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是个难忘的日子。1976年1月8日这天我跟3个伙伴正在县水电局材料库的露天货场里卸木料，忽然从广播里听到不同于其他时候慷慨激昂的声调，并且还传出了哀乐。广播里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不幸逝世，享年78岁。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停住了手里的撬杠，静静地沉默了一会儿。头儿老郭说了一句：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死了呢。我们3个都没说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想什么，我只是觉得很哀伤，天空里的乌云把人压得很紧，喘气都有些困难。
　　 我才到水电局几天。元旦前刚高中毕业从学校冰窖一样的宿舍回到家里温暖的热炕上待了没两天，就被父亲送上了县革委会张副主任回家坐着的“包车子（吉普车）上。我是去接替老张队长在县水电局的装卸工的，那时候的装卸工等于今天的农民工，在单位职工与城里人眼里就是下等人。这种感觉是我后来才有了。刚出校门，除了会农田里套车翻地打场之外，其他什么也不知道。那天我到县城走进水电局材料库大门的时候，感觉那个大门好高好大。在那间烟雾缭绕、炭火噼啪作响、墙边摆满了床的平房里，我第一次享受到公家的暖和热得出汗的福利。当然，过去在生产队饲养场热炕上的福利除外。还没等我弄明白装卸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已经被派去卸钢筋水泥和木头了。全县水利工程要用的所有材料，都由这个库房进来，再从这个库房出去。我们4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卸了货物，再装运出去。还有些时候需要我们去市里的库房里提货，所谓提货，就是去装车呗。
　　 十六七岁在现在来说还是小孩、还可以不懂事，而当时的我已经是与他们3个并肩而立、每人一角抬起一座半人高变压器的大人了。抬不动也得抬，腰像是要断掉也得抬，我不抬这个活就没法干，这是我们4个人的任务啊！我们4个人中，李哥20出头，马叔快30岁，郭叔跟父亲差不多年纪，四十五六岁的样子。但我也占了个子大（年底的招工体检中，我实测身高1.77米）的“便宜”，好像干什么活也没比他们少。当然也不能少。有些小活小事上，年轻人更应当多干些不是？
　　 比如水电局领导和干部看我们某天不卸车的时候，就会很快给管理我们的张会计或者顾保管一个电话，派我们去打扫卫生，或者给某个领导家里帮忙干活。至于其他活路，比如水电局的大型劳动，肯定不会少了我们这些农民工。夏天我们得在装卸闲暇把全局冬天烧的煤坯活好晒好码好；秋天我们去把局机关自留地里的胡麻收割了，等打下来再背进库房。记得背着那个装满胡麻200斤左右的大麻袋，踩着七八十公分的木板晃悠着下车，感觉都快撑不住了。好在没有摔下去。
　　 要说在水电局打工记忆最深的事情，还是入冬的时节连续几天卸水泥的事情。那是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除了吃饭，一直卸到晚上车再不进来才能吃晚饭的紧张劳作。天寒地冻，我脱去棉衣在线衣上罩着一件帆布大褂，戴着涂满水泥的口罩，汗流浃背。一天能卸多少呢？反正是这个车刚卸空下一车就倒在水泥棚子面前。我们就是不停地抱，放；再抱，再放。直抱得肚皮磨得好疼，腰弯得麻木，汗水渗得背后成了泥浆。在那一年的装卸工作中到底吃下了多少水泥粉尘，谁也不知道。
　　
　　 那一年的大强度劳动，是我这辈子干过最苦最最累的活。大高强度劳动是开胃的最好方式。干一天活能吃多少？每顿一斤差不多吧，反正是满满当当的一小盆面，也没什么油水，煮上半盆菜，拌上醋和辣椒，就香的不得了了。那是吃饭最有味道的一年。
　　 因为打工的机会，我才有了到县城的机会，也才有了坐汽车的机会。高中毕业同学们号召去县城照相的时候，因为没钱加之没件完好的鞋子所以没去。只因为到县城打工才有机会第一次坐了一次小汽车、品尝到晕车的滋味。小时候我喜欢晚上到叔叔的小商店里“呆（看着、听着）”大人说话。县城的晚上，我去电影院门口望过看电影的队伍，好几次想混进去看一场，都因把门的把得太严没得逞。更多的时候是到县城唯一的早晚门市部看那个售货员，看零星进来买东西的顾客，看货架上柜台里的商品。当时觉得那个售货员特别地美，觉得那样的人才是有福气的人，世上没有比能当一个售货员更好的幸福了。傻呵呵地等半天，在那个大铁皮炉子前烤一阵火，听说要关门了的时候赶快往外走。回到那个温暖却一直烟雾腾腾的小平房里。我们的宿舍不仅是我们的，还有一位电焊工马师傅也住在一起。他和郭叔都抽烟，晚上没事就点着旱烟使劲冒。他们也聊些带荤腥的话。有时候他们的老婆来了也睡在一个床上。我的瞌睡重，基本是倒头就睡。有时候早上起来就听两个老头子嘴上过瘾，一个说一个的笑话。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与老婆的那事，就是大家都在的时候办的。可能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吧，大冬天的，让他们到那里去呢？
