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姜广平：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写实流派中的旗手型作家，与《烦恼人生》时期的池莉是新写实中的双子星座。你如何看待这种定位？当然，我知道这种分类法，你不一定接受，更不一定喜欢。
　　 方方：也有很多人认为我应该归在新写实流派中。对于我来说，这是件无所谓的事，评论家总要把写作相近一点的作家归堆，写文章时方便提及，道理就跟菜场里要把萝卜白菜分别归堆一样。所以，他们怎么把我归堆都行，我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所以，在我这里，既不存在不接受的问题，也不存在不喜欢的问题。
　　 姜广平：你觉得你现在的写作状况，离那所谓的新写实有多远？或者说，《风景》之后，你觉得自己走出多远了？
　　 方方：我从来都不考虑这些，而且这也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我写作只按我自己的内心需要去写。走远了就好吗？或者走近了就不好吗？反过来问也一样。写作这个事情，你只要多想如何把你正在写的作品写好就行，其它的又有什么好想头？
　　 姜广平：蒋子龙说不知你是否大红大紫过，但你从未被忽视过。我觉得这对你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评价。你不像某些作家只靠一惊一咋来获取读者。
　　 方方：我不知道对一个作家来说什么叫大红大紫，是否书卖得多、或者奖拿得多、更或者报纸天天报道就叫大红大紫？如果是的话，我的确没有过这样的运气。没有被忽略，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停下来不写。如果有一天我不写了，自然就会被忽略，这是件很自然的事。
　　 姜广平：有人说，你的写作意识中似乎并没有多少女性意识。就像被很多人称道的《一波三折》，我也觉得要比《何处家园》来得更好，但似乎也没有偏重于女性意识，而是将社会批判与伦理思考绞织在一起的。
　　 方方：别人一直这样认为，我以前自己也一直认同别人的看法，觉得我的小说不属于女性文学一类。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人们（包括我自己对女性文学的认识有大误区。我们总认为那些只写女人、婚姻、爱情以及与性相关的小说，才是女性小说。细想想，这半点道理都没有。如果是过去，女性生活除了这些，没有其它内容，倒也说得过去。可是时代到了这个时候，女人和男人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女人再像古代一样，面对的只是爱情、婚姻家庭。女人同样和男人一起面对整个世界，男人所有的压力女人都有，男人应该有的荣誉以及竞争什么的，女人也有。大家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为什么只是爱情、婚姻、家庭的这种小说才是女性小说、才是女性文学？所以呢，我觉得至少是不准确的。当然，还是那句话，可能因为评论家要写文章，他这样归归类便于说话——这个堆头是个什么，那个堆头是个什么，他要归堆也无可厚非啦。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不准确。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有着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
　　 姜广平：可能更多的你倒是对男性投注了某种关怀。初期的写作，我觉得你对卢小波这个人物把握得非常好。《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里，那个叫许红兵的男人其实与他有着某种相似性。
　　 方方：我谈不上去对男性特意去投注什么关怀，只是我那时写的小说正好里面的主人公是男人，而这个男人只能这么生活这么做，于是就这么写了下去。
　　 姜广平：后来的写作中，可能着力于对父亲形象与丁子恒等高知男人的塑造。
　　 方方：这都不是一种刻意，而是小说的需要。这种需要并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
　　 姜广平：《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可不可以看成是你对女性生存状况的一种思考？
　　 方方：只是想写一个执着的爱情故事，怎么看是读者的事。我觉得一篇小说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因为，作家写完小说只完成了作品的一半，另一半是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完成的。读者怎么理解作品，又全然与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性格以及成长背景相关。
　　 姜广平：相关的问题是，《奔跑的火光》《水随天去》可能也是你对女性话题关注得最深刻的作品。在这几篇作品中都有着你对女性的批判：《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是对女性爱情理想的叩问，写出了一种像石头般坚硬的爱情理想，《奔跑的火光》是对女性道德的审视，而《水随天去》可能是写出了女性爱情中的纯净与爱情中的自私。不知这样的分类与分析是否能得到你的赞同。
