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遇上我或与我通电话，总忘不了夸奖我：“这些年你真高产！”
　　 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在近几年每一期的《莽原》杂志上都能看到我的文字，都能看到我煞有介事地一边做着栏目主持，一边与作家们侃侃而谈。而从那些文字上也差不多能看到我的表情。
　　 这些充满表情的文字，现在又积有12篇之多，这就是说，我的第二本作家对话集又将要出版了。
　　 我上文用错了一个词，那就是“圈子”。其实，哪里有什么圈子？我又何曾进入过什么圈子？
　　 再有，这高产现象也是一种假象。当然，《经过与穿越》出版后，很快又推出《穿越与接近》，无疑会给人以高产与快枪手的感觉。但是，《经过与穿越》是2002—2003两年之中的对话，只不过成书时间却是在2004年9月。所以，认真考究起来，2004和2005这两年，我也就写了这12篇对话，此外，也就不过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和一两篇评论文字，而且这12篇对话中，对话的另一方，也就是作家们还在协同我一起在“写作”——对话。
　　 所以，这两年仍然是在读书——不停地读书，从一个作家的工地转到另一个作家的工地。
　　 这里的工地之喻，可能有点对不住作家。客观上说，凡与我对话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呈现在我面前的大多已然是完整而精美的建筑。工地之说，无疑是在指称作家们的写作还处于未完成或未经整合的状态。然而，工地又未尝不可指称作家们工作时的现场。再有，从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动物看，作家的写作当然也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中国当代作家尤其如此。
　　 我在对话过程所作的努力，诚然如我在《跋：“我在做一种接近的努力”》中所说，我在做一种接近作家的本质与作品内涵的努力，而我如果知道我努力的最后结果只是发现一个工地，或许会让人有些失望而让自己伤感。
　　 客观上说，我在批评意识上，较两年前已经有了些变化。过去，我与乔治·布莱、斯达尔夫人他们一样，对作家们认可认同，且在这过程中饱含某种价值与情感的选择。现在的变化并非远离了我的这些初衷，也绝非是对我过去的背叛，人生如同一条河流，每一个河段所呈现出来的情形与两岸的景色都是绝不相同的，但河流还是那条河流，虽然，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细读这本书中的12篇对话，可能，很多人会读到我和作家们已经开始有某种不和谐音了。在与叶弥、徐坤的对话中，对话双方的不和谐已经初露端倪。虽然承蒙《小说选刊》崔艾真女士的谬赏，我与叶弥的对话为她所喜爱，刚刚发表，她便立即来电将电子版索要过去，并在新浪网上推出。而到了韩东这里，不和谐则更加强烈。我知道韩东先生对我的对话比较关注，但他在与我对话时只是说，他“瞄过一眼”我和那么多作家的对话，发现我与其他作家们的对话不像与他对话那样，且认定我对他“冷箭嗖嗖”。这里我已经无法顾及韩东先生何以只是“瞄了一眼”，便对我的对话有清晰的价值判断，但对韩东的批判立场与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我个人非常感佩。这正应了法国人的那句话：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也就是说，你可以你的批判立场，我也可以有我的价值判断。我知道，这两年中，我的批判立场开始逐步确立。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一种对中国文学怀着建设情结的责任。这种情怀，我觉得在我身上，已经不可能因为对方是谁而改变了。
　　 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下的文坛，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文坛之外，汹涌着的物质大潮，不可能不对文坛——说穿了是作家——产生影响，很多作家、批评家丧失自身立场与文学良知，也已是公开的秘密，出版社、杂志社与利润同谋也不再是羞羞答答的事。这就势必使作家的写作在未完成的状态下又增加了另一层未完成的状态。
　　 这样一来，将每一个作家的写作现场及写作成果喻为工地，看来也就未为不可了。
　　 当然，说及工地，我得承认，这一说法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与我在2005年年低对话的张执浩，这位诗歌与小说的双栖作家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内心的工地》。就是这首诗使我想起了这个譬喻。对诗人的张执浩，我充满了敬意，他写诗十多年，迄今只出版了一本诗集《苦于赞美》，这里有一种伟大的定力与自省意识。
