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但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依然很清晰。父亲只活了53岁，生命是短暂的，但我从不认为父亲的有限生命毫无价值。从父亲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北方农民所固有的纯朴、勤劳，不畏艰苦，勇于克服困难的品质。
　　
　　 一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是在劳作，很少有休闲的时间，一生没有过过几天安稳日子。怎么也料想不到，他走得会那样匆忙，像一阵风吹过，没有给任何人打声招呼，没有留下一句话，猝然间就走了，走得是那样的悄无声息，那样的让人不可思议。
　　 回忆父亲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事情，因为父亲走得过于悲惨，过于孤立无助。
　　 那是1983年7月，让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刻骨铭心的一个夏天，家乡的黄河大堤决口，父亲拉着满满的一大车树枝去给决口处送树枝，途中由于劳累过度，一头栽在了地上，再没有起来。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父亲没有按时回来，全家人都错误地认为他肯定是到亲戚家去了，其理由是父亲的姨妈就住在距离黄河决口处不远的村子里。然而，我们的猜想全错了。
　　 父亲的死，给我们全家人留下了终生的遗憾。事后，母亲自责说，如果坚持推车将父亲多送几程，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不幸。当时，母亲推车将父亲送到村外，父亲就说什么也不让送了。我的自责是，如果我当时不在学校上学。长兄的自责是，如果当时不去干其它事情。二哥的自责是，如果不是在张家口当兵。然而，自责归自责，无论怎么说也挽救不了父亲倒地殒命的现实。人的失误和懊悔总是在那一念之差，但父亲的死，是我们全家人永远回忆起来都感到痛苦的一念之差。
　　 据目击父亲倒地时的过路人说，父亲倒地后，参加抗洪的部队军医闻讯赶到，对父亲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也无济于事。另据目击父亲倒地时的过路人说，或许是父亲倒地后突发了脑溢血，但这也只能是猜测，详细情况谁也不知道，包括我们的家人。
　　 父亲倒地咽气后，一些过路人翻掏父亲的口袋，试图着能够找到证明父亲身份的东西，但他们除了在父亲口袋里发现几毛钱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为了不影响路上的行人和车辆，父亲拉的车及树枝被人推到了路边的河沟里。一些好心人将父亲的死告诉了负责抗洪的河段上的领导，他们派人对父亲的遗体进行了拍照，并让附近村庄的农民将父亲的遗体抬放到路边的一小块玉米地边。为了不使父亲的遗体被野狗噬坏，河段上的领导又专门选派了一名较年长的农民晚间睡在放置父亲遗体不远的路边，对父亲的遗体进行了昼夜看护。
　　
　　 二
　　 当我们家人闻讯赶到父亲出事地点，无论如何也不敢接受父亲死去的现实。在父亲出事地点的河沟里，我发现了伴随父亲10几年的那辆小拉车，还有父亲亲手一刀一刀从树上砍下来的那一堆树枝及父亲带的一些干粮，也就是母亲给他准备的在路上吃的几个烤饼。我的眼泪流干了，直到什么也流不出来，才和姐姐、姐夫以及其他亲友将父亲的遗体入殓，抬上了从家里开来的手扶拖拉机上，直接送到了坟地。按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在外去世的人，是万万不能再进家的。
　　 父亲的棺材送到坟地后，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不能当即下葬，要等到第三天才能下葬。当天，我和叔叔家的堂兄海军、堂弟海平在坟地给父亲守灵，家里的其他人都在家里忙着父亲下葬日的事情。到了深夜，天变得格外的漆黑，奇怪的是狂风大作，刮得非常厉害，在外面站都站不住，我和堂兄、堂弟便到离我们家坟地不远的一个土房子里避风，岂料大风卷着草叶不时侵入到土房里，吹得难以入睡。好不容易挨到天快亮时，天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第二天，本家叔叔到坟地来，他说没有必要非得在放置父亲棺材的坟地为父亲守灵。于是，我就和其他亲友一道，来到距离坟地南方不远的一个打谷场，在一个放草屋里为父亲守灵。这天，小雨整整下了一天。第三天，雨不下了，但天还是很阴沉。下午，我们将父亲的遗体进行了下葬。
