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小说《杏花春雨》，是专栏作家老土的一篇力作。作者用两万余字的小说，以平实的语言，几近真实的乡土化文字，为我们展开了一段极为特殊年代的乡村生活。那是一个有过历史传说的小山村，一个位于黄土高坡上的西部小村。那个村子叫狐家峁，靠近平川的山村。紧贴着村子的东边有条狐喊沟，这条发源山泉的小河，给这一方土地带来的欢乐，带来了便利，也带来的说不完的故事。狐喊沟看到了发生在它身边的那些悲欢离合，小说《杏花春雨》的故事，就是从这条狐喊沟开始的。
　　 小说选择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这个独特视角使得作品所展示的画面，有了一种怪异的感觉，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带着怪异的感觉，才能够最真实去反应那个怪异的年代。那个被人扭曲而变得怪异的年代，人们的人性、概念、对事物的认识，都是那样的不可理喻得光怪陆离。这个特殊视角，就是一个有些心理问题，带有自闭症的病态儿童的视角。小说所有的视角都是出自这样一个病态儿童的视角，这个视角给作品去表现那个特殊年代带来了震撼。
　　
　　 一
　　 作者设计了一个患有自闭症的病态儿童，究竟想通过他表述什么？
　　 我们不妨随着作者的笔迹来寻找一些线索。小说是采用第一人称手法来叙述的，这个“我”就是患有自闭症的病态儿童。我们都知道，但凡采用了第一人称手法，往往会使得作品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代入感，极易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另外，就是采用第一人称的作品，大多有着作者切身经历。那么，我们的作者究竟是力图让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去体会和了解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去？还是这段曾经被人为扭曲的历史，的的确确是作者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以为更多还是前者，作者为了强化读者对一段产生在特殊时代的典型故事共鸣感，故而设计了这样一个“我”。
　　 打开作品我们从开笔就发现，作者采用了最为直接的手法，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悬念：狐喊沟旁的石磨边发现了杏花的一双鞋。鞋整整齐齐放着，人却无影无踪了。紧接着，作者巧妙地在讲述这条养育着狐家峁一方水土的狐喊沟时，做了非常明显的一种暗示，这条狐喊沟里死过人，不仅有失足落水的，也有投河自尽的。联想到开篇，杏花的鞋摆放得整整齐齐，显然杏花的失踪极有可能是后者。一个好好的女子，为什么会投河自尽？读者很自然会跟着作者的笔迹走进这段故事。
　　 作者并没有继续沿着这条寻找杏花的线索写下去，很明显这只是个故事的引子，是作者刻意设计的悬念。而且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在前面这段文字里，我们并不能看到“我”的病态。在作者完成了这个重大垫铺之后，荡开笔触开始展开一个处于扭曲状态的小山村。而就是在故事按照这个脉络展开的同时，那个带有自闭症的病态儿童才出现了。“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还是多为男孩子的家庭。“我”和他的侄儿在不到两年里先后落地。“我”的母亲为什么想生个闺女？文章没有注明，但是一种病态已经开始显现。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为了要个女孩子，居然不顾一切，近乎疯狂地一个接一个生孩子，显然是一种病态了。因为母亲无暇顾及，就将“我”托付给了外婆。这个时候的“我”才开始以一个病态儿童的身份出现了。
　　 他有很多清醒的时候，比如才三四岁，或者更小？就会独自跑去外婆家隔壁的小学校玩，玩久了会担心外婆找不到自己赶紧回家。这些细节告诉我们，“我”是个很正常，也很懂事的孩子。可同时，作者又写了，“我”语言表述存在障碍，清水鼻涕挂着就用袖子擦。别人说什么，教什么都不明白，被人称之为“傻子”。
　　 这些矛盾的表现，出现在同一个孩子的身上，既是很真实的，同时也有着某种意义的暗示。就好像鲁迅笔下的《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又有点像《阿Q正传》里的阿Q。世人皆醒我独醉，世人皆醉我独醒。究竟是这个时代扭曲变态了，还是狂人、阿Q自身的变态？鲁迅不正是用这种春秋笔法，十分辛辣地直指社会的病态吗？
