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那年的暑假，我把读过的小说列了出来，仔细斟酌比较之后，给它们排列了名次，记得是《林海雪原》排第一，它之下是《红岩》、《军队的女儿》。排列之后心情好极了，简直是澄澈透明，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文学，了解了小说。当我年岁稍长，经历了许多世事，我才知道当初的排列有多么可笑，多么的井底之蛙。古往今来，历史的星空中出现过数不清的作家，这些作家奉献出浩如烟海的作品，汇成了人类文化的长河。每一部作品都是这长河中的一滴水珠，它们展开的形式不同，但是它们发现和记述的，都是人类生活中的深刻的地方，又怎么能分得清哪一滴水珠更晶莹、更闪亮呢？我们只需在这长河中掬起一捧，滋养着自己就行了。也不妨将读书当做一张储蓄卡，一点一点地积累，给自己存下一份孤独时的陪伴，逆境时的慰藉，存下一座放牧心情的心灵牧场。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有它自身的智慧，它比作者本身的智力更高深，依他的意思，小说成了具有独立个性的人。它不需要作者帮它装扮，它有它本身的思考和表现，它是独立存在的。至于读者究竟能从它那里得到什么样的理解和触动，是读者自己的事。好的小说给予读者的，应该大于他文字中记录的内容，好的小说家能让你看到作品以外的天空。
　　 其实读书完全是个人的事，读什么样的书，就像找对象谈恋爱一样，大家都去找，找到的却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小说读的多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感觉，也凭这份感觉分辨着众多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好小说的标准。我的好小说标准大致可以归纳成三个方面：一有小说这种文体自身的魅力，二有作者对生活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三个人物的命运与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一、有小说这种文体自身的魅力
　　 小说和故事密不可分，但是小说叙事要讲究艺术性，小说叙事可能有几根线条，语言也比讲故事时更丰富。而故事会顺着一根线条讲下去，故事讲究的是新奇感，一波三折，小说虽然也需要这样，但更注重叙述的语言和形式。
　　 每一次历史变革都会产生一批好小说。《尘埃落定》和《废都》写的都是社会大变革时的故事，都是好小说，是你打开了就不愿意合上的小说，它们的魅力可以从语言、塑造的人物、叙述节奏等方面显现出来。
　　 这两部小说有不同的韵味，但是都有一种相同的力量无声地召唤着你：往下读，往下读。就像一首教堂里的音乐，旋律简单，声音效果和谐，它不是要你震撼，而是要渗透进入你的思考。小说的韵味是通过叙事节奏来实现的，它们就像流动的活水，节奏明快滔滔不绝，按照本身的速度向前流动，让读者在流畅的阅读中享受。也有一种类似于触角的东西让你追着作者的脚步，这东西能带着读者跟着去思考、去延伸，这大概就是小说的内涵，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语言是好小说的重要因素。《尘埃落定》的语言风格很独特，那是一种空灵纯净的文字，阿来用这样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古老的藏地风情和遥远的土司历史。
　　 “满世界的雪光都汇聚在我床上的丝绸上面。我十分担心丝绸和那些光一起流走了，心中竟涌上了惜别的忧伤。闪跃的光锥子一样刺痛了心房，我放声大哭。”
　　 “她在满是浮尘的春天大路上跪下了，一个头磕下去，额头上沾满了灰尘。”
　　 “为什么宗教没有教会我们爱，而教会了我们恨？”
　　 像这样的句子，《尘埃落定》中比比皆是，它既是为叙述者傻子二少爷的特定身份量身定制，又有西藏地域的神秘和野性。
　　 贾平凹在《废都》中的语言像以往一样，呈现着一种乡村的淳朴状态。他曾说过，小说是说话，散文是沉吟，修炼到这种意境，他写起小说来真的就像说话一样轻松，文人们那种迷茫、慌乱、找不到自己的神态，被他用这种语言描绘得惟妙惟肖。他的语言诙谐浑厚，比如：“城市是一堆水泥嘛！这个城市的人到处都在怨恨人太多了，说天越来越小，地面越来越窄，但是人们却要逃离乡村来到这个城市，而又没有一个愿意丢弃城籍从城墙的四个门洞里走出去，人就是这样的贱性吗？创造了城市又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山有山鬼，水有水魅，城市又有着什么魔魂呢？”
　　 “尽管妇女的威风已超过了丈夫，一年也仍只有一个‘三八’节。虽然有八十岁的老翁做了新郎，他还是个老翁。”这样的语言鲜活，朴实中带着诙谐，真切动人。
　　 小说是写人的，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写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读一本小说，我最关注的是其中的人物。
