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我大舅有句非常经典的格言，在十里八乡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这句格言是——七十二行好买卖，唯有种田打土块！
　　 一支墨斗定方圆
　　 大舅是一位农民，但不是一位地地道道本本分分打土块的人。大舅一手拿铁锹锄头的时候，一手还兼做着一份另一份临工——那便是“木匠”。在旧时那可是下九流的行当（优伶、婢女、娼妓、乞丐、恶棍、剃头师傅、当铺、灶头厨师、澡堂、木匠）。可大舅不管什么九流不九流，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大舅长着四方脸，扁扁的鼻子，宽宽的额头，少发的头项闪着智慧的光芒。我们家大到纺车织车门窗桌椅、床柜家具，水车风车板车独轮车，小到扬谷的木掀铁锹，端菜的茶盘……只要是木质的用具，几乎都出自于舅舅的手。年轻时代的舅舅是啥样，我不知道。听母亲说，大舅小学都没读完就因父亲去世而辍学了，八岁不到就能下田插秧犁地。可想而知，严酷的生活环境教会了没上几天学堂的大舅——再穷再苦饿不死手艺人这个朴素的道理。于是，我四五岁记事起，大舅就已经是成名的木匠师傅了。
　　 大舅拜的师傅是我们自然村一位姓冯的老木匠，老先生精瘦，两眼放着光。离我们不过两三里路，于是大舅常常在大年初一拜过师傅或者去过师傅家后来我们家小憩。于是母亲总会与大舅聊聊家常。问舅活路多不多，生活担子重不重，孩子们吃不吃得上饭。
　　 冬天农闲的时候，我常在村道上看见大舅，下着雪的乡道，天寒地冻，路断人稀，戴着雷锋帽的大舅挑着担子，一头装着我熟悉的大大小小的刨子，各种方钻子圆钻子不同规格的尺子，一头挑着木工用的长凳……我最感兴趣的是大舅的墨斗。
　　 大舅每次来我们家，我都会偷偷拿出墨斗来玩，有时会伙同四表哥华去偷。我们拿到外面的石板上、大树上弹墨划线，或者在地上划跳方格（也叫跳行，乡下一种用脚踢动瓦片或石块运动的儿童游戏）的线框。如果被大舅抓住，不免会有一顿训斥与责罚。
　　 陆续跟着大舅学手艺的大表哥、二表哥则拿着刨子一边刨着木料一边偷偷的笑。
　　 过去做家具，所有的木料都要用镶了木楔的有刀口的四方形铁器刨去皮，刨得越平整光滑，越见功底。接下来先用尺子测量尺度，再用墨斗测量曲折，保障形状规则符合要求，才能用设计的尺寸用手工锯子下料。
　　 而墨斗是关键点。大舅说：墨斗是祖师爷鲁班动脑子造出来的，它是一种椭圆形的木质工具，一头有墨盆，也叫墨池，像笔筒一样；一头卷着细绳线，线头上系着一铁钉,有时系着线坠儿，叫班母，是纪念鲁班母亲的。而另一头装着海绵与墨汁。细线要通过墨池前端的小洞，进入墨池，穿过墨池的线就是墨绳。操作时，一定要用一块木片，叫叮木尺，用尺按压海绵让线蘸满墨汁，然后按着海绵徐徐拉动。由于在弯木头上是画不出一条直线的，因此有了墨斗在木料上固定拉直，再用手倏地拉起弹下，一根笔直笔直的墨线就出现了。
　　 墨斗是大舅的宝贝。他常常藏得很深。大舅抽烟很节制，喝酒也不贪杯。我们偷到的机会自然不多。有次大舅主动拿出了墨斗，告诉我们：墨斗测方圆，好比我们人生的路。欲知方圆，必立规矩。方，是规矩、框架，是制度，是做人之本。圆，是圆融、老练，是法律，是处世之道。”
　　 后来，我读《荀子》，才知道墨斗“测方圆，辩曲直”的出处缘自“木直中绳，輮以为轮”。而“直”就是用准绳来校准的。
　　 大舅一生严谨，信守祖师爷的教诲，做人正直不阿。不仅将木匠技艺发扬光大，在方圆十里八乡也闯出了名气，更是将个中的人生哲理教导着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六个孩子及众多的弟子。
　　
　　 一生绝活一场空
　　 大舅一生在木工技艺上是与时俱进的。他不仅能造农具，还能造织锦用的织机，能造绣楼，还能生产现代化的课桌，组合家具、复杂的建筑木雕工艺。如屋檐的狮子头，麒麟祥兽等。村里人盖房子都少不了要请大舅做军师。
　　 大舅在荣誉中体面地过了三十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随着交通的日益便利化，村里人经济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木匠行当从农闲时的业余作业、流动式作业，演变成了作坊式，固定式作业，机械设备代替了手工,专业代表了业余。宽敞明亮、风雨不侵、经久耐用的铝合金门窗代替了传统的木门窗。乡镇上诞生了一批专门从事木材加工，家具定制的单位与个人。人们购置家具走向集成化，定制化。
　　 大舅的市场变小了，活路越来越少了。很长一段时间，大舅只能承接一些小农具的活。大舅常常闲在家里，望着工具箱望着一堆刨子锤子钻子发呆。
　　 几位表哥坐不住了，决定出门另谋生路。首先放弃木匠活的是大表哥，他先是做了一年生产队长，看到了乡镇经济变革带来的基建项目兴盛的苗头，很快便承包了临镇的一家米厂，没两年又承包了一家碎石厂。接着二表哥也跟了出去，成了合伙人。老大老二的背叛，引发了其它弟子们的思考，跟着舅舅走街串乡的人渐渐少了。大舅常常是一个人背着行当孤单地走在弯弯曲曲的村道上田梗上。
