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朝代的衰亡，都有其必然的规律，史家们常津津乐道于此。若跳开一些看，千古兴亡更迭，也是生命周期的轮回，哪个朝代都是历史的一个小片段，都无法享有衰亡的豁免权。
　　 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这些，而是一种濒临衰亡时所出现的精神现象：它具有悲剧性的崇高和壮烈、极限性的忘我和自戕、道义性的尊奉和履约，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死亡！在朝代的大厦摇摇欲坠之时，屈膝和站立、卑微和伟大、图存和求死、逃匿和捍卫，完全没有折衷的途径；没有回旋的余地。所谓忠奸，只在一念之间，要么舍生取义，要么俯首称臣。于是出现了两拨队伍：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是所谓的降臣和被征服者；人数较少的是所谓的忠臣和顽抗者，恰如戏剧中的红脸白脸，一俟出场，便泾渭分明，高下立判。在国家性和历史性的价值品评体系中，对有些大的原则是不得不采取“一刀切”的界定标准的：降臣降的再有理，都属输了气节和操守的矮人；忠臣就不同了，即便被讥为愚忠，但在千秋大义上，一定会被大书特书、歌以咏之；后人还会为他们建祠立庙，焚香祭拜，使之愈发伟岸高大。
　　 有些忠臣，直接成了死士，且往往死的十分惨烈。在那个当口，武死战，文亦死战，笔杆子统统扔下，而充作手握刀枪的捍卫者。战局是毫无悬念的，却总不免抱有绝望中的希望，直至无可逆转、鲜血流尽。但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们的不计生死、英勇顽强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敬——那血海中冉冉升起的新朝，不正需要这样的忠义之士和军政之才？可问题是，他们的忠诚并不能移植，他们的清名需用死亡作最后的奠定。当架在脖子上的屠刀闪着寒光；当劝降利诱的口舌施展着高超的柔术，意念稍稍松懈的人就会顷刻崩溃，洪承畴们即刻诞生，但我们似乎凭空听见了那些忠臣们铿然决绝的回答：“何须多言，惟求速死”。
　　 几年前的一次清明节，租了一部面包车回乡祭祖，途经盐城。我执意说服众亲友，拐道去市内陆秀夫（盐城建湖人、南宋左丞相）祠，容我拜谒片时，再行启程。每每读史，读到每朝的末代、那摧枯拉朽的一页，总不免为那些慷慨赴死的朝臣扼腕。他们这些人，若处在太平盛世，或一般的和平时期，即便有些局部战争，有些宫廷权斗，也不见得会过早地陨命，或不至于面对大节的拷问。可老天偏偏在这个时候打开了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时间之窗，有些人图苟活，有些人惟有死。陆秀夫就是这么一位。
　　 南宋末期，当众多辅臣们向元朝俯首称臣、连太皇太后也已率宋恭帝投降之时，礼部侍郎陆秀夫却起而抗争。他联合一群威武不屈之士，拥立新君，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元兵。景炎三年(1278)初，新帝赵昰溺水死，年仅10岁。群臣斗志涣散，多欲散去，陆秀夫一力“维稳”，担当起了信心喊话者的角色，他对群臣言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后与几位臣子再立7岁的广王赵昺为帝，定年号“祥兴”，迁都厓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由杨太后垂帘听政，陆秀夫任左丞相。
　　 祥兴二年（1279年），元军攻厓山，宋军大败，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动了死念；也有可能他想坚持，但担心皇帝落入敌手，重蹈受辱不堪的北宋二帝和德祐皇帝的覆辙，从而丧失国格，故而一心求死。死前，他盛装朝服，先是手执利剑，催促结发妻子投海；继而又劝说赵昺：“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不可再受先帝之辱。”说罢，他背起8岁的赵昺，用一根白绸带将皇帝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然后纵身投海，死时年仅43岁。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事件中出现的极端死亡方式：不仅自己壮烈殉国，结发妻子也不能活；且为了国家的脸面，即便是年仅8岁的小皇帝，也须服从死亡的召唤，陆秀夫只是代行其事。而南宋就像这个羸弱的孩子，背在陆秀夫的身上，与之同沉大海。
