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岳阳路
　　 岳阳在湖南，岳阳路在上海——位于桃江路、肇嘉浜路之间，南北向，长九百米，宽十五米，属上海市六十四条永不拓宽的风景街道之一。沿路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命科学图书馆、法国领事馆、东正教堂、好望角大饭店、教育会堂、上海中国画院、上海科技大学。附近有湖南路、衡山路、上海音乐学院、襄阳公园……
　　 在岳阳路自然而然想起岳阳，想起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想起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无异——孟浩然、杜甫、范仲淹，以及出现于岳阳路、汾阳路、桃江路三条路交叉处的小花园里的普希金，“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无异。异国异代的诗人们，聚会于这条上海小街，对语言、自由、美的深情，贯通无异。
　　 当然，三角形小花园里的普希金，呈现在大理石和铜中，比呈现于血肉中更持久——“俄国诗人普希金纪念碑”，一行金字，镌刻碑身。普希金面对一座东正教教堂，如面对祖国。“我为自己树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寸草不生。/我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喜爱，/因为我唤醒他们善良的心脏。/在这严酷的时代，我讴歌自由，为那些倒下的人祈求深情。”这是普希金《纪念碑》中的句子。诗人的自信，缘于对诗之力量的信心。
　　 这座雕像前后建设三次。首建于一九三七年，由来华避难的近两万名俄罗斯侨民捐资建设，毁于一九四四年日本军队之手。一九四七年重建，毁于一九六六年汹涌如潮的红卫兵。一九八七年重建，在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如此遭遇，普希金或许存在预感——一个诗人，只能用诗这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来筑牢自由和深情。岳阳路、桃江路、汾阳路，寸草不生地涌向普希金纪念碑。人流车流环绕诗人，如同他热爱的、汹涌着自由元素的大海，环绕一座伟大的岛屿。
　　 秋日的一个下午，我来到这座三角形小花园。普希金平视前方。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在《我的普希金》一文中，描述了自己幼年乃至一生与她家门前那座普希金铜像之间的关系。那是一座黑色铜像，普希金右手永远拿着一顶礼帽，等待这个小女孩到来。茨维塔耶娃爱上他积雪或落霞的肩膀，也爱上那肩膀里的黑色——在俄语中，也像在汉语中，黑色一概意味着悲伤、深沉、隐痛。
　　 我眼前是上海的普希金，也沉浸于黑色、一小块头颅形状的黑夜。他对代表春天和爱的绿色，感到沉重、痛苦和陌生，呼吁：“请给我狂暴的风雪，还有那幽暗的漫长冬夜。”因维护尊严和爱情而死去，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一个落雪的傍晚。两个旁观者把受枪伤的普希金架上雪橇，一个持枪者仓皇逃离，这一场面构成的油画《决斗》，就挂在茨维塔耶娃母亲的房间里，像一个寓言和预言——幽暗和冷意就伴随这个女孩一生了，从童年直到自杀，像普希金那样彻底进入“幽暗的漫长冬夜”。
　　 普希金、茨维塔耶娃极其相似：
　　 ——都那么热爱着爱情。伟大的诗人似乎都是从对一个人的爱出发，唤起对爱人所处其中的广大尘世的眷恋和痛惜；
　　 ——都在大量诗篇中爱着爱情。“普希金以爱情感染我，以爱情这个字眼感染我”（茨维塔耶娃）。比如，《致凯恩》：“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至美的精灵。”这是普希金再一次遇到二十五岁的少妇凯恩时送她情诗中的前四行——他十九岁初见十八岁的少女凯恩时就爱上她。凯恩后来活到八十岁，墓碑刻着上述四行诗。这首情诗已被谱曲，成为著名的俄罗斯情歌《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都非正常地结束一生，在语言里获得永恒……
　　 伟大的爱情和情诗，都有能力脱离具体抒情对象而及于万事万物——普希金的情诗，也是在献给诗神、语言之神。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奠基者，普希金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诗人的命运，就是语言和人类的命运。当岳阳路上的普希金分别倒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六六年时，上海也恰恰处于劫难中、悬崖上。每次复建，都是上海的一次浴火重生。
