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68年的寒冬，北风呼啸，树枝狂摇，冻裂的天空上漏撒着纷飞的雪花，天地之间一片苍茫，所有物体都穿上了厚厚的银色棉袄。屋破偏遇龙卷风，孤儿寡母的穷家突降大祸，母亲病得奄奄一息，眼看就要不行了。急得一头一头出汗的抢救医生催我赶紧跑去县城托熟人购买一种急救药品。我嚎啕大哭，心急火燎，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县城。当时刚过半夜，干着急也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时间就是母亲的生命，来不得一秒钟的耽搁。我说跑就跑，立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了小董村，身上穿着很薄很薄的撅肚小袄，浑身汗水直往下流，一口气跑了三十五里多路赶到了县城。当我找到熟人把药品拿到手里后，已是早上六点多钟。我狼吞虎咽地消灭了两个随身携带的菜窝头，又急抓了几把雪团填到嘴里润了润喉咙，就又小跑着往家里返回。
　　 雪下得越来越大，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像铺了一层平展展的洁白绒毯，我心急如火，越跑越快，没提防右脚踩到了一个深坑，一下崴了脚脖子，疼得我两眼生泪，一屁股坐到了雪地上。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咬着牙，拖着伤腿，一步一步向前挪。我疼得满头大汗，累得精疲力竭，真想拦个车救救急，于是就站到了公路当中，像个疯子一样拼命地挥舞着双臂高声叫喊：“停车！停车！快停车！”雪大风狂，路上车辆罕见，我望穿了双眼，好不容易盼来的车辆看见我就像看见了妖怪，都是绕开我急驶而去。我哭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只好打消了拦车的想法，咬紧了牙关，坚持着一步一步向前挪。我挪着挪着，实在挪不动了，脚下一滑，身体重重地扑倒在了公路上。
　　 时过不久，一辆吉普车飞也似地驶过了我的面前，随着车里“停车，停车”的连声叫喊，吉普车在我的前方三十多米处猛然刹车，又慢慢地倒退，稳稳地停到了我的跟前。从吉普车上跳下一位高高个儿、弯弯腰儿、穿着军大衣的中年人，他把我从雪地上搀扶了起来，用一口浓重的山西腔问明了我的情况后，就向车上人说道：“这个小孩儿有急事要回小董，脚崴了走不成，咱们再挤一挤，多捎个客人。”司机低声嘟囔说：“咱的事更急，车上也真挤不下了。”那个中年人瞪着眼狠狠地说：“吉普车又不是小毛驴，多一个小孩儿就驮不动了？真挤不出地方，就让他坐在我的大腿上！”他说着就脱下军大衣裹住我那冻僵的身体，把我抱到了车上，让我坐在他的怀里。我当年虽已虚岁十八，但因正长身体时营养不良所致，个子又瘦又小，看起来真像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我的眼睛湿润了，手脚变暖了，心里感觉热乎乎的。我细听车上人的互相交谈，才知道抱我的中年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武陟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赵银贵同志，他正带领五个人要到焦作市里去开紧急会议。
　　 吉普车即将行驶到三阳村西面的三岔路口，距离小董村还有十来里路程，一直注视着车窗外的赵银贵主任发现公路上有一辆马车。他高兴地吩咐司机将吉普车停在马车前面，把我放在车座上，自己跳下吉普车来，站在路当中拦住了那辆马车。恰巧赶车人是个农村干部，认识赵银贵主任。赵银贵主任说明了紧急情况，要求赶车人拐路，专程把我尽快送到小董村家中。那个赶车人把头点得活像鸡叼米，连声答应“中中中”。赵银贵拍拍脑袋想了想，从身上掏出来一张五角钱纸币，硬塞到了赶车人的手中，开玩笑地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可不敢白用你，省得现在犯错误。”
　　 我挣扎着要自己下车，赵银贵把我按在车座上不让动，他用左手固定住我的右小腿，用右手紧握住我的右脚，把我的脚脖子晃了几晃，趁我不注意，狠一拉，猛一送，只听“圪崩”一声，赵银贵兴奋地大叫：“捏上了，捏上了！”他嘱咐我回家后一定要用青石头烧热泡童尿，然后熏洗脚脖，这是他山西老家的验方，歇一晚上就会好的。他把我抱到马车上安置好，等马车启动了，才向我挥手告别。
　　 我及时赶回到了家中，母亲用上了急救药，很快就转危为安了。后来，母亲逢人便说，感谢赵银贵救了她的命。村里干部对我说：“咱武陟全县只有这一辆吉普车，‘县太爷’还请你坐了坐，你真是有福之人。”
　　 1969年元旦刚过，国际形势极端紧张，中苏大战一触即发，全国范围大规模征兵，武陟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赵银贵同志向全县人民做了征兵动员的广播讲话。我家孤儿寡母在家家都有的小喇叭里听到了赵银贵的讲话后，五十二岁的母亲饱含热泪对刚刚十八周岁的我说：“儿呀，你不要挂牵娘，你报名参军吧，这样的共产党好干部，这样的红色政权，值得咱豁出命来保卫他。”于是，我就戴上了红色帽徽红领章，来到了京津门户的海防前线战备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