　　 我们家的坟地地处我们村外东北方向大概两、三里地的地方。当时，我在邻村乔庙上学。每当我走在上学的路上，总是忍不住朝东北方向张望，打老远便可以看到爷爷奶奶坟头的那棵大柳树，此刻就又想起了父亲，心里就抑制不住地难受。于是，当年冬天我便来到了新疆，远离了那让我心痛的家乡。爷爷奶奶坟头的那棵大柳树以及矗立不久的父亲的新坟，便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三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十足的勤劳的庄稼人。他为人谦和、忠厚、实在，且很能吃苦，从不和别人吵架，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只是叹几口气就算完事了。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因一点小事就和外人发生矛盾，以免惹事生非。遇到什么困难，父亲从来不央求别人，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设法解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怕填不起人家那个人情。用我们家乡人的话来说，父亲算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母亲说连我的姥姥、姥爷都十分喜欢他。姥姥、姥爷家的大小事情，父亲都操着心，姥姥、姥爷家的鸡窝，都是父亲一个砖头一个砖头砌起来的。当知道父亲去世时，姥爷打老远来到我们的家里，一进门就给我的母亲发了一大顿脾气，可见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我在我们家兄弟姊妹中排序为老四，上面依次是姐姐、长兄、二哥，下面是弟弟。在我没有出世前，父亲的所作所为我一概不知，只是听母亲说过父亲曾经在焦作市近郊的一家国营农场工作过，原因是由于爷爷去世了，家里的地没人种了，父亲就辞掉了那份工作，此后，人家还派人前来做工作，让他再过去，他最终没有再过去。
　　 在我刚记事起，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那寒冷的冬天里，父亲将我抱在怀里时，常用他厚厚的棉衣包住我，我感到很温暖，我朦胧地感觉到这充满全身的温暖就是人们常说的父爱。长大后，便是经常看到父亲背着锄头或者其它的什么农具收工回来，母亲总是忙着从锅里用筷子先给他捞一碗面条，拌上菜后再给父亲端到饭桌上，而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却吃着被父亲捞过面的锅里的汤面条。当时，每当看到父亲津津有味地吃着母亲为他捞的面条时，我就这样想，如果哪一天我也和父亲一样能够天天吃捞面条那该有多好！现在我才明白，父亲当时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常常从事繁重农活的劳力，他的“待遇”理所当然要比我们好一些。
　　
　　 四
　　
　　 后来，大概是在我五、六岁时，姐姐便开始患腿病，我看到父亲是天天为医治姐姐的腿病而四处奔波。据母亲回忆说，那一年，17岁的姐姐从邻村挖排涝河回来说腿疼，后经医院检查，确诊为骨髓炎。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很厉害的病，如治不好，就要截肢，其后果不堪设想。
　　 起先，姐姐患腿病后，父亲带她到郑州医院拍片，但父亲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是又带姐姐坐火车到汲县的一家医院再次诊断，这才对骨髓炎确信无异。
　　 回到家里，姐姐的病腿开始浮肿，并不时拌着疼痛，父亲就用小平车拉着姐姐到离我们家几十公里的木城镇医院为姐姐的病腿做了手术。不知是由于当时的县城医疗条件差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手术后，姐姐的腿病仍不见好转，后来才发现是一些碎骨医生在动手术时根本就没有清理干净。
　　 没有办法，父亲就又拉着小平车到离我们家乡几十公里外的焦作的一家医院重新为姐姐的病腿做手术。
　　 我们家乡距离焦作现在看起来都十分遥远，来回上百公里，要是走路过去那该有多吓人，但是，对于身体瘦弱的父亲来说哪一次不是走路过去的。母亲说，父亲用小平车拉着姐姐走路到焦作给姐姐治病，总共前后去过三次，往返三个来回。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几乎是经常看到父亲拉着小平车上的姐姐，到很远的地方为姐姐看病。往往是我们都已经睡觉了，父亲才和姐姐看病回来。当然，每当他们回来时，我也每次被他们从梦中惊醒。在被窝里，我隐约听到父亲和母亲的谈话声。我每次都这样想：这趟回来，父亲和姐姐就再也不要出远门了。
　　 父亲每次用小平车拉姐姐去看病，母亲都提前炕好一些饼子用布袋子装好，作为父亲和姐姐看病途中的干粮。每次父亲和姐姐看病回来，我都希望他们带回来他们没有吃完的饼子，也就是那外面是白面，里面包得是苞谷面的烤饼子。这些烤饼子对于我来说是好东西，很好吃，因为这些烤饼子在平时一般情况下是不做的，只有到了家里有什么事的时候才做。说也奇怪，这些烤饼子当时味道是那样的好，如果在现在，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现在我才知道，从我们家乡到焦作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可以走近路，过去要绕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达。父亲每次都在太阳初升的时候开始上路，太阳西沉了又赶了回来。20年前，我们家乡的土路比较多，遇到刮风下雨，这些土路泥泞不堪，真难想象父亲当时是怎样淌着泥泞将姐姐拉过去的。