　　 坐在岳阳路上一个小酒吧，看普希金，翻一本摄影集《俄罗斯人在上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也送来数万俄罗斯贵族和犹太人。这本摄影集中的一百余幅黑白老照片，记录了上世纪初期被朝鲜、日本拒绝接纳而辗转来到上海的俄罗斯侨民的生活：停泊于外滩的俄罗斯轮船，皮革店里的模特，理发店里的豪华旋转椅，俄罗斯餐厅里的聚会，花园婚礼，教堂葬礼，草地音乐会，跑马场上的春风薄衫，医院外科大夫口罩难以掩饰的高鼻子，面包店销售员，石库门弄堂里拉手风琴的美丽女孩……他们爱上海，并使这座城市加强了混血的美——普希金铜像附近的淮海路，或者说霞飞路，因俄罗斯店铺众多、罗宋汤味道飘扬，而被上海人呼作“罗宋大马路”。
　　 其中一张照片，是众多俄罗斯侨民与刚刚落成的普希金纪念碑合影——一个诗人，站在最高处。“没有幸福可言，只有自由和平静。”普希金的这句话大约正回旋于这些侨民内心。具体、现实的自由和平静，胜过虚无、抽象的幸福，无论对于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多年前的俄罗斯飘泊者，还是对于今天的我——自由如大海吧，平静如岳阳路吧，但也多么难，像这一座诗人纪念碑的废与建。
　　 普希金身后的花园里，一个流浪者在躺椅上昏昏欲睡，脚边是破烂不堪的行囊。他大约不知道普希金，也不知道附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厅正在演出根据普希金诗篇改编的歌剧《黑桃皇后》。花园旁，一个临街小店的匾额上写着“刺青”，巨大落地玻璃窗内，似乎正有人在接受颜料和针头对身体局部地区景观的改变。街道边树木青葱，也像岳阳路腰部、少年腰部刺青而出的图案？
　　 从唐宋中国，到俄罗斯，倘若没有孟浩然、杜甫、范仲淹、普希金、茨维塔耶娃们一代又一代诗人在纸上刺青，人间多么荒凉，像流浪者昏睡在躺椅上……
　　
　　 二、西康公园
　　 我办公室后窗对着小公园、西康公园。公园紧邻西康路。
　　 四周高层建筑的簇拥，使小公园如同盆景，树木、莲池、鸟、人……按照美的法则团聚，让“盆沿”上的我时时从冗杂凡俗事务中抬头，凝眸，聆听。
　　 但我不知道那些树木之间的差异、鸟鸣之间的区别。爱尔兰作家罗·林德说过：“无数人浑浑噩噩度过一生，分不清哪是榆树哪是枸树，也听不出画眉和山鸟的鸣叫有何不同。”西康公园里有没有榆树、枸树、画眉、山鸟？他所批评的“无数人”中大概包括我——面色苍白、谨小慎微、只善于分辨纸币上的百元和十元、上司脸色中的霜降和立夏。
　　 南方语调如鸟鸣，有北方土语所不具备的宛转和晦涩。不知南北鸟类是否存在方言差异。河南的鸟会不会与浙江的鸟谈请说爱？飞来飞去的候鸟，也许能翻译各地的鸟鸣。翻译官们也像候鸟一样常坐飞机，流动性比其他专业人士要大。我是留鸟，除了少量出游，终年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呼吸、晃动，类似麻雀。麻雀叽喳，不够优雅，词汇量大概比较少：跳跃、低飞、米粒、水、阳光、树梢、雨、雪、风、害怕、喜悦、雀巢咖啡……麻雀拒绝鹦鹉或大雁的词汇表。我需要像麻雀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词。当我像麻雀一样简单明快，便可以用少量雀斑一样的字迹，在纸上写诗——让每一张纸变成美人白脸。
　　 西康公园里也有麻雀，在地上觅食、散步、低语，没有鸟笼来拘束、装饰。莲池边、小路上，有若干人游走或静坐。他们应该洞悉这座小公园的秘密。大都是老人，气定神闲，或独自发呆，或三五成群交谈，看不出他们的经历和处境，如同我看不出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们的梦想和前程。他们彼此相似，如同我眼中的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一只鸟与另一只鸟彼此相似。与官场、商场、文场上存在着一目了然的格局和尊卑绝然不同，西康公园里没有“前排就坐”的树，也没有“做总结报告”的鸟，杂乱纷呈，无序共存。暮年、童年状态的人物值得尊重，他们拥有无限的已知和未知，像晨雾、暮色一样意味深长。
　　 边眺望他们，边打喷嚏。
　　 自从进入这间后窗对着西康公园的办公室以来，我就开始打喷嚏，泪眼汪汪仿佛陷入极度忧伤。而欲“打”未“打”、似“打”非“打”的尴尬，使我随时准备脱离正与自己交谈的他人，躲到角落去酝酿一番情绪，最终嘹亮地将一个“啊——嚏——”咏叹而出，沛然淋漓的痛快感贯彻周身！