　　 二是我与作家们聊天时，曾谈起当今一位快枪手作家，大家都觉得在这个作家那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快枪手用小说构筑起了一座小说的大厦，引人注目，但是，此后他的努力却使这座大厦坍塌了，成了小说的废墟，然而他自己却不知道，还在不断地拼命地往那废墟上搬运木料、水泥、砂石……也就是说，这些年，这位作家的小说写作，差不多都是些文字垃圾了，在他那里，写作现场也好，写作成果也好，甚至连一个工地也算不上了。
　　 在工地上构建起大厦，或者由大厦坍塌而为废墟，对每一个作家而言，这些写作中的可能都存在着。因而，对一个作家而言，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这样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写作，我便非常担心了，千万别把自己构建起来的东西给毁了。很多朋友也在劝我，可以收手了，对话做了那么多，别砸了自己的牌子。我也一度想收手，转而进行其他方式的文学评论或文学叙事，但一方面杂志社的盛情难却，另一方面，这么多年来，我似乎越来越喜欢这种方式的文学评论。我跟我自己犯起了牛：我倒要看看，我这样写下去，终究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是废墟还是大厦，我都等着！
　　 这样跟自己较劲的结果就是：我开始少写。除了对话以外，我在文学上的主要事情就是读书。这便是我这两年来只写了12篇对话的原因。我和过去的情形一样，每两个月研究完一个作家，然后，以读者的情感体验、以评论者的清醒、以作家的视角，与他对话，继续让我的书充满众声喧哗的对话。
　　 而在小说写作上，这两年里，我自己满意的只是一篇发表在《大家》2005年第6期上的《孤岛》。
　　 很多原因，使我想将这篇小说作为这本书的附录。兹列出两种原因：
　　 一、我想告诉一些关心我的读者，我其实一直心系小说，一直想通过小说这一形式实现我的文学理想的宏愿，在我这时的情形并不是像某些读者所认为的，我只评说别人的小说而没有自己的作品。熟读唐诗三百首的结果不需要我说，于今，我又何止熟读了三百部（篇）各类小说？过去，我每年都有些作品零星发表，我也认为，作家发表的情形应该是零星的。这两年不太长进，只出了这一篇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二、鲁迅其实已经讲过，搞批评的人其实不一定非要创作，就像吃客批评厨师的手艺，而厨师万不可说，你说我烧得不好吃，你自己来烧一道试试。偏偏我们的作家中有这样的对话者，认为我应该像他们那样试试小说写作的味道。我于是便只好硬着头皮，拿出一篇。我知道，我的作品可能无法抵达这些作家的高度，但是我觉得我的可贵之处在于，我没有重复自己，我写得极其认真也极其虔诚，我在这种过程中找到作家的感觉和小说的感觉，然后在这种真切体验中与作家对话，以期达到真正的沟通与交流。同时，我在写作中企图解决问题，我经常对这个世界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于是在小说里表现出来。我觉得，小说，是表现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无法解决，那就表现。至于拙作的好与坏，我不便说。在这里，我不能既踢球又吹哨。吹哨的事留给读者，留给其他评论家。
　　 当然，说到最根本的原因，我是想告诉我的读者，我的这些对话，是基于某种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的，也许，我之所以也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作家写作中的某种细微的感觉。我觉得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对话才可以因此而成立。
　　 本书其实收进13篇对话。最后一篇是我的友人繁言与我的对话，收入此篇对话姑充作本书的跋。同时，也想说明的是，《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其实收入13篇对话，这本书仍然收入13篇对话，旨在使我的对话系列保持某种一致性。
　　
　　 附：
　　 《穿越与接近——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
　　 目录
　　
　　 前言
　　 “给自己的小说以自由”——与林白对话
　　 “人是被时代劫持的”——与艾伟对话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与张者对话
　　 “作家都有控制人物的欲望”——与叶弥对话
　　 “叙述阳光下的苦难”——与鬼子对话
　　 “在叙事风格上我更喜欢日本风格”——与徐坤对话
　　 “你应该是苏州文化的女儿”——与朱文颖对话
　　 “先锋死了，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与魏微对话
　　 “我喜欢朴素的力量”——与孙惠芬对话
　　 “写作是一棵向下生长的树”——与邱华栋对话
　　 “幸亏我写小说不是为了满足这些家伙的愿望”——与韩东对话
　　 “生活强迫我叙事”——与张执浩对话
　　
　　 跋：“我在做一种接近的努力”——与姜广平对话（鲁麟）
　　 附录：中篇小说·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