　　 《尘埃落定》中，阿来给了土司二少爷--傻子一双独特的眼睛，那是一双深邃的眼睛，它“什么都看得见，不仅今天，明天也都全部看见了”。由于是公认的傻子，他早早就被排斥在权力继承之外，他的哥哥叔叔们反而都对他很好。他悠闲地一个人仰着头，呆呆地望着天空。在所有人都当他是傻子的情况下，他以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慢慢地认知着这个世界，有意无意地决定着家族的命运。阿来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以一个傻子的眼光来描述麦其一家的兴旺和消亡，因为傻，可以讲得直白、真切，把那场变革叙述得如临其境。那是一场前所未有、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沉睡了几千年的、由土司们主宰的雪域高原上，解放军剿匪的隆隆炮声粉碎了麦其们的梦，麦其家的官寨坍塌了，最后一个土司傻瓜少爷死于仇人的刀下，土司制度正式落幕，高原上出现了新的制度，新的主人，新的生活。而旧制度和旧的人，如飞烟，如青灰，最终尘埃落定，留下一首凄美的挽歌。
　　 《废都》是一部给作者带来大麻烦的作品，一部有过大争议的小说，讲述古老的都城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发生的故事，以四大文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的故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济转型开始升温的时候，与改革潮流并存的一些投机、攀附的闲人们扰乱着文人们一直生存的环境，置身其中的庄之蝶没能幸免。闲人周敏想借名人庄之蝶来博一下眼球，给自己找点在社会上立足的机会，他写了一篇庄之蝶趣闻的文章发在小报上，文章中似假似真地隐现着庄之蝶和他的旧情人。从他的这篇文章开始，庄之蝶走上了厄运，被人利用了的不快时常冒上来，由这篇文章带来的官司让他恼火，对找他打官司的旧情人又只能隐忍。恶劣的心境使他无法潜心创作。面对这些现实接连催生出来的尖锐而强大的精神重负，他不知该怎么办了，试图给慌乱的灵魂找一个逃逸的出口。庄之蝶在性关系上的紊乱是小说中一部分重要内容，一个文人、名人在性事上这样不可约束，说明他的精神秩序确实崩溃了。官场、文场接连失意，家庭也解体了，他从名人变成了闲人，又从闲人变成了废人。他生于废都，长于废都，在废都给自己赢来过巨大的荣誉，现在他只能离开废都，到他乡另谋生路。小说的末尾，身心虚空的庄之蝶在车站中风了，连出走都变得没有可能，这是小说最深刻的地方。
　　 读贾平凹的小说，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智慧。比较《尘埃落定》和《废都》，假如把它们比作两颗明珠，那么《尘埃落定》是一段尘封的历史，阿来用他的双手重新雕琢出来，呈现在世人面前。《废都》不是这样的，它就存在于现实当中，混迹在闹市里，等着慧眼人去发现。
　　 阿来是靠人的智力雕琢出明珠，贾平凹是靠灵感找到了明珠。
　　 有人说贾平凹是个鬼才，他是不可估量的，说不定哪天来一阵顿悟，又会写出超越他自己的作品来。
　　
　　 二、有作者对生活对生命的深刻体验
　　 贝娄的小说《赫索格》开篇第一句就让人耳目一新：要是我真的疯了，也没什么，我不在乎。这篇小说获诺奖的获奖词是：由于他作品对人性的了解，以及对当代文化的敏锐透视。他是在观念上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他的作品中，在美国社会的精神状态之下，知识分子是一群普通人，它们既不能忍受失败，也无法经受成功，既崇拜文化，也追求金钱和权力，既向往精神之美，也追求肉欲的满足。在追求崇高和破坏崇高之间，人道主义的理想，理性的局限，人性的模糊多变，人的命运的含混复杂，构成了所谓观念的核心。贝娄选择了赫索格这样一位对世上的一切都在进行判断、分析、评介的人类学教授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让读者在他剖析自我、发现自我、理解自我的过程当中去认识社会，借他的口发出这样的疑问“思想能把你从生存的梦里唤醒过来吗？也许不能。”“我感谢上天给予我一个人的生命，可是这生命在哪儿呀？作为我生存唯一借口的人的生命在哪儿呀？”虽然赫索格的思考没有找到答案，但是这些思考的价值不可忽视，这些思考正是知识分子遇到的普遍问题。这样的作品，也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写作大师的笔力，以及这钟笔力所能达到的深度，显示出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成就。
　　 美国有一位作家说过：“一切严肃作品说到底必须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看到这段话，我最先想到了杜拉斯写的《情人》里面，没有高大的主人公形象，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传统道德的感染力。但你只要开始读它，它就能抓住你不放，用它那独特的语言征服你，让你体味到一份无可化解的激情和哀伤。杜拉斯是一个冷静的述说者，平静淡泊的述说中，让你回味无穷，也让你心痛入骨。
　　 杜拉斯写《情人》，是一种回顾和忏悔的释放性写作。她是个感性的女人，一生中的每一段时间，都在寻找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寻找非道德状态下的、可以给她以生活和创作激情的男人，大量的露水情缘不断地为她提供灵感和素材，她所有作品里都有自己风流韵事的影子。
