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的生活，是在寂寞里度过的。就是游戏，也不能让我十分快乐。姐姐后来和我说，是我身体不太好的缘故。但我觉得是我的性格不太开朗。我生活的城市不大，我们家住的这条街也很背静。夏天，阴沟里积满了雨水。冬天，又积满了冰雪。我们家的窗户，一到冬天便满是霜花。无聊的时候，我就对着东窗的霜花反复哈气，直到哈化一小块霜，露出一小块玻璃来，然后透过玻璃看外面的街道。
　　 有一天我正使劲哈气，睡在西炕的弟弟突然醒了。母亲从门外探进头来说：看着孩子，别让他掉地下。我便穿鞋下地，张开两臂，贴在西炕边站着。没想到弟弟从我的肩膀上爬过去了。我没意识到自己的肩膀其实和炕沿一边高。弟弟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哇哇大哭。母亲从外屋进来说：咋不拽住孩子呢。对了，得拽住弟弟。我便爬到炕里坐着，死死拽住弟弟的一条腿。弟弟怎么挣也挣不脱，就把脑袋贴到炕上，吭哧吭哧地哭，一直哭到母亲做熟了饭，进屋把他抱起来，才抽抽嗒嗒止住。
　　 每天吃过晚饭，邻居们就来串门子。
　　 白胡子老李爷爷说，郑家的孩子死了。我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但是从他们说话的神态看，肯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家也应该有。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问母亲：妈，咱家孩子啥时候死啊？母亲听了大惊失色，厉声喝道：不许胡说！
　　 我立刻知道了，死不是好事。于是非常懊恼。这懊恼伴随我懵懵懂懂地走进六岁。
　　 有一天，大街上忽然热闹起来了。
　　 一群一群的人，从我家东边的窗前走过。打头的举着红旗，很神气的样子。后面跟着的人忽然喊了起来，一声比一声高。父亲下班回来说：文化大革命了，到处都游行呢。
　　 一天早晨，我从窗户看见外面站着一排老头，全都低着脑袋。奇怪的是，白胡子老李爷爷也在里面。我下地穿上鞋，急忙跑到街上去看。
　　 大街上一共站着七个老头。老李爷爷低着脑袋一声不吱，明明看见我了，却假装不认识。邻居们路过这里，老李爷爷也假装不认识。我吓得没敢说话，跑回来和母亲说了。母亲说：李爷爷是地主，低头认罪呢。
　　 母亲上组长家开会的时候，我和弟弟也跟过去。那些文件我听不太懂，大字报也不会看，只会跟着喊口号。大家举手喊口号的时候，弟弟在母亲怀里也举起手，跟着咿呀地喊。
　　 我和弟弟还天天跟着母亲到组长家里，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早晨，我们对着毛主席像，举起右手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衷心地向您请示。晚上，我们举起右手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汇报。
　　 家里一下子好看起来。门楣挂上了毛主席像，西窗贴上了窗花，有的是忠字，有的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墙上也换了新年画，还有很多毛主席语录。姐姐念毛主席语录的时候，我也跟着念，还照葫芦画瓢抄写下来，慢慢的，竟识了不少字。我参加了居委会组织的儿童团，经常到居民家的大门口表演歌舞。大街上也总有扭秧歌的队伍经过，敲锣打鼓的，特别热闹。
　　 童年的寂寞，便被这些热闹打破了。
　　 夏天里，两三个孩子坐在荫凉底下，用抹房子剩下的泥土，掴泥娃娃。我把泥土用水和匀，捏成一个小碗儿，然后托起来，口朝下，使劲往地上掴，一边掴还一边喊着：管天管地，拉屎放屁！泥娃娃底部，啪的一声，被空气顶破了。我带着胜利的感觉，再和泥，再掴。
　　 有个小小子，外号小秃子，总做不成泥娃娃。他的泥娃娃，不是噗的一声，放个蔫屁，就是吧唧一声，变成一堆烂泥。一到这时候，他就眯缝着小眼睛，嘴角撇着，一副带哭不哭的样子，大家都看不起他。