　　 很快，作者让更多有着人格变态扭曲的人物一一粉墨登场了。首先就是“我”的外婆。一个当过妇联主任的农村妇女，虽然做了外婆，甚至已经是太婆了，其实年龄应该不会超过50岁。外婆是狐家峁“领导班子”的成员，否则贫协主席不会找她“谈工作”，而且还是关于恢复党组织的工作。显然，这位妇联主任还是党员。然而，她居然看见“我”的手里拿着一块糖，又因为贫协主席一句“会不会是哪个走资派的贿赂？”便勃然大怒，将外孙子像拎小鸡子一样拎起来。文章还在这里，通过“我”不敢实说，揭示出另一个曾经发生的悲剧：隔壁田婶子仅仅因为给饿得要死的孩子，偷了两穗玉米，就被挂着玉米游街示众。写到这里，我们差不多已经看到，生病的，或者说人格不健全的，不是“我”，而是这个时代，是哪个特殊时代让所有人产生的病态。
　　 在后面的情节了，作者进一步通过了工作队，要给“我”治病。外婆那种态度，表现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假如对工作队领导都不敢信任的话，很明显，那些在公开场合会议上的表态，断然不会有什么真心话了。而那端贫协主席李爷爷和外婆的对话，非常经典地将外婆与李爷爷截然不同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他该不会是拿我外孙搞实验，万一弄傻了咋办？”
　　 “本来就是傻子，还怕扎的更傻了？”
　　 可见外婆对“我”的那种看似有点暴虐的态度，与这位李爷爷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位所谓的贫协主席，更显得冷漠、无情，人格变态也更为严重。
　　 故事随着狐家峁对所谓阶级划分，以及对五类分子的改造进一步展开。一个仅有500人口的小山村，居然有不少被强制改造的五类分子。所谓五类分子，是哪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即：地富反坏右。也就是划定成分时，被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五类人，用来与所谓“红五类”相对应。所谓“红五类”，则是成分划定为工人、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以及革命军人、革命干部者。请注意，这些阶级成分划定后，不仅影响到本人，还包括他们的子女和家属。因为还有“黑五类家属”“红五类子弟”的说法。以后，根据所谓形势发展需要，“黑五类”被扩展为“黑十类”，使得更多无辜者被列入了另册。后加的五类是：军警宪特资，就是在重新划定成分中，被查出曾经是旧军人、旧警察、旧宪兵、美蒋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五类人。
　　 作者在这里写了前几任工作队，其中一任就是解放初期，或者是尚未全国解放的老区，在实行土地改革，最初划分阶级成分的过程。“我”爷爷，因为抽大烟败光了土地，又因为救过一个长工马六，由于马六的证词，没有被划成地主。这些细节非常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农村在解放初期到那个特殊年代的20多年里，并没有过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基本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却还是不可避免被卷入了那场时代的狂飙之中，使得本就闭塞落后的狐家峁，更加被笼上了悲剧的色彩。
　　 第二任的工作队，竟然因为队长与一个其他村富农的女儿谈恋爱，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兵不了了之。队长的仕途自然是画上了悲剧性的感叹号，而那个姑娘也不得不嫁入深山。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这种成分的划分，不仅会影响到本人，也会对家庭与子女带来十分严重的伤害。这种“唯成分论”是一种时代的产物，这种产物曾经给几代人带来过巨大的悲剧性影响。凡是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以及曾经遭受到这种“唯成分论”伤害的人，都会有着无法释怀，难以忘却的记忆伤痕。就我个人而言，我本人、我的妻子、妻妹，都曾经是这种时代产物的牺牲品，自然而然地会对此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
　　 小说的第三任工作队，也就是故事里的真正意义的主人公田青的出场，给这个气氛沉闷、扭曲的小山村，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流，也给这个被政治空气渲染得色调晦涩、阴暗的山村，增添了一抹另类的亮色。
　　
　　 二
　　 田青在小说《杏花春雨》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田青是派到狐家峁新来的工作队普通成员，卫生局里一个出身书香世家，有着一身正气和善良之心的年轻人，而且有一颗聪慧之心。从他对被人称之为“傻子”的“我”之态度，以及不愿意到几乎揭不开锅的田卫国家吃派饭，看得出他的善良之心；从他巧妙的用一番话解除了年轻的外婆，对董队长委托田青给自己外孙女用针灸治病的疑惑，看得出他的聪慧和为人的真诚。更为可贵之处，是田青的正直，主要表现在为小学校招新教师，以及故事进一步发展后，在对待女知青梅、雪回城的审查，还有接受马六的申诉等等一连串问题上。正是所有这些细节，让田青这个人物在读者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高大起来。