　　 此中情境催人泪下，“负帝投海”，就是陆秀夫的形象定格、精神写照和人格塑像。我相信，再尖刻的史家，都不会苛责陆秀夫杀了皇帝，而不得不认同他的行为是一种国格的体现和必然的抉择。他死得如此悲壮，可谓感人至深、可歌可泣。可怜这位8岁的小皇帝，尚不谙世事，就不得不为破碎的江山和祖宗的基业殉葬！
　　 我和家人在陆秀夫祠堂里逗留一个多小时，几乎没有发现什么工作人员，也没有发现其他游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陆秀夫真够寂寞的。
　　 踱出门外，街市上林立的商铺大多是贩卖小商品、假古董、服装或字画赝品的所在，而不远处的儒学街却另有一处明末清初书法家、诗人宋曹的故居。宋曹才华很高，曾为南明弘光朝中书舍人。明亡后，他归隐故里，自号耕海潜夫，亦曾受抗清义士的牵连被投入大牢。以后几次拒绝清廷的召唤，于康熙40年(1701年)病逝，享年82岁。
　　 他的故居倒是热闹，门口挂了好多牌子，像是一处办公场所。入内一看，总觉得气氛有些不太对，正好有几位女士坐在院子里聊天，我问这是宋曹故居吗？她们带着狐疑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便继续她们的谈话，似乎这是一个不值得回复的问询。当然，一座长髯飘拂，布衣形象的塑像分明立在她们的身后，想必是宋曹了。
　　 “宋曹”与“宋朝”谐音，却相隔几百年，且其反清的立场与陆秀夫的抗元精神有着本质的契同。陆秀夫身为丞相，担着国家安危的干系，最后壮烈地死；而宋曹作为明末士子，也是心系国家存亡，采取的是屡招不就、拒不合作式的隐性反抗，这同样是一种气节的体现！历代有不少大知识分子，在旧朝覆灭、又复国无望的情形下，只能选择隐逸一途，以示自己的基本立场和君子人格，贯穿的还是一个“忠”字。至于有些人后来立场软化，继而出仕，则是另一回事了。
　　 有一次我去温州，因事前得知弘一法师曾在江心屿的江心寺小住过几日，就先去了那里拜谒，这固然出于我对弘一法师的景仰。
　　 灰蒙蒙的瓯江加之细雨的天气，使心境颇有些清冷的意味。温州之富，何人不知？但城市环境比之江苏的南通、无锡、苏州等地则显得稍杂沓和欠规整。瓯江的水质特别浑浊，据说临江的商品房卖的很贵，其实，污染如此，又有何观景的情趣？
　　 坐在摆渡船上，不一会儿就到了江心屿。不想登岸没走几步，倒先发现了一处祠堂，门上方是沙孟海题的“宋文信国公祠”。文天祥？他的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很快得知：江心屿之所以建有文天祥的纪念祠，是因元军攻破临安之际，文天祥在江北组织抗元未成。为了寻找南逃的宋室益、卫二王，文天祥历尽艰险渡海至温州，困居江心屿一月余。文天祥死后200年（1482），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江心屿为之建祠塑像。
　　 他的名气实在太大，在南宋亡臣中无人可及；在历代忠臣谱系中也堪称一代名臣，我想这部分源于他的那首名曰《过零丁洋》的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一落定，便臻至“立言”的极致，文天祥注定要在爱国主义的精神圣殿中，被后世推崇和供奉。几百年来，人们念诵着这几句诗，念得荡气回肠，环宇响彻。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作者文天祥，其实已经不死。
　　 其实，文天祥还写过另一首《过乱礁洋》的五律诗：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万象画图里，千崖玉界中。
　　 风摇春浪软，礁激暮潮雄。
　　 云气东南密，龙腾上碧空。
　　
　　 这是他去元营谈判、被俘逃脱后，四处寻找宋室途中，在船过象山涂茨镇乱礁洋海域时，并未登岸着陆、而是据目测写了《过乱礁洋》这首诗。其时，留守临安的谢太后和宋恭帝赵显虽然已经降元，但皇室后裔、赵显的哥哥赵昰与赵昺出逃，并在一些大臣的辅佐下于温、闽一带集部抗元。文天祥一叶孤舟，历九死一生穿行于元军的封堵之间，四处找寻抗元的队伍。
　　 前不久我去象山参加活动，主办方十分有心，安排我们坐船巡游乱礁洋，使我对这首诗的意境有了切实的感受，诚如文天祥自己所言：“自入浙东，山渐多，入乱礁洋，青翠万叠，如画图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小或大，与水相击触，奇怪不可名状”。通篇吟之，不难发现，1276年他写下的这首诗，除了对自身命运有所慨叹，更多的却是一种勃然之气、刚勇之志的心灵活画，说明当时，他对匡扶宋室、挽狂澜于既倒还寄予相当的信心。但仅隔两年后，宋室一路溃败到了崖山（今广东新会一带），虽有抵抗之心，复国基本无望，在《过伶仃洋》这首诗中，不难发现，一种视死如归的悲怆感和神圣感已经跃然纸上了。