　　 大舅想，这世道变了？怎么就变了呢？自己为此奋斗了大半生，吃了大半生的千家饭，到头来成了闲人，成了没用的人。
　　 大舅想起那些因扩建乡镇被征用了房屋失去土地的村民们，他们每天扛着农具，养着牛，却只能游荡在垄头陌上。大舅想，至少自己还有地。儿子们不种，自己种。至少自己还有房子还有活干。
　　 然而没过几年，农具全部机械化，不再需要刀耕火种与冷兵器，牛跟着下岗了，播种插秧打谷也都不用人力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过去了。
　　 大舅话语一天天少了，人也日益衰老下去。
　　 “七十二行好买卖，唯有种田打土块！”——曾是大舅闻名乡里的格言，然而最后连他也不知道——这地自己到底还能种多久？
　　
　　 一堵矮墙四幢房
　　 大舅先后建了三幢房子，买了邻家一幢土屋。随着儿子、孙子们先后告别泥土，大舅身边只剩了舅妈。家乡四季雨水充沛，房子年年要维修，前后左右，四幢房，大舅搬了梯子就上屋顶，常常忙得不意乐乎。
　　 几年前春节回家，大舅与舅妈蒸炒卤煮准备了一大桌家乡菜，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在大舅家逗留。大舅一脸的失望。
　　 前年回家，大舅没有再准备饭菜，大舅与舅妈在屋檐下晒着太阳。午后的阳光洒在老屋的土墙上，洒在舅妈拄着的一根拐杖上，洒在大舅与舅妈古铜色的面颊上，洒在禾场边缘一堆偌大的草垛上，洒在一头低头嚼着一把稻草的小头犊背上，洒在残留的一堆鞭炮与稻草灰烬的禾场……金色的光照，一寸寸地移动，再远点是禾场边的稻田。田里结满枯草，不见新翻的泥土，收割后的稻桩，一派荒芜失耕的景象。禾场中央停放着一辆小汽车，许是来看望大舅的亲友买的，可显然与这场景有些格格不入。
　　 大舅一见我们便迎了上来，挤出一丝笑容。
　　 大舅搬来木椅，我们一行就坐在禾场上。聊着农村的变迁，聊着亲友们的生计，聊着各自的身体，聊着四幢房子如今只住两口人，聊着村里的老人们，聊着村民今后的命运。
　　 我转到我与表哥儿时捉小鸟与蜻蜓的后院。经过里屋时，看到大舅最得意的几把木锯挂在墙壁上，木钻束之高阁，墨斗丢弃在结满蛛网的窗台上，工具箱里只剩下几块生锈的铁刀。两幢相连的土屋后壁已然裂开一条缝，后窗已扭曲。我与表哥常住的后厢房，没了蚊帐床铺，一张断了腿的小书桌倚在墙脚，显得空空落落的。
　　 推开后门，但见院里杂树丛生，一两株外国槐荆条树大胆地窜进了里屋，而院墙已大多倒塌，厨房的中央也塌陷，向西侧倾斜，青瓦坠落了一地。一段矮墙固执地坚守着，墙上覆盖的茅草仿佛无力抵挡北风的侵袭，早已烟消云散，雨水侵蚀的墙面伤痕累累，裂开的创面摇摇欲坠。曾经葱绿的竹林只剩下一截截像是被镰刀割过一样的竹柄，冒着瘦尖儿兀自立着。
　　 我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我不知道大舅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儿女们相继离开后，舅妈又一直生着病，一向闲住的他应该是精疲力竭无瑕顾及了。
　　 我们照例没有在大舅家进餐。我想从前舅妈在盖有竹席顶的厨房炒着农家小菜，表哥表姐一大群人围着土灶或者饭桌，那种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场景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而更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我错过了舅妈做的最后一顿的团年饭。
　　 那一年，舅妈去世。
　　
　　 一头牛半壶酒
　　 2017年清明回家，我带着家人一行拜望大舅。远远望去，稻田里禾杆结满了青草，野油菜花在禾场边缘肆意开放着。大舅的一幢老屋倒塌了大半，露出光秃秃的土墙，残垣断壁的碎瓦片堆积成山。
　　 门前那头小牛已成年，仍旧低着头，嚼着一口青草。入门的四方桌上摆着半壶烧酒，一叠咸菜，半袋花生。
　　 我没有进门，心里怯怯的。我不敢再往里走，怕见到失去舅妈失去三个孩子历尽生离死别的大舅，怕见到大舅一辈子引以为傲、赖以营生的“家当”，怕见到破败不堪的后院，更怕儿时余存的美好记忆再一次被掠夺殆尽，怕最后的一丝念想也被淘空。
　　 大舅或许是外婆村的最后一批留守老人，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老屋都倒了，大舅还会不会留在村里；我更不知道通往外婆家的那条路——在没有外婆没有表哥表姐没有舅妈后的那条路，那条我从儿时就与哥哥姐姐一路狂奔的亲情大道，到还能走多久……
　　 我不敢想下去。我放下两瓶酒，一条大舅爱抽的香烟，转身默默地离去。大舅家的屋顶没有炊烟，大舅的格言犹在耳彻，恍如昨天。而西天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