　　 方方：我觉得读者怎么认识和分析都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的看法多是建立在他们的人生体会和阅读经验上，我对此惟有感谢。
　　 姜广平：我觉得《水随天去》非常出色地将女性复杂的两面性绞织在一起，使人所思甚深。
　　 方方：我看到的很多女性常常都带有两面甚至更多面的性格。她们经常是受害人，但又充当了害人者。她们常常给人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我现在越来越能体会鲁迅当年的那种既哀亦怒的心情。
　　 姜广平：我觉得《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中的陈福民这个人挺好玩的，他那么小气，但最后却还是得到了瑶琴刻骨铭心的无爱之爱。这是不是一种生活的幽默呢？
　　 方方：人都是很复杂的，人并非是一个单面体，而是一个多面体，他在这方方面可以跟大家所期望的标准不一样，可在那方方面可能又超出了人们所期望的标准。一个人的小气与对爱情的忠实本来就是两回事。不是生活的幽默，是生活本来如此。当然从广义的幽默来看，所有的事都带有幽默色彩。
　　 姜广平：这几篇作品似乎有着《桃花灿烂》的余绪。
　　 方方：怎么看都可以。
　　 姜广平：《暗示》写了一个错误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你的《“大篷车”的故事》《走向远方方》等早期作品，那时候你写坚定不移的正确与判断。而往后，你则写出了某种不确定性与游移性。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方方：当然是因为自己在成长，也是因为生活的教育。毕竟你提到的几篇小说的写作时间相差了十多年。人年轻时，因为见识少，反而诸事都喜欢用肯定的态度，年长之后，见多了，方才明白，什么事都不是可以随便断定是与否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的年龄越大，反而越谨慎的缘故。其实也并非仅仅是激情少了，而是见多了，已然明白什么事情都不那么简单，都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所以不确定。所以游移。
　　 姜广平：《暗示》与《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我觉得对女性的问题关注得也非常深刻。前者写得恍惚，后者写得迷离。似乎都写了女性的缺少关怀与受伤害。但我觉得这伤害里面有很多是自己造成的。
　　 方方：用“恍惚和迷离”来大致概括我的这两部小说，我倒是蛮喜欢的。因为我在写《暗示》时，的确就是在写一个恍惚的人，几乎将小说叫了《恍惚》，而另一篇小说在我写作时，脑子里也冒出过“迷离”二字。
　　 姜广平：《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有一种好女人却想作贱自己的意念。她们是不是被自己压垮的呢？或者说，这些好女人其实需要释放。譬如黄苏子，内心积压了太多的肮脏情结，它需要有一个奔放的出口。这使我想起毕飞宇有一篇小说《林红的假日》，白领女性林红最后说，“我就是要搞得一身脏。”
　　 方方：不是作贱自己，我不觉得黄苏子所选择的夜生活是作贱自己，就算她去当妓女，也不见得就是作贱自己。黄苏子只是想换一种活法，换一种人生。她想看看另外一种活法是不是更有意思，而另外一种人生是不是也可以活下去。你怎么会觉得当妓女就是作贱自己呢？那么一个女人想去当官或者去当明星就是光荣自己？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只是一个人的人生，而不是作贱。
　　 姜广平：《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是不是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成了你的灵感之源？我感到震惊的是，这首诗分别放在开头与结尾的两段，是那么地天衣无缝契合了这篇小说的意蕴。
　　 方方：我非常喜欢艾略特的诗。尤其是《四个四重奏》，它常常会让我产生许多灵感。我经常读他的诗，在我想写一篇类似的小说时，我刚好又在重读这首诗，突然就同我想要写的小说联系在了一起，于是，我就这样写了。
　　 姜广平：你在《落日》这一篇小说中，也用了艾略特这首诗的诗句。你暗示了死与生的模式更为复杂，在小说中确实有了让人心疼的死亡描写。对这首诗，以及对艾略特著名的《荒原》，你是不是有着非常的迷恋？
　　 方方：前面说过，我非常喜欢艾略特的诗，这种喜欢是从大学的时候开始的。没什么理由，就是喜欢。但《荒原》并不是我最喜欢的，虽然它的名气更大一些。我最喜欢的就是《四个四重奏》，这里的面句式、情调、语言、哲理以及时空的跳跃以及它纵横交错的循环往复的上天入地的情绪，以及它内容的博大深邃神秘复杂都让我十分迷恋。有的地方方你不一定读得懂，但你一旦意会了，就会有莫名的感动。
　　 姜广平：《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觉得你将生命如尘埃、人如蝼蚁的意义揭示得淋漓尽致。生命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任谁都无法改变生命中铁定的秩序与悲凉。似乎在最近的作品中，你更多地写出了生命的渺小与无趣。说实话，这篇小说我看了两遍，每次看完后，我都不能再做其他事情，脑子里一直是那个黄苏子，她的生与她的死，她的生活经历与她的荒诞人生。