　　 这一年过得又快又慢。四五月份的时候在广播里听到天安门事件，听到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心里想邓小平在文革开始就是走资派，谁把他弄上去还当了副总理，现在可能就好了。7月份的一天，在广播里听到朱德委员逝世的消息，悲伤了好几天。没过几天，又是唐山大地震，死亡20多万人，一个城市基本被毁了。
　　 9月9日那天下午，我正场院里搬煤快的时候，听到广播里传来一阵哀乐，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毛泽东主席逝世。还没听完全这四个伟大，我就已经惊呆了。天空里飘着些乱云，只觉得天色无光，人影散乱，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想着中国以后可咋办。接着是追悼活动。追悼大会的时候，全县各单位的好多人都抬着大花圈，戴着小白花往会场里走。我没进去会场，只是大会结束后溜进去看了一下。
　　 国庆节后我们被派去给王副局长家帮忙修房子。他家的土坯房子已经修得差不多，老郭派我们3个年轻人去主要是清理建筑垃圾。我们推着手推车一车车住门外低洼处倒。那天上午，广播突然在平时不响的时候响起来，传达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毛主席死了才一个多月，他老婆竟然和其他几个红人成了“四人帮”，这是让我非常诧异的事情。一听广播里讲四人帮的罪行，就觉得中央处理得太好了。
　　 大约10月底，父亲来了一趟县城，说让我准备参加招工填表。张会计是我们一个村的，非常痛快地答应让我请假回去。回到家里父亲才给我说，县里给的一个招工指标，是肖主任给的。肖主任过去答应安排一个娃娃的。指标到大队，大队领导先是给了文书的弟弟，被公社打下来；他们又给了副主任的堂弟，公社还说不行，这才让我们去填。表你姐夫给拿上了，你填好找武书记盖章吧。表姐夫是公社文书，很关心我的事情。风已经很凉了，我按父亲的交待到大队书记家盖章。书记家里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寒冷贫穷的感觉。等了半天他进了家门，听我说要盖章，脸色非常难看地说，章在文书手里，去找他吧。从他家出来，我又骑着自行车跑了五六里找到文书家。也是等了好久他才出来，说是要有书记的话才能盖章。反正那天我是白白跑了半天，白搭了寒冷里的一身热汗淋漓。最后这个章到底是咋盖上的，早就忘记了。后来父亲讲他的经历才说，书记本来是跟他搭班子的。书记不太会操持家庭生活，过得清贫，平时还经常在我们家吃饭。但在“四清”中书记揭发父亲说别人都吃不上饭，为什么我们家能吃上饭，肯定是贪污。父亲被诬陷撤了职，还被开除党籍（后来恢复了）。他怎么会愿意让我们家的孩子出去当工人呢。但是当时的公社张书记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坚决执行县上领导的意思，把我招工的事情落实了。
　　 表弄完我回到城里继续打工，当时也没想着肯定能行。有一天通知体检，才知道可能差不多。体检的时候怕视力受影响，提前把视力表上的那些开口方向都背会了。结果体检的时候只是指了几个，都看得到的。
　　 12月份，我正式接到了参加工作的通知。要去的地方是8120部队。堂兄在民政局工作，到部队是他替我做主安顿的。他说这次招工有去天津参加援建的，还有去钢铁厂的，他觉得去部队好些。于是，1976年12月23日下午，我坐上部队来的卡车，先到县城招待所汇合住了一夜，次日早饭后继续坐在大卡车上颠簸了一整天，到24日下午顺利到达今天的东风航天城。
　　 1976年伟人去、灾难临、国政变，在国家来说是十分不平凡的一年。对我来说，1976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我从一个农村娃走进了军事禁区，成了一名军工。从此我的一生都与这个地方难解难分，我的生命里最出彩、最辉煌的地方都与这个地方息息相关。
　　 1976年，国家迈向新时代，我站在了人生的新起点上。
　　
　　 2018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