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瑭，字粹夫，号柏斋。明成化十年（1474年）生于河南武陟千秋乡头铺镇（今天的何营村）。他自幼聪慧好学，才华出众。弘治十四年（1501年）乡试第一，第二年登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编修，晋修撰，步入仕途。他为官清正，刚正不阿，为世人称赞，先后任开州同知、东昌府同知、工、户、礼三部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等职。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文定公。何瑭为官一生清正廉洁,称得上两袖清风的表率。他提倡经世致用，求真务实，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明代中期一位杰出的清廉正直、惠爱百姓的政治思想家。我们仔细挖掘、细心研究何瑭的廉政思想，有助于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能使廉政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何瑭特别强调廉政的重要性，把廉政看成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他的话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他在《柏斋集》卷一中写道：“盖官吏贪赂必剥削小民，小民穷困不堪，小则为盗，大则作乱，而国家之治败矣。此必然之理也。伏自皇上即位以来，选用忠贤，禁止贿赂，辇毂之下，号称清明。然府县之间贪风犹在，诛求剥削至今未已。上司多事姑息，不行严治，甚者交通贿赂、纵容行私，民财日空、民生日困，其弊大端在此。此风不革而欲望小民之安、国家之治，盖断乎无是理也。
　　 何瑭提出了只有先当廉洁人，才能当廉政官的思想。
　　 何瑭训子的格言是：“见财，莫贪；见光，莫沾；亏心事，莫办；伤天害理事，莫干。”他留下家规，警醒自己的后人。其中核心思想“立戒十四字”和“恪守十七句”，对于后人具有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立戒十四字以谦、俭、劳、廉、忠、孝、善七字为立身之本。以骄、奢、逸、贪、赌、佞、凶七字为终身之戒。恪守十七句：要为民者勤、为富者仁。为官者廉。要教之以礼仪，育之以勤俭，修之以身心，养之以道德。要谦恭礼让，不可骄傲；艰苦创业，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以一技而立天下，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与地，中不愧于人。
　　 这样的家规，全面地概括了一个人的做人根本和底线，对于我们今天的所有人来说，同样有着深远的警醒作用。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再做好官，一旦利欲熏心，走上腐败之路，必将身败名裂，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何瑭一生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生活俭朴。他布衣蔬食，雅好躬行。做官时两袖清风，官至三品，家如寒素，内无媵妾，外鲜仆御。
　　 他在自谱词曲的《柏斋乐府》里唱道：“积诗书满屋，不慕他人豪富，粗衣淡饭，清白家风，萧条门户……”
　　 何瑭居家时不积私产，反对奢靡。死前又交代家人他死后一定要薄葬。按他的说法就是“随身衣裳，就肚干粮”。 
　　 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3年）九月三十日何瑭病危。他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说：“为父一生没给你们置房买地，只攒了五千两俸银，也不打算给你们。三千两修建景贤书院，两千两周济穷人。给你们留下四句话，作为遗训，我死后立碑墓前，传之万代！”于是他扶病写下“不要钱碑”上那四句话：“吾儿强胜吾，要钱做甚么？吾儿不胜吾，要钱做甚么？”在于教育后代子孙要清正廉洁，不要贪财，不要为给子孙多留遗产而贪得无厌：子孙比自已强，子孙会有钱财，不需要什么遗产；子孙不肖，留下的遗产再多，也不够他挥霍。
　　 何瑭一生是清廉人，当官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举国闻名的廉政官，他为后世官员树立了廉政为民的光辉榜样。
　　 何瑭当官时反贪绝不心慈手软。他的格言是：“治久病者用毒药，革久弊者用重典。痛惩贪赂官吏，以快小民之心。官吏畏法，小民得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任开州同知、东昌府同知、户部右侍郎期间，强力反贪，措施得力，立见成效。在他的雷霆手段之下，属下无人敢贪。
