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初年，有贼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了已故山东博山县令武亿的家中。年前过世的武亿不仅当过县令，更是著名的金石学家，而这个贼竟是他的侄子。多年前，他就惦记上武亿珍藏的一个箱子，他判断里面一定藏着特别值钱的宝物。熟门熟路的他轻易得手了，然而箱子特别重，慌急中将箱子扛出武亿家一阵狂奔，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才来到一条河边。打开层层包裹物一看，居然是一块石头！这不是白忙活了吗？大失所望的他一气之下将石头抛入河中后无奈而归。
　　 武亿当年也为扛这块石头吃过苦头，其实那是块晋关中侯刘韬的墓志。晋朝禁止立碑，存世的墓志也极其罕见，当年他一得到同县农家挖井挖出墓志的消息，就赶去将它买下。他的朋友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挖出墓志的所在地是“偃师杏园庄，离武亿家四十余里，墓志长二尺有余，重几百斤。”这显然是夸大之词，墓志的拓片今天仍能看到，长二尺、宽一尺的石头也不至于重到几百斤。出土地是否杏园庄也有不同说法，所以况周颐在《眉庐丛话》的“石重数十斤，行二十余里”这说法比较可信。但即使武亿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也架不住路远，扛一块数十斤的石头走这么多路，回到家也差不多累得趴下了。
　　 清朝的思想受控制，学者们遁入金石考据一途。但这也有弥补选择性记录历史细节不足的学术魅力。武亿也不例外，以致于他游历所至，如嵩山、泰山等处遇有石刻，必定要扪苔剔藓尽心摸拓，遇到无法取得拓本的，也一定会抄录下来。如今得到如此珍贵的墓志，自然倍加珍惜。又因为当时的风气，前来求观和摸拓的人也不少，于是他悄悄依样仿制了一块赝品，把真品严实地包裹后藏进柜子。
　　 武亿考中进士后当了博山县令，当官之道就看如何面对上级和下层百姓了。如果不是尸位素餐，欺上瞒下两头通吃的有之，搜刮下层讨好上司以图更大好之。武亿学术上的成就，足以证明其存在价值，无须土豪般炫耀，也无须奸商般贪得无厌。行贿是建立在多数人受损基础上的双赢，在他这里是行不通的。博山产制土玻璃的白土，民间烧制一些玻璃钗珥瓶盎灯球之类小工艺品出售。按照他朋友江藩的说法，当时烧制大概还须调入糯米汁。乾隆中叶有山东巡抚取以上贡，结果在武亿的努力下，和其他一些弊政都被取消了。治标容易，治本的教化就不是谁都能做的事了，他必须具有坚实的学理，不计个人得失真诚为民的风范。武亿做到了，他甚至使全县僧尼在听他劝喻后，“虽不解其说然感其诚，皆蓄发还俗！”这固然是因为当时佛学衰微有关，但更重要是他的真诚赢得了人们信任。
　　 终于，他遇到更严峻的考验。明朝的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专司侦探、缉捕和刑讯的番役，清朝继续沿用。之前发生的寿张王伦之乱被扑灭后本已无事，但想捞钱就得生事，政权靠武力，文化靠思想，赚大钱就得有机会。有人告王伦未死，于是权贵和珅派手下番役曹君锡、杜城德去山东“缉捕”。二人乘机招纳了十余个无赖帮手在民间凌虐咨肆起来，横行11个州县，所到之处官府也不敢得罪他们。最后他们到了博山，三天后，武亿竟然主动率领衙役到旅馆收捕他们！杜成德等仗势持械拒捕，武亿亲自动手把他们绑到县衙。杜成德仍然不服，武亿将他们杖打了一顿才质问，差牌上不是明写番役二名，这11人是怎么来的？而且牌文明言所到地方要到有关部门报到协办，你们到了三日而不来谒见，就是不奉法。
　　 此事不免闹大了，上司山东巡抚吉庆也很紧张，府佐刘大经也在吉庆面前说坏话，吉庆只得上报弹劾武亿。和珅马上看出其中的微妙，因为根据当时规定，番役只能在京师活动，是不得到地方上去的。而所谓规定往往是没事时大家视而不见，有了事就不好说了。于是和珅要求吉庆不提番役的事，重写文书而罢免了武亿。
　　 武亿从此无意为官，去讲学和研究学问了。他死后，家人在他身上找到一颗“打番役汉”的印章，不畏权势为民除害，敢于打番役是他一生的骄傲。
　　 历史上爱哭的男人还有很多。《淮南子》说：“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彷徨于被迫中选择的路，将自己引向何方不得而知，正如素丝被人染成不知道哪种颜色。最可悲的是鲁迅所说，想救出黑屋子里沉睡的人们却难以做到，甚至不忍心让已经麻木了的人感受痛苦而不能做什么的绝望。
