！
　　 大家秩序井然。
　　 当58次雄赳赳地开进站台时，还没停稳，大家就从紧闭的车窗玻璃看见了车内密密匝匝满满登登的人影。站台上的人着急了：怎么再能往车厢里装人啊？
　　 人群顿时大乱。大家争先恐后地往车门挤，我拉住你的挎包，你拖住我的网兜，一根根长长的手臂努力朝前伸展，想攀住车门口的两根铁把。
　　 见这架势，我与小丁边行动边统一思想，决定分两步运作：我管五只旅行袋，小丁管一只旅行袋先挤上火车，然后打开车窗将其余的旅行袋再传递进去。
　　 小丁冲锋了半天，仍陷阵在车厢外的过道里。我急了。于是逐扇车窗逐扇车窗地敲玻璃要求开窗，试图让行李走捷径。然而车窗里的人视而不见，面无表情，像躲避瘟疫般地坚持隔离。
　　 无奈，我返身回到车门，大声喊叫小丁同时举起旅行袋，(沉重得就像一座小山！)也不管旁人的叫骂，让旅行袋坦然地滚过众人的头顶，向车内的小丁输送。折腾了许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输送进去两只旅行袋。我回头望着还留在月台上朝夕相处了好几日的三只旅行袋，有一只已被挤开了拉链敞着大嘴，宛若是被失散的孩子，在兵荒马乱中呼唤着自己的爹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