　　 何瑭提倡“籍没法”，加大贪腐成本。使官员感到若贪腐则得不偿失，对贪腐望而生畏。此举能够有效防贪。他说：“夫贪官之所爱者，财耳。若止去其官、不夺其财，彼犹不失其富，既不知耻，岂肯改行！若籍没法行，则虽不问以死罪，彼虑并失其原有之财，必知警惧，则贪风庶乎可革、民财不耗、民困可苏，而国家之治庶可保之于无穷矣！”
　　 他主张“初犯者除问罪外，俱将其违法之物没官。如饮食诸物不可没官者，则照依所费罚之。再犯，倍罚。三犯，不分官民，俱迁徙化外。如该管官员承告官民奢僭事情不与受理，及虽与受理不照例罚治者，俱依制书有违问罪，通不管理者，即以不职罢黜。”
　　 何瑭对反腐注重循序渐进，扎实有效。他主张：“宜先申明戒谕天下百官，令其守廉爱民。令下之后，敢有仍前贪赂害民者，凡犯枉法赃满贯以上俱籍没赀产，照例充军；犯不枉法及侵盗赃至银一百两以上及他物值银一百两以上者，亦籍没赀产，照常为民；军职犯赃，一体归断。若上司官承告官吏贪赃事情不与受理，及虽与受理而拟断不如法者，即以不才黜退，有赃者亦从重论。毎年终，巡按御史及法司，俱将问过赃官起数，造册具奏，以凭查考其奸顽。妄揑赃私排陷官吏者，除问以诬告罪名，仍迁徙化外。”
　　 何瑭推行“奖告法”。他施行“犯者除问罪外，照依所得罚钱以十分为率，俱以三分给告人充赏，七分备赈及补助贫民粮差拖欠之用。”何瑭这样一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改变了反贪只是有权部门的事情、反贪结果与老百姓丝毫无关的局面，而是成了全民的人人反贪的红火热潮。谁告发谁就能得到十分之三的赃款，平民百姓人人都能得到贪赃款十分之七的实际利益。这样就迅速形成了全民反贪的汪洋大海。这个绝招立竿见影，使何瑭所管辖的范围很快无贪。
　　 何瑭采用人道主义反贪，深受正反各方的理解。他主张：“死罪准其收赎，盖不忍以财物之故伤人性命。况彼夺民财而法乃籍没其财，情法似乎相对，且未尝伤其性命……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没似可矜悯耳。”主张对贪腐者不杀不关，三次犯贪而罪大者迁徙化外，赶到偏僻荒凉之地无钱可贪，自食其力，屯垦边疆，发展生产，重新做人。
　　 何瑭主张对官员实行财产公开、上任审计、财务透明、离任审计。认为这是防止官员贪腐的基本条件。他本人说到做到，从自己做起，率先垂范，主动接受别人的检查与监督。
　　 正德六年（1511年），他去开州上任时，自己背着纺花车，妻子只带了一个包袱。离任时，财产依旧，并请众人当场证明，以示清白。直到如今，开州（今濮阳）仍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负车上任住小店，废寝忘食查冤案，锄奸平暴安良善，何瑭美名万代传。”
　　 正德十年（1515年），他升任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同知时，避开欢迎队伍，悄悄入府。他自嘲吟道：“负弓牵驴来上任，盛情吓散一缕魂，只因穷得像要饭，不敢擅进贵府门。”正德十二年（1517年），他从东昌府辞官返乡，临走前主动向在场人员展示行李。他的廉洁官声，东昌府老百姓有口皆碑，齐赞何瑭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何瑭施行“无漏洞防贪腐”，防重于治。嘉靖七年（1528年）何瑭改任工部右侍郎，至京改户部右侍郎，掌户籍、田亩、货币、税赋、官员俸禄。他设置有权属员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贪腐。他查漏补缺，以求达到工作流程无漏洞，有效地防止了贪腐的产生。
　　 何瑭主张“高薪养廉”。他在户部工作期间，了解到官员公开的薪俸不足以解决正常开销，因此造成了用灰色收入来弥补的惯例。他就适当提高薪俸，用以养廉，满足合理开支，杜绝灰色收入。
　　 何瑭主张“反贪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妻子、儿子、亲友、亲信，还是皇帝、权贵、同僚，毫无例外，一样对待。
　　 弘治十五年（1502年），何瑭任翰林院修撰，不屈于大贪官刘瑾，辞官。
　　 正德六年（1511年），何瑭经筵直谏皇上，要求禁贪墨以吏治。朝廷不但不纳，还以忤旨之罪，将何瑭调出京城。
　　 权臣张罗峰很赏识何瑭的才学，准备提拔重用他，在召见他时，他却直言不讳地诉说了张罗峰的十三条贪腐罪状，使得在场的官员十分吃惊，张也无言以对。
　　 何瑭在开州任职时，妻子曾在气恼之下违法乱纪。何瑭得知后，依法公断，留下了“何瑭斩妻”的传奇故事。
　　 历史证明，只有在反贪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真正的反贪；若是搞什么有选择性的反贪，无论你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则只会被老百姓理解为官场上争权夺利的“窝里斗”，只会增加老百姓的更大愤恨。
　　 何瑭认为，真反贪，也不难。他说道：“当时论者，皆谓难以施行。臣窃谓责人以难能之事，则材知有限不可勉强......至于贪与不贪，则在乎肯与不肯，非有甚髙难能之事。”
　　 今天看来，何瑭老先生的话很有道理。真反贪，假反贪，一目了然。现成的“全民反贪”的有效办法就在那里摆着，已被古今中外反复证明，可以立竿见影，大见成效，并非什么高难能之事，就看你肯不肯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