　　 在故事的展开过程中，“我”这个人物与田青，几乎是同步在丰满起来。作者在展开中，不断交叉改变视角，有些事站在“我”的视角，也有些事通过田青的视角表现出来。这种混合式的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角度，算得上是作者别具匠心的一个创意。当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因为作者给读者展示的是一个带有特殊性的时代，一个人性被扭曲的病态社会状态。他既不能完全通过一个病态儿童的视角去展开全部内容，又不能把这些疯狂的人性扭曲，完全通过一个正常人的视角去展开。于是，作者创意了这种混合式的视角。我们可以看一个细节，当情节发展牵扯到贫协主席李爷爷长寿秘诀的时候，先是田青通过在他家吃派饭的感触，如此贫寒的一个家，又是个老光棍的李爷爷，居然硬硬朗朗活到了70多岁。田青不由得发出，究竟是不是有什么长寿秘诀的感叹？然后，归结到很可能就是因为老李头从来没有成过家，也就没有碰过女人，所以，可以在如此恶劣环境照样长寿。言外之意自然就是老李头有“童子功”。接下来却又通过“我”，揭示出一个可谓触目惊心的细节：这个貌似革命性如此彻底的老贫协主席，竟然是个“采花大盗”，在外面与很多女人有关系。这不是个普通的关于贫协主席李爷爷的绯闻，而是一个通过“我”铺垫的伏笔，在后面关于审核女知青回城的时候，竟然有两个女知青和这位道貌岸然的贫协主席，有着说不明白的关系。
　　 作者通过田青的视角让故事朝着一种深度发展，又时不时让视角转换到“我”，这样的转换几乎一直延续到故事的结尾。
　　 其实，这个李爷爷一直处在田青的对立面，故事情节的展开中，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一步步深化着。田青代表着处于特殊年代的，一种正面的、正义的、正直的势力，而这位贫协主席所代表的恰恰是那个特殊年代，负面的、邪恶的、扭曲的人性。关于这个人物的代表性，我们放在后面来进一步分析，这个章节我们主要还是来剖析田青这个人物。
　　 通过小学校的招聘工作，女知青的回城审核，选班子成员的主动出击……等等一系列的情节接踵而来，田青的形象也越来越鲜明了。小学老师的招聘，是田青与贫协主席之间的第一场正面交锋。贫协主席那种考核教师的方式，看似荒唐，却像“马尾的功能”这种时代笑话一样，读后会让人产生心酸的眼泪。这种细节恰恰是给故事打上了真实而又鲜明的时代印记。堪称老奸巨猾的老李头，先用种种几乎荒唐无稽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将有资格被聘为老师的对象排斥了，然后在田青的反对中，又顺水推舟将剩下包含自己外甥女的预选对象，交给了田青去做最后定夺。这样的结果是显而易见了。看似田青胜利了，还是给教员贫乏的小学校增添了新教员，实则却是老李头成功地排除异己，将自己的亲戚不费吹灰之力，变成了工作队招聘的小学教师。
　　 女知青回城审核，是田青与老李头之间又一场短兵相接的交锋。如果说，选拔教师是一场无声无息的交锋，是正义与邪恶之间一种试探性的斗争，那么，后面这场表现在女知青审核上的斗争，就是刀光剑影短兵相接了。两个狐家峁插队落户的女知青可以返城了。不过按照当时的规定，知青回城是表现拿到一张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审核鉴定的。当然，在狐家峁新的村领导班子尚未成立，还有工作队的前提下，这个鉴定肯定是要由工作队来完成的。于是，田青拿到了这个烫山芋。
　　 梅和雪，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前提，实质上都被这个可以做她们爷爷的老李头奸污了。具体的细节，小说回避了。这是很聪明的写法，不仅回避了描述细节的尴尬，也回避了交代究竟是被动，还是主动等等问题的为难，却又将一个在那个时代几乎非常普遍存在的真实历史画面，摆到了读者面前。在千千万万知青问题上，有一个叫人痛心与无法否认的残酷现实，那就是大量的女知青被玷污了，有的是强迫，有的是诱惑，有的是无奈的主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是当时那个病态社会的想象。作者没有回避，而是将它无情地揭示了。田青面对这个沉重棘手的问题，却是那样的无奈。他出自正义地发出了愤怒的责问，“你现在害怕了？你就没想想人家两个还是黄花闺女？你能当她们爷爷……”然而，虽然老李头的申辩如此没有说服力，“我就不瞒你，人家两个姑娘打死也不承认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咬，我也确实没有做那些事，天地良心。”田青却不得不虚与委蛇地仅仅让老李头，给出一个可以说得清楚的理由，甚至提醒他，不要让“革命群众”闹起来。于是，老李头厚颜无耻地脱口而出“待会儿我就把卫国娘办了”。这是多么入木三分的刻画，把一个山村恶棍的想象，就这样剥去了所有掩人耳目的画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