　　 贾谊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的时候，他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也未必真的哭了出来。贾谊之后是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那是找不到出路的绝望之哭。“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他“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一个美丽的生命，花朵一样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凋零了，这不也就是自己的命运吗？一向“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的他终于又忍不住尽情哭了一回。
　　 唐朝陆羽“或行旷野中，诵古诗，裴回至月黑，兴尽恸哭而返。”但他不如唐衢的哭有名。《旧唐书》称唐衢“能为歌诗，意多感激。”韩愈也推重他说：“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明光。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白居易甚至说：“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懂他心的，除了元稹外只有邓鲂和唐衢了。可是欧阳修说唐衢的“文世罕传者。”《全唐诗》里也没有。唯一写于贞元十九年的《阳武县令陶公复故县记》，“气格不俗，亦足佳也”，也见不到了。白居易可是说他遗文有六千首的，不过，“众耳喜郑卫”对他“古琴无俗韵”的作品，后来被康有为评价为：“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其“散在京洛间，何人为收拾”是难免的。唐衢不仅对白居易的文章“一读兴叹嗟，再吟垂涕泗”，对其他人的文章也是：“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辞哀切，闻之者莫不妻然泣下。”白居易说他的哭：“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
　　 中唐后藩镇割据、党争激烈、宦官专权，边防空虚，国势颓败。白居易等人把新乐府的文学创作当政治改革的工具，然而中兴之梦难圆，新乐府运动的言之有物使当政者恨之入骨。白居易说：“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但人民群众喜欢，“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忧国忧民的感时伤怀的深切，明知如何改革而无能为力的无奈，使唐衢的哭具有感染力。大概是多少也是个“五十着青衫，试官无禄食”的人，也参加了一次太原戎帅的军宴，结果“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可惜，唐衢与白居易在偶游滑台同宿李翱家，一见如故后不久就死了。“从来有感君皆哭，今日无君谁哭君”，哭人哭己，如面对战士抱了必死决心上战场。
　　 清朝学者武亿也爱哭。乾隆四十五年，乡试得第一名的他与洪亮吉、黄仲则在北京天桥一家酒楼喝酒，喝了几杯突然“左右顾盼，哭声大作。”除夕，其师朱筠问他：“客中度岁，何以破岑寂？”武亿说：“但求醉饱而已。”他是个很能吃的人。朱筠再问：“更有他求乎？”回答是想哭，于是朱筠也陪他一起放声大恸，把邻居都惊动了来问发生了什么伤心事？弄得朱筠不禁失笑而去。从他在金石学的学术成就，以及短短七十三天的博山县令任上，治本则以身作则热心教化地方，治标则革除弊政减轻百姓负担，并勇于主动为民除害而与贪官和珅手下斗，从而赢得百姓信任来看，他的爱哭，恐怕不是况周颐在《眉庐丛话》所说，仅仅是为了“远念古人，近伤洪亮吉、黄仲则不偶”那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