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自己在1958—1963这六年的亲身经历，刻骨铭心，永世难忘。回顾当年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在我面前反复播放。
　　
　　 一、公共食堂
　　 1958年8月，我刚刚九虚岁，在小董小学上二年级。班主任周正元老师向大家宣布：“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成立了小董人民公社，社员们实行供给制，要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天天吃宴席，要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要求同学们动员全家都到公共食堂吃饭。”我当时是班长，很听老师的话，回到家就向爹娘哭闹，非要到公共食堂吃饭不中。父亲打了我一巴掌说：“人多没好饭，嘴多没好汤，咱家不去吃。”我见完不成任务，就趁父母不注意，掂一块砖头把家里的饭锅砸了个稀巴烂。母亲气急了，就用擀面杖追着打我。我一边跑，一边回头喊：“你再撵我，我就报告周老师，晚上开你的斗争会！”父母没了法子，只好向我认错，乖乖地跟着我去吃了食堂饭。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村里正起大会，就是农历七月初五。周老师在班里开会表扬了我，说我走共产主义很积极。
　　 吃上了食堂饭，真好像跨一步就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小学生是祖国的花骨朵，是人民公社的小宝贝，吃饭特别受优待，八个人一桌，有一个保育员专门侍候。每天中午坐宴席，桌上摆满了好吃的菜肴，最起码也要吃上“十大碗”。上级要求儿童伙食标准是：“顿顿坐席，天天过年，饭后一个苹果，这就是共产主义。”我们食堂没有苹果，为了完成任务，只好用小红萝卜代替。每顿饭后，吃不完的和掉到地下的白馒头遍地都是，保育员心疼地说：“作孽啊，作孽。”我们却振振有词地反击：“猪吃也是吃，让猪也过上共产主义。”
　　 母亲从锅台边解放了出来，顿顿都能吃上现成饭，早晚都是笑脸。父亲也不再为全家人的吃喝操心了，天天哼起了怀梆戏。父母亲都夸我那一砖头砸得真好。公共食堂门前对联是“食堂巧做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就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我们大四社、小四社共有五百多人伙吃一个公共食堂，每天都像过大年那样喜庆热闹。
　　 不料好景不长，那年秋季粮食特大丰产，因为大炼钢铁，全部劳力都上了山，遍地丰产的庄稼无人去收，玉米生青芽，黄豆炸满地，棉花入污泥，红薯全都烂到了地里，丰产没丰收。浮夸风，高征购，亩产万斤粮，仓库座座空。到了来年春天，吃饭就成了大问题，社员们每天都吃不饱，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1959年夏天，上级派检查团来俺食堂评比，社长精心安排，我们班三十八名小学生在我的带领下，每人挥舞着大红花在食堂内外列队欢迎。我们齐声唱着：“俺社食堂好，吃饭喜洋洋，顿顿白馍馍，早晚八宝汤，机器轧面条，油炸大麻糖，饺子蘸蒜汁，油饼鸡蛋香，花样实在多，数也数不光，社员个个笑，都说食堂棒。”司务长在旁边小声说：“饿死鬼嘴上抹香油。”检查团长问他：“你说的是啥？”司务长大声说：“俺食堂可好啦，早饭鱼，午饭鸭，晚饭一只鸡。”检查团长连连点头，把我们食堂评上了先进。事情过后，很多社员埋怨司务长说了假话。司务长分辩说：“我说的一点也不差，早饭、午饭吃的是榆、叶（本地音‘鸭’），晚饭连榆叶也没的吃，只好‘一直饥’了。”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社长的耳朵里，司务长被撤了职，还开了斗争会，打得他两个多月没有下来床。
　　 1959年冬，中央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大人们没有馍吃，只有上嘴片与下嘴片“磨”，早糊涂，中午汤，晚饭碗里照月亮。为了保证小学生不被饿死，小董公社的小学生全部集中到小董村大街，办起了“四集体”，就是集体吃饭、集体住宿、集体上课、集体劳动。小学生特别受重视，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金豆牛肉汤”，就是用几片发霉的红薯干和几颗烂黄豆熬成的稀饭。