　　 我这样说，并不是对杜拉斯不敬，恰恰相反，我一直深爱着这位睿智、真实的作家，喜爱她极端而又惨痛、富有魔力的文字，喜爱她敢于剖析自己、不惧怕写出真实的自己的勇气。许多人不敢面对自己的丑陋，不愿意往内看，因为往内看是痛苦的，是灵魂的忏悔。
　　 历经情海，已经七十岁的她写下了《情人》，挖掘出早年在殖民地家族创业失败后的灰暗背景、对母亲对哥哥的挚爱和挚恨、青春期的狂乱与躁动、将身体以妓女卖淫方式出卖的、十五岁半女孩的焦灼迷乱的复杂心情、以及与中国情人那一段绝望无助的性爱、无法言说的孤独感、还有在最后分别时爱情的觉醒。整部作品悲怆深沉，有一股扑面而来的苍凉的激情。
　　
　　 三、人物的命运与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
　　 小说《静静的顿河》描写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那个动荡的历史年代,写那个年代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和斗争，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命运始终处于小说的中心位置。他是一个热情、勇敢、勤劳的哥萨克青年，他在那段动荡的年月里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路，短短五年时间里，他两次参加红军，三次投身白军和暴乱，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我从1917年起走的就是一条弯路，我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从白军里逃了出来，但是也没有靠拢红军，我就像冰窟里的粪球一样飘来飘去……我怀着很大的热情为苏维埃服务，可是后来的一切都变了样子……在白军的司令部里，我是一个陌生的人，他们始终对我怀疑……可是后来在红军里也是这种样子。”造成他这样的摇摆不定，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是一个劳动者，有劳动者的朴素情感和善良意识，作者否定了他走的道路，却成功地塑造了他英勇豪放的性格，正直善良的心性，对他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切的同情。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是他哥萨克的身份。在历史上哥萨克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军人阶层，他们勇敢，忠诚，是沙皇用来镇压自由的工具。喝着顿河水、在顿河草原上长大的他，从小受到传统教育，使他以维护哥萨克的光荣为荣。在动荡中，葛利高里是迷惘慌乱的：该拥护布尔什维克吗？因为他们许诺要推翻官老爷，给受压迫者自由。还是该选择维护哥萨克的荣誉？因为自己世世代代身为哥萨克。他正如一个白军军官所说的：一方面你是拥护旧时代的战士，另一方面——请原谅我说话尖刻，又有点像一个布尔什维克。这个个人品质优秀的青年，他追求爱情，妻子和情人都为他惨死，他追求哥萨克的荣誉，却变成不到三十岁的白发老人，一个活死人，家破人亡，等待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的严惩。相对于那场大革命而言，葛利高里不过是漩涡中的一点泡沫，汹涌的潮水很快就碾碎了他。
　　 看过不少写革命斗争的小说，几乎都是从革命的角度来描写人，歌颂人或者批评人，而《静静的顿河》是从人的角度来描写革命，从革命的动荡中审视人性。这是一部宣扬人道主义的作品。
　　 《蛙》也是一部由动乱的现实生活催生出来的作品，这本书我是急吼吼地买来、耗一个通宵读完了的，莫言笔下的故事如此的真实，如此的让人无法辩解。那时候，我刚离开校门参加工作，干的就是书中的那些工作，计生组、产房都干过。记得当时卫生院的墙外边掘了个深井似的坑，用以掩埋那些小超生们，每次拎着污物桶过去，手里都得拿一个木棒子，根本来不及挖土掩埋，那些狗都吃红了眼睛。虽然我很快就调离了那里，但是那段噩梦样的记忆是抹不掉的，什么时候想起来，心里都会一阵颤抖。
　　 《蛙》中，姑姑这个形象感觉塑造得前后不搭。前半部是赞美的笔调，人物形象是正面的。到后半部笔调就变了，莫言的笔端，甚至流出了厌恶。到最后，变得更突兀，最绝的是姑姑在洼地里迷了路，蛙声像千万个婴儿一样围着她啼哭，她吓得魂飞魄散，昏死过去。自那以后，姑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呆滞，迟钝，总觉得手上沾着腥臭的血。这样写姑姑，作者大概也有难以言说的原因，要写出忏悔和反思的主题，也只能写成这样了，因为有些问题不好交代清楚。假如有人向莫言提问：该由谁反思？由谁来忏悔？相信莫言一定是环顾左右，十分尴尬，不知该怎样说才好。肖洛霍夫自己说过，他在《静静的顿河》所写的都是严酷的真实，莫言也是。文以载道，化洽天下，文学既然有这样严峻的使命，写作者就应该有良心和担当，秉笔直书。
　　 互联网时代让写作者感到了便捷，因为它拿掉了发表的门槛，只要你愿意，你的作品很快就能出现在读者面前。但是写作者该有写作的良心，写党八股不是为文之道，为权主儿写软文也不是，充当枪手人家指哪儿你打哪儿也不是，写这些东西只能让人鸡皮疙瘩碎一地。你的文字无论是否精美，至少应该守住为文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