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年，我随母亲回了姥姥家，见到的第一个家乡亲属就是二姨。二姨父在食堂工作，姨家独生女好幸福，过个十天半月的，就能吃上姨父从食堂带回来的芝麻饼。
　　 这天，姨父进家笑眯眯的，然后解开外套，照例从咯吱窝，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芝麻饼。那种饥饿年代，一个饼，拿出来当然是他的独生女享受呢。
　　 我们在太原住了几年，都没吃过那么香的芝麻饼。芝麻被炭火烤过，个挨个铺在饼上，离老远芝麻香就扑鼻。
　　 我只有六岁，和吃奶的小妹，因亲戚面，一起都拥在母亲的怀里，看着表姐一口一口地咬那饼。饼好脆，“嚓嚓嚓”，饼裂芝麻粒迸溅，饼渣掉进嘴里的不算，掉到地面也有指头肚大的好几块，我跑过去就去捡，表姐以为我要吃她手里的饼，手捂着，呵斥“走开”！
　　 家里所有人无论用什么话劝她“给妹妹分一点”，她就是不肯，二姨一家人尴尬，姨母便操起铜勺子说：“你不给，我就给她炒鸡蛋。”表姐大概不稀罕炒鸡蛋，后院就有老母鸡，再下一个就是她的，没反应，只顾低头咬她的芝麻饼。
　　 二姨动作迅速，碗一样的铜勺子已被炭火烤成黑黄色，只有中心显出黄铜的颜色。那铜勺子伸进灶火里，正好卡在火口上，铜勺子热了，姨母便磕进当日母鸡的功劳——还带有体温的一个鸡蛋，筷子搅了几搅，撒了一点盐沫子，拨在一个小碗里，端来给我和妹妹吃，那炒鸡蛋黄的可爱，小葱又绿得亮眼，我让了让妹妹，妹妹拱在娘怀里伸手拽奶头，我便转身狼吞虎咽，这场战争总算平静下来。
　　 接着，姨倾尽所有，倒出一点白面做汤面，招待从太原回乡的我们一家。她把面条切得精细，再加土豆、白菜片，一锅的汤面做成了。
　　 姨母又把铜勺子放在火口上，才弯腰把头钻进瓮旮旯，伸手把油瓶从里边探出来，铜勺子正好热了，她倒了铜钱般的一点油，无需等待，那点油迅速发热冒烟，正好有炒鸡蛋用剩的的葱丝，“嘶啦”放进去，她把长把的铜勺子，连油带勺子扎进汤锅里，滚烫的铜勺子带着冒白烟的油，还有炸黄的葱丝一起在汤锅里遇汤水，竟然把汤面弄得“忽突忽突”的响，“突突”声终于平静，姨母把铜勺子把子握紧，搅匀了汤面，就开始拿碗分舀，大娃小娃，大碗小碗，汤面因为那点油格外香，大家吃得汗水淋漓。
　　 此后，母亲和父亲移居到晋中的小山村，在那里因为权贵者，剥夺了我的代教资格，我发狠回了柳林，到姨母的村里教书。
　　 其时姨母的独生女已经嫁了，姨父去世，我在姨姨怀闻娘亲，每当我在神婆山摘了木竺花，姨母总会用铜勺子给我炒鸡蛋。队里只要分一点小麦，她会再来一次铜勺子浇油的汤面。
　　 那把铜勺子比姨母的生命长，至今还躺在那里，而姨母因为一只小狗叫惊着了她，瘫痪并离世，我失去了最能说得来的第二母亲。
　　 改革开放，社会变革，家家户户垂睐于不锈钢产品，谁还正眼去瞧躺在房角旮旯里的铜勺子呢？尽管铜有点值钱，人们暂时不舍把它送到收破烂的手里，但它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和那些锈迹斑斑的锄片、犁耙、织布机、井轱辘，一起堆在闲置的破房里，和进入垃圾堆和碎布破锅混迹一处有什么两样呢？
　　 谁还记得当年它不怕火烤，敢于滚油浇面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