　　 同事调侃：“有人想你了，一个美人想你了。”打喷嚏者有幸正被远方某人所思念，是古老的传说和猜想。我暗喜，孤独感消除许多，猜测是哪个美人有可能念叨我的名字，然后给她打电话：“适可而止吧，我的喷嚏已惊天动地。”但我不知道美人的电话号码，只能无可奈何地到西康公园旁边的静安医院去诊治。
　　 一个面目雅致的青年医生用鸟叫般的沪语告诉我：“过敏症咿。”他指指周围几个与我一样热衷于打喷嚏的人：“你们都是过敏的人呵。”他翻开一本医学杂志，告诉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乡村园丁偶然发现过敏症急剧增加的原因——榛树、桦树、松柏等等树种的花粉，被风吹送着播撒到长期远离它们的人身上，有可能造成过敏症。“花粉随风飘扬，寻找那些与树木们存在隐秘关联的人。”这位医生陶醉在树木、花粉的阴影里，似乎忘记自己应该是一个寡言慎语面无表情的诊断者，像诗人，但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医生前程堪忧。
　　 我问：“什么药能够治愈，啊——嚏！”他说：“无药可治，多到公园、树林走走——对了，到那个西康公园里走走，增强与树木的亲和力。一个猎人、一个种树者是不会过敏的。愈远离自然愈是用消毒液清洗，就愈苍白、柔弱，一身尘土、满面风霜的穷人生气勃勃！”我怀疑自己走进了一个墨水气息荡漾的文学院，而不是来苏水气味盎然的医院。怀疑这位医生是树木们的使者，来为我这个被树木而不是美人们暗暗思念、尚未完全丧失对大自然的感应力的书生，揭示“啊——嚏”之后的秘密。他甚至本来就是一棵树！——榛树、桦树或松柏？
　　 开始更深情地凝望后窗外的西康公园——是哪一棵树的花粉与我发生了关联？
　　 把窗子开得更大、时间更长。树木气息更有力地影响我的呼吸。老人们唱歌、手舞足蹈，像风中树枝、树枝上的鸟、鸟身上迎风披散的羽毛。偶尔进入小公园晃荡，又顾忌上司巡视时透过窗子看到，从而产生“这个闲人在晃荡”的印象和结论。在公园里仰看，我的窗子像鸟笼。我在窗子内像一只鸟？人到中年，就是人到种种隐疾、困惑和烦恼。在文件间徘徊，与薪水沉浮。打喷嚏，就是内在的压力试图寻求突破，如果没有别的突破口，那就只能选择一张充满口臭和陈词滥调的嘴巴去一涌而出。
　　 午休，同事各自闭目小寐。我隔窗暗自与这座小公园交流，试图一一分清那些树、鸟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树冠在每天发生哪些变化，来印证季节的逐步推移、自身呼吸系统的艰辛运行。树上，一只野鸟、拒绝鸟笼的鸟，正使劲颤动着爪下的枝条——它大概觉得那树枝也是自己的翅膀。它想带动一棵树来飞？！我在转椅中旋转了两圈，沉默地叫了两声。
　　 也许是缘于眼中、心中、梦中有了无边树木，喷嚏开始消失。花粉们的袭击暂时告一段落。我对西康公园里的树木、街道上的树丛、郊外以及远方的森林，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情感。猜想：一个软弱苍白的人、打喷嚏的人，有没有力量使一棵树也打个喷嚏——惊飞树上一只鸟！使一丛树林打个喷嚏——街头刮起一阵风！使一座森林打个喷嚏——旷野下起一场雨！然后，全世界的树木（包括我故乡河南南阳盆地四周群山中的树木）都满脚泥泞一步一个树坑地结队走在通往上海的路上、通往我家灯光的路上……
　　 西康公园，小公园，像盆景，更像一个微型的盆地——我位于楼上，像位于这个微型盆地边缘的山脉，屁股下的木椅酷似山路上的毛驴——
　　 公园里、盆景里、故乡盆地里拥挤的植物、动物、人物，倾盆大雨般，溅入我午间的梦里了……
　　
　　 三、福州路
　　 一条著名的书店街。
　　 上海书城、上海外文书店、古籍书店、大众书局……在福州路上比邻而居。
　　 二十世纪初期，这条路名为“四马路”，与大马路即南京路平行，垂直于黄浦江，以青楼逶迤、红粉云集、才子出没而名噪江南。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出版社及《申报》《晶报》等等报社，林立——树林般密集挺立于大街两侧。最初的印刷机从国外进口，在十六铺码头上岸，靠一群牛努力拉进福州路，引来市民围观。三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繁盛期，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书刊在福州路生产。一万多名才子在此依靠稿费就能有不错的生活，比如，可以在周围青楼里有相对固定的桌子来写字、喝茶、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