　　 1960年冬，处于建国以来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每个社员口粮名义上每天二两八钱八，实际上连一钱也没有了。浮肿病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到处都是，牲畜基本被杀光，上级号召“保人保畜”。学校没了粮食供应，“四集体”自动散了伙，小学生又回到所在食堂过日子。先是吃红薯秧、蔓菁缨，然后是吃树皮草根，再接着吃起了“淀粉”，就是用玉米芯、玉米皮、棉花壳和麦秸等做的细渣，最后连这也吃光了，烧大锅的老党员也被饿死了，俺们食堂四十八天没有冒烟火，家家都有饿死的人。我的父亲拼命挣扎着，好不容易从沁河滩拾来了一些雁屎，自己舍不得吃，全都留给了我。父亲饿死了，我却顽强地活下来了。一天晚上，生产队开大会，要求社员们宁愿饿死，也不能丢社会主义的人，坚守家园，严禁盲流。谁知道，主持人一散会就自己带头流窜到新疆逃活命去了。青壮年纷纷避开道道岗哨，出外逃荒。留下的老弱病残，只有坐在家中听天由命。
　　 1961年农历三月四日，俺们的公共食堂自行解散。这时，沁河大堤上许多小榆树长出了嫩叶，我靠着每天捋吃嫩榆叶才活得了性命。后来，武陟县戴上了“毁灭性重灾县”的帽子，政府开始发放救济粮，每个农村家庭才都吃上了饭。
　　
　　 二、大炼钢铁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号召，要求提前到三五年内实现原定十五年的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号召第一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还没到中秋节，正值收秋种麦大忙季节，“上至哼哼，下至能能（刚会站立的儿童），凡能行动的统统一棍赶”，全民上山大炼钢铁。当时我九岁，因为比“能能”还大八岁，所以必须跟着班主任上山背矿石。我们班每人肩背一小捆麦秸，徒步走了两天，赶了七十多里路，麦秸丢得连一根也没剩，才到了当阳峪，那里有我们公社的小高炉。只见漫山遍野土高炉林立，民工棚一座接着一座，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喧闹非凡。夜间炼铁炉火光冲天，机器轰鸣声划破夜空。到处都是标语“钢铁元帅大升帐，超产卫星天天放”，“男不结婚女不嫁，搬不平太行山不回家”。高炉炉长不让我们休息，逼着我们连夜就去背矿石。
　　 到了矿场，我挑了一块十来斤重的矿石背在肩上，刚开始还觉得轻松，谁知远路没轻载，翻过两架山和两道凹之后，我就远远地落到了后面，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坐在地上起不来了。老师百般劝说，我就是不动。到后来，老师大声喊：“狼来啦，狼来啦，快跑啊！”我吓得丢掉了矿石，哭爹喊娘，赶紧往前逃。在我的影响下，全班同学都吓得扔掉了矿石，拼了命往前跑。快到高炉了，除了老师，我们班每个小学生手里都是空空的。老师害怕不能交差，就暗示我们趁人不备，轮流到大堆上拿了一块矿石在手里，然后我们班整好了队伍，集中交了矿石，炉长对老师提出了表扬。学生们倒头便睡，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谁再喊，谁再吓，学生们就是不起来。社长看到了这种情景，就对老师说：“同学们精神可嘉，但不适宜运矿石，要求你们返回学校，深入各家各户，收缴废铁，这也是为大炼钢铁做出贡献。”
　　 我们归心似箭，不顾双脚打了血泡，两天的路程一天多就回到了学校。班主任老师宣布，每个学生要交够十斤铁的任务。俺家的废铁早就交光了，连唯一的洗脸铁盆也被换成瓦盆了，别说是一斤铁，就是一两铁也难找到。我愁得躺在床上，睁大两眼，翻来覆去睡不着，猛然发现我的书包挂在对面墙上，那不是一颗铁钉吗?我激动得一骨碌爬起来，用砖头将钉子打了下来，然后用一个木橛儿代替铁钉挂上了书包。我用手将钉子掂了又掂，还不到一两重，离十斤任务差得太远了。天刚蒙蒙亮，我灵机一动，就发动了四名同学组成“五人帮”，浩浩荡荡，挨门挨户去各家收缴旧钉。哪家墙上有一颗铁钉，也被我们想法设法摇它下来，谁敢说个不字，我们就批判说：“墙上留颗钉，等于窝藏一个美国兵。”“大帽子”给谁一戴，谁就吓得连屁也不敢放。我们跑了三四天，收缴了四百多个老式铁钉，称了又称，才不过二十五斤半，为了完成五十斤的任务，我们又把各家扫荡了一遍，把各家门上的铁鼻儿、铁门搭儿也都卸了下来，总算超额完成了我们五个人的缴铁任务。班主任老师表扬了我们，说我们为大炼钢铁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平地修水库
　　 1959年，“瞎指挥风”越刮越猛，兴起了平原地区大修水库、大改水稻的狂潮。我当时十岁了，正上小学三年级。那时候上至老翁，下至儿童，全民发动，大修水库，“大兵团作战”。水库建在南耿村以西，有十几里方圆，水库中搬走了两个村庄，四周都建高高的土堤。人群就像蚂蚁一样，络绎不绝，连小脚女人也在抬筐运土。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惊天动地：“腿跑断，肩磨烂，兴修水库当好汉，一年建成鱼米乡，誓教豫北变江南。”