　　 玩藏猫猫，轮到他找人，我们就藏得远远的，超出了藏猫猫的范围，让他一个人在院子里乱找。轮到我们当中的人找大家的时候，我们就偷偷跑回家，让他一个人猫着，然后趴窗户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他的啪叽和玻璃球，一拿出来，就让我们赢光了。踢布口袋，他踢不过我们，赛跑，比不过我们。冬天，在冰上打尕，还是打不过我们。
　　 这样一个小秃子，有一天竟然向大家宣布，他要和他表哥上东大河洗澡去了。大人们都说，东大河馋人，每年都有人掉进去，我们谁都不敢去。这个懦弱的小秃子，竟勇敢地去了。
　　 他们出去没多久，他表哥就急匆匆跑回来，向小秃子家人报告，小秃子沉河里了。
　　 小秃子再也没回来。
　　 我终于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了。人的生命，也像霜花一样，使劲一哈，就化了。
　　
　　 树叶发黄的时候，大街上过来一个游街的队伍。两个人扛着红樱枪在前边开道，后边有一个戴高帽的人，弯腰吃力地走着。圆锥型的高帽，是用白纸糊的，高帽上写着：特务。戴高帽的人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名字上打了一个很大的红叉。两个端着红缨枪的人，在后边押着他走。
　　 姐姐说，戴高帽的人是她们学校的老师，教高中语文的。我特意跑到前面，想仔细看看这人长什么样。
　　 这人长得不丑，大脸大眼睛，鼻梁很高。看样子个子也不低，弯着腰还比我高呢。我扬起脸，定定地看着他，他也看见我了，还冲我咧了咧嘴。我正奇怪他笑什么，他眼里却闪出了泪光。他哭了。大概他们弄疼他了吧？
　　 一个高个子男人过来把我挡住了。他弯下腰来，大大咧咧地说：我看看，特务到底长啥样。——嚯，这个德行啊。后来我就被人群挤出来了。
　　 没过几天，语文老师又被押过来游街了。他这次比上次瘦了一点，脸上有几处发青。他看了看我，嘴唇动了一下，但是没笑，也没哭。
　　 这个人真奇怪，我本来不认识他，他却好像认识我似的。我心里总琢磨他为什么笑，为什么哭。这么一来，我和他倒好像很熟了似的，他一过来游街，我就去看。他也认出我来了，看见我来了，他的眼神就变得温和起来，还向我眨一眨眼，或者咧一咧嘴。
　　 他一次比一次瘦，脸颊明显地塌下去，眼睛更大更黑了。后来走路都费劲了，两条腿拖拖拉拉的，好像不会走路似的。走不动的时候，他们就使劲推他，有一次把他推倒了，又把他拽起来，扶着他往前走。他看见我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大概因为我看见他摔倒了，有点难堪吧。
　　 从那以后，再也没见他过来。戴高帽子的人换了一个小个子老头。这老头哭丧着脸，我一点也不愿意看。
　　 我心里总琢磨那个语文老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好好的老师，怎么就当特务了呢？也可能是一时糊涂，干了坏事，想不干也不行了。姐姐总给我念小说，我自己也囫囵吞枣地看画本，已经知道不少反特故事了。
　　 有时候我想，不知道他家里都有什么人，要是也有个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那孩子是恨他爸呢，还是心疼他爸呢？要是我认识他的孩子就好了，非得去问问她。
　　 又一想，不行，我不能和他的孩子说话，他是特务，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
　　 有一天，大街上又热闹起来。一拨一拨的人，在我家房后的大街上疾步走着。有人说，那个游街的老师要跳烟筒呢。我跟在人群后面走了一会，姐姐怕我害怕，把我叫回来了。
　　 看热闹的人回来说，那个语文老师，站了两个多小时，到底还是跳下去了。临跳之前还唱一段《东方红》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好像他是我的什么熟人似的。我不光寻思他，还寻思他的孩子。我心里认定他有一个和我一边大的孩子。那个孩子从此没有爸爸了。她的爸爸，像霜花一样，被人哈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