　　 据二哥回忆说，那时我们家烧的煤，也就是现在一些发电厂澄水池里挖出来的黑煤泥，家乡人都称它为“烟子灰”，也是父亲徒步到焦作去拉的。当时我们家里生活本身就不富裕，姐姐得了腿病，无疑是给全家的经济条件雪上加霜。姐姐治腿病要用钱，家里没钱，母亲就到家住王庄的大姨妈家借钱，大姨妈家里生活也不太富裕，七凑八凑才凑到20元钱，钱还不够，母亲便抱着嗷嗷哭叫的弟弟徒步到离大姨妈家不远的一个名字叫新城的地方赶集，将父亲不及时穿的衣服卖掉又凑了20元钱。当时，姐姐每做一次手术都需要100元手术费，这对于一个世代靠土地为生的农家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因此，在那几年间，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是最苦的，春夏秋三季全是靠烧柴禾做饭，冬天靠烧“烟子灰”煤，一方面做饭，一方面取暖。这种“烟子灰”煤价较便宜，当时五角钱一小平车，随便装，但这“烟子灰”煤经风吹干后干得像沙子一样，很不好装，哪个地方如果装不好就会泻流掉。为此，父亲每次都是用高粱席或毡子将小平车四周围成一圈，这样便可以将小平车装满。正因为路途遥远，拉一次“烟子灰”煤实在太不容易，所以父亲每次拉时都尽可能的多装一点，这样省得来回跑趟。父亲来来回回往焦作跑，也实在是跑怕了，但是，不跑又有什么办法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家乡的农民普遍来说都比较贫穷，但正是因为父亲的能干，家里生活应该说基本还可以。然而，姐姐患上腿病后，家里生活条件便每况愈下，又要盖房子，又要供我们兄弟几个上学，又要给姐姐治腿病，方方面面都要用钱，手头也就紧巴到父亲不得不徒步往返百十公里的焦作，去拉那五角钱一小平车的“烟子灰”。
　　
　　 五
　　 据母亲说，姐姐患腿病那年是17岁，一直到她25岁，才将她的骨髓炎病彻底治愈，整个时间跨度为9年。在这9年的时间里，不知道父亲为治姐姐的腿病走了多少路，磨破了几双鞋子，花费了多少心血。
　　 值得高兴的是，姐姐的腿病历时9年终于治好了，笼罩在我们全家人头上的不祥阴云散去了；遗憾的是，父亲虽然还不到50岁却明显地变得苍老了，条条皱纹爬满了他的额头，头发也白了不少。
　　 这一年，父亲到生产队饲养室当起了饲养员。
　　 提起父亲当饲养员，还是有一段历史的，可能是姐姐患腿病的原因，父亲多少年没有当过饲养员，其实，父亲多少年前就是饲养员。父亲又回到饲养室当饲养员时，我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并且非常喜欢和父亲一起到饲养室睡觉、或者玩耍。在饲养室的两头，西头是父亲负责饲养的牛群，东头是另一位饲养员负责饲养的骡马。这位饲养员也经常带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到饲养室来睡觉，因此，饲养室一到晚上就是大人、孩子几个，好不热闹。孩子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发生矛盾，继而打架，当然我也不例外，因此，曾经有不少次惹父亲生气，现在想起来很是惭愧。二哥当时也很愿意和父亲一起到饲养室睡觉，无奈的是我往往和他争着去，因为我比他小两岁，所以往往是我占上峰。为此，二哥也很是不高兴，不止一次地抱怨说：“你过去常和人家打架，还喜欢去的不行。”后来，我也慢慢吸取了经验教训，再也不敢轻易和那个饲养员的孩子发生矛盾了，并且还和那个饲养员的孩子发展成为好朋友。
　　 那些年由于生活条件较艰苦,父亲很少有笑脸和高兴的样子.父亲高兴的样子给我留下的很少,但有一点使我记忆犹新,那便是不知道在多少个月朗星稀的夏夜,吃过晚饭,我跟着父亲到饲养室同父亲一起睡觉。饲养室在村外,离我们家比较远。出了村,要穿过满是柳树的洼地,那洼地四周围不时传来“呱、呱、呱”的青蛙的叫声。有时猛不丁几只小青蛙从我和父亲的走过的小弯路的一边跳到另一边,有时还能碰到我的脚脖子上,使我猛地一惊。
　　 月光透过柳树荫,洒落在我和父亲的身上。夜风吹拂,不远处高粱地里的高粱叶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四处弥满了高粱叶、柳树叶、青草叶的味道。不知多少次,我看见父亲走在我的前面,背着双手,嘴里哼着小曲,那悠闲自在的心情言不由衷。有时候,当父亲哼完小曲之后,我会主动的向父亲提出一些问题,譬如：什么是闰月啦？什么是正月初几啦等之类的问题,因为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是最高兴的时候,也才敢向他提出一些问题,这时父亲也会很耐心地给我解释这些问题。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一向是很威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