　　 我当时年小体弱，抬不动大筐，运不动土方，老师就让我参加打稻埂。我把稻埂打得弯来弯去，干了一天，也没有打出一条笔直的稻埂。同学们嘻嘻哈哈，只是打闹着玩耍，老师也不加干涉，只是要求我们不准跑出地头。人们不到水库工地吃不上饭，各个食堂都把饭送到了工地上。午饭时，饭桶是从六里外的小董村担过来的，每个人发了两张掺了菜的白烙馍和一根大黄瓜。天很热，我吃过饭后偷跑到南耿村东边的河沟里去洗澡，没一会儿，突然腿肚抽筋，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身子直往下沉，“啊不吃、啊不吃”喝了一肚子水。幸好有一个大孩子水性好，游过来把我拉了出去。我上岸后，惊魂不定，一边向外吐水，一边跑回老师那里去报到。我吓得脸色苍白，整个下午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到了晚上，又是开斗争会，挨斗的是三个“反动分子”，滔天罪行是说了反动话。其中，一个老年人说的是：“秋苗三尺高，书记下令薅，拔了玉米栽水稻，一亩地打不了两三瓢。”一个妇女说的是：“飞机害怕高射炮，火车害怕掉了道，旱地人害怕栽水稻，老百姓害怕瞎胡闹。”还有一个壮年人说的是：“平原修水库，村庄被淹没，小董遭劫难，百姓夜里哭。”老师领着我们学生批斗这三个“反动分子”，我们高呼口号，几个大个子男同学把这三个人推过来推过去，叫他们不得安生。斗争到下半夜，我们都东倒西歪睡着了。老师天明醒来，只见三个被斗对象随地而卧，睡得比我们还香。老师踢了他们几脚，才把他们惊醒。这天上工后，我们监督这三个“反动分子”代替我们打稻埂，我们都在周围打闹着玩。到了收工，总算有了成绩，我们班验收上了三条合格的稻埂。
　　 又过了几天，郭连山老师带领我们到水库里面的高地上去补种豆子。这个活儿我们能干成，两个学生一组，一个力气大的管锄坑，一个力气小的管丢籽，然后用脚把土抹平。地块太长，一晌连一行也种不到头。日头太毒，晒得学生们汗水直流。同学们厌倦了，就在草丛中捉蚂蚱玩。我喜爱掐下蒲草穗儿玩，它粗粗的，圆圆的，就像一支支蜡烛。我把它们掐下来，成排成行地插了一地，就好像一队队士兵在操练。我沉醉在美好的意境中，玩耍得乐不可支。谁料到乐极生悲，不幸的事儿发生了，我借来的锄头被别的同学将锄把弄折了，我该怎么归还人家啊！我气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谁劝也劝不住。郭老师闻声赶来，一把将我从地上拽起来，厉声喝道：“男子有泪不轻弹，哭什么哭！公家给你修好就是了。”我吓得赶紧把泪水憋了回去。我们一直干了十几天，种豆才算结束。每个学生发了两个白馒头作为奖励，我连一口也舍不得吃，饿着肚子走了十几里路回到了家。我将两个白馒头用双手捧给了母亲，母亲两眼饱含着泪花说：“俺乖孩儿真孝顺”。
　　 到后来，修成的大水库也没见什么农业效益，反倒危害不浅，一亩水稻连一两瓢也打不下来，周围的良田全成了不长庄稼的盐碱地。唯一的收获是水库里的鱼儿长得很大，我们能够用泥巴包着鱼儿烤熟后再吃。
　　
　　 四、开荒种高粱
　　 1961年春天，农村开展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和抓“坏蛋”的运动，平了民愤，拨正了方向，恢复了广大社员对党的高度信任。社员们学习贯彻了党中央发出的“十二条”，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有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小副业，坚持按劳分配，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农村政策。
　　 1961年6月，中央发出“农业六十条”，取消了社员供给制和农村公共食堂。这时我上小学五年级，社会上普遍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嫁工人怕下岗，嫁干部怕下放，低头一想，不如嫁给会计、队长。”“队长见队长，比比新大氅；社社见社员，比比大布袋儿。”在当时，生产队长是实际权威，社员们全凭着偷庄稼过日子。母亲和我不会去偷，因此生活极端困苦。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全国经济形势普遍好转。这年春天，县里颁布土政策：“开熟荒三年不征购，开生荒五年不征购。社员开小片荒不征购，不顶分配口粮。”人们被“三年灾害”饿怕了，为了填饱肚子，就想方设法到处开荒。这时我十三虚岁，上了小学六年级。姐姐、哥哥都远在陕西铜川，俺家孤儿寡母，母亲一双小脚，我自己人小力薄，近处的荒地都叫人家抢光了，俺家只好到离村三里多的村北地开了五分多大的盐碱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