　　 这首诗，应为南宋即将灭国前的1279年所作。以文天祥的才学及20岁即中状元来看，作诗当不在话下，但诗写到如此境界，则充分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故历代也把文天祥看做宋朝杰出的文学家之一。晋朝的嵇康，死前操琴，纹丝不乱，亦属大丈夫本色；且因这种特殊的气场和精神传导，而使历史难以忘怀。所不同的是，文死得慷慨激昂，嵇死得云淡风轻；一个是亡国之臣，一个是乱世高士。而明亡之臣、南明兵部尚书张苍水，我也曾拜谒他在杭州的墓园，这次去象山，亦属时隔27年后第二次去花岙岛，山腰处，有张苍水反清复明、作最后抗争的兵营遗址。后被人出卖而被俘。史载，他死前三日，妻儿皆被杀。临刑前，他面北怅望杭州城美丽的山峦，只说了一句：“好山色！”便“坐而受刑”。寥寥三字，充满了对故国的眷恋和哀叹之情，其震撼程度并不亚于文、嵇二位。其实张苍水十分擅诗，亦富才学，大儒黄宗羲就曾把张苍水的刚勇、才学比作“明末之文天祥”。
　　 象山，空悬四百年时空，竟让一双伟岸的孤魂，在海山之间，遥遥地招手、紧紧地相连。
　　 后文天祥率兵进入广东潮州，于五坡岭与元军激战，战败，吞冰片自杀未死，被俘。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为文天祥松绑，元朝亦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记载，文天祥却一心求死。在狱中作千古传诵的《正气歌》（精神伟大，才情亦了得），后于至元十九年（1283）十二月初九日在元大都就义，死时47岁。
　　 陆秀夫比文天祥早殒四年。论地位，陆秀夫是左丞相，文天祥是右丞相，陆秀夫略高；论死的悲壮程度，陆甚于文。另外，文一次被拘押（发生在去元营谈判时，后逃脱）、一次被俘至死；陆为了保全尊严、不使皇帝落入敌手而跳海自尽。这段史实，我怎么看都觉得陆的忠义精神更具标杆意义，但其影响力却远逊于文，原因就在于文天祥的诗，写得实在铿锵有力、大气磅礴，还朗朗上口，无数人知道文天祥，就是由诗而始。还有稍早于文天祥的岳飞，英武盖世，却屈死于自家人之手。他的名声丝毫不亚于文天祥，甚而过之，但若没有一阕《满江红》，其影响力亦必打上些折扣。
　　 这么说恐怕会招些非议，在此声明，对这些英雄人物绝无任何贬损之意或孰高孰低的比附，只是从世俗的流传角度而论，诗以载传毕竟是历史能见度和民间传播力的一种直接因素。
　　 那一天，江心寺几乎被挤满，从外地组织来的一百多香客，吵吵嚷嚷的，像是来赶一场庙会。弘一法师了无印痕，只在寺墙上刻有他所书的“南无阿弥陀佛”字样，虽无款识，一眼便知是其较早期的魏碑体。
　　 至于文天祥祠，和我在陆秀夫祠的感受一样：清净得很！除了我等，亦无其他游客光顾。
　　 从温州市区出发，我又路过台州，而台州所辖的天台县，有一座张世杰的祠堂，可惜由于行程排满，未曾前往。
　　 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并称“宋亡三杰”。
　　 临安沦陷后，张世杰与陆秀夫带着赵昰、赵昺二王出逃。后赵昺登基做皇帝，下诏让张世杰担任太傅（皇帝的老师），可见他受小皇帝的器重。当时的“帝都”是厓山，张世杰奉命死守，另外还下令百姓为太后、皇帝修建行宫，并利用打仗空余的时间教赵昺识字。
　　 陆秀夫负帝投海后，南宋气数已尽，几次战事的小胜更无法驱散笼罩在厓山上空的失败的阴云。张世杰亦心知大局无力挽回，况且，文臣用兵不当，致使在兵力包括海上力量十倍于元朝的情况下而一败涂地，也是张世杰被后人诟病之处。据传祥兴二年（1279），某日夕照之中，一颗巨大的陨石落在南宋行宫附近，声如震雷，久而不歇。仿佛是天人感应，激碰出无边悲怆的灭亡之咒。
　　 张世杰登楼祷告：“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言罢，自溺而死。
　　 张世杰死后,他的妻子和幼子曾辗转至天台避难，因此他的后人在此定居下来，这也是他的宗祠建在天台的原因。
　　 南宋以临安为都，城破后政权即辗转于浙江沿海，故其后的抵抗俱多发生在同省，最后终结于福建、广东。
　　 后来我去了楠溪江，入住一家名为“新龙门客栈”的旅店，于第二日坐船游览了美妙的江岸风光及鹅卵石滩、狮子岩诸景之后，便直奔芙蓉古村而去。不想这片使人恍若隔世、顿生思古之情的古村落中，最吸引我的，仍然是一位与“宋亡三杰”境遇相似的死士，古村中设有他的纪念馆。只不过，他没有“三杰”那般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但他的死比之“三杰”则更为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