　　 方方：我想我在写作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反复询问自己时，常常也问不下去，于是便进入虚无状态。这是件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一但坐在那里写作，一但想要试探式地问自己一些什么，便立即进入一种虚无，觉得无底，觉得真是没什么好问的，觉得问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悲凉感便由然而起。这没有办法。我很想自己能够乐观一点，但总也乐观不起来。但是，当我离开我的写作状态，进入真实的生活时，我却并不是悲观的。
　　 姜广平：这里是不是你想将人的二重性甚至多重性写出来呢？或者说，你想表明的是人在某一种场合，是不需要任何廉耻与尊严的。当然，前提是廉耻与尊严被剥夺之后。黄苏子一直生活在一种被破坏的境地。这个女人很让人心疼。
　　 方方：黄苏子的确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女人。她是不幸的。但她的不幸不是单纯的。原因很复杂，怪罪任何一方方都失偏颇。只有在一种不正常的背景、不正常的家庭、不正常的人生道路中成长，才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心态和举动。黄苏子虽然是一个不幸的人，她却是一个透彻的人。因为太透彻而不幸。所谓廉耻，我想黄苏子一定不同意这样的说法。黄苏子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夜生活是羞耻的而昼生活是纯洁的。或许她还会反过来看，白昼那种伪装式的生活才是羞耻的。
　　
　　 二
　　 姜广平：说及那篇非常著名的《祖父在父亲心中》，第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是，你的笔名方方与你伯祖父的“方湖十笔”是不是有着精神上的传承？其实当我读到汪辟疆先生、宗白华先生与你有着这样的渊源时，我吃惊的程度不亚于你听到你是在宗先生的房子里出生的那种惊讶。我对书香门第的人有着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崇敬。
　　 方方：“方湖十笔”实际上是“方方湖左笔”之误。他给我父亲写信时，经常将“左”下面的那个“工”字不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祖父自从中风后，便用左手写字。他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中风时年龄已经那么大了，竟然又用左手写出一手好字来，而且是用毛笔，我实在是很服他，因为我连右手写毛笔字都写不来。我以前只知道汪辟疆是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名气很大。知道这个也是因为我读高中时放假到南京玩，在伯父家看祖父办丧事的照片，看到许多国内名家的挽联以及照片，当时因为对名人毫无兴趣，所以也没多加在意。我对他的学问并不了解，小时只看过他编的《唐人小说》，那时祖父寄给我父亲的。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我父亲读书的感受，我出于好奇，特别喜欢看父亲的批注。后来我伯父给我寄了一本《汪辟疆文集》，而那时我已经从大学中文系毕业了，看了祖父的这本书，方才吓了一大跳，原来他这么有学问，于是才又去找家里老人了解他的过去。
　　 姜广平：汪先生编篡的《唐人小说》滋养过我们很长时间。读《祖父在父亲心中》时，我还是非常震惊的。我没有想到著名学者汪辟疆先生与你的家族有着这样的渊源。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是我很长时间里的案前之书。我刚刚发表的中篇《大槐安国》就是一直捧读《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获得的灵感。
　　 方方：我最早接触的古代文学作品，就是《唐人小说》。那时我还太小，我记得我跟我母亲躺在床上，我父亲拿着《唐人小说》书，在屋里走来走去地给我们讲里面的故事。隔一两天，就要讲一两个。
　　 姜广平：你说过这篇小说的真实性比例。在后来的《乌泥湖年谱》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你操练着同一个题材。从右派题材看，你的写作无疑是对张贤亮这一代作家的反驳。
　　 方方：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不能去细想。我觉得我真是亲眼看到他们从满腔热诚到萎靡的全过程，现在这种萎靡在知识分子中仍然严重存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我写《乌泥湖年谱》时，就是想写我父亲他们这帮人的生活，他们就是以这样的状态走过的十年道路。大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像我父亲这样，并不是身处于特别巨大的肉体的折磨中，也并不是都被流放都蹲监狱，而是一点一点地被改造。“改造”两个字是这个世界是最为残酷的两个字。是没有砍头没有上酷刑没有流血，但却让你灵魂死掉了的一种方式。壮烈而死的人，肉体没有了，灵魂犹存，他们总是激励着后人对恶势力不屈不挠。改造而死的人，灵魂死了，肉体却还存在，他们则将这种没有灵魂的肉体遗传下来，他们也在影响后代，好死不如孬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