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庄稼，至少在我们家乡那一带是见不着了，比方说甘蔗和荸荠。还有一些庄稼，却在很多地方都见不着了，几近绝迹，比方说紫苏。要说紫苏的绝迹，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是一种中药材，药房里照例还是有的。之所以见不着，大概是因为我到过的地方不够多罢，我相信，在这么大个中国的某一个地方，肯定还是有人种植的。
　　 甘蔗与紫苏，本是两种毫无牵连的农作物，与一般普通人家日常的生活也很少有共同交汇的可能。但是，如果把这两者与某一个特定的人或某一个特定的家庭联系到一起，那么，至少就有了把它们扯到一起的纽带，因为，它们都可以算作是某一个人或某个家庭在某个时期的一种经历。
　　 田野里逐渐消失的庄稼其实并不止甘蔗和紫苏两种，这就象村子里总有人家在慢慢地少下去，因为他们都住到城里去了，成了城里的人。荞麦是早就没有人种了，因为产量实在太低，又没有特别大的作用；作为饲料的紫云英也极少见到了，偶尔有人种植，也是种在塑料大棚里，要赶着春节以前上市，专门供给人吃的；如若不是外地人来村里包田种，只怕麦子也早就不种了，因为政府不收购，连粮食贩子也不要，而农人们家里又不养猪，种麦子干什么呢？那些外地人种了麦子以后究竟是卖到什么地方去的，村里的人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之所以单单提到甘蔗和紫苏，是因这两种作物对于我们家是曾经有过比较特别的意义的，多少总还有些令人感念，即使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了，而茶余饭后时却也时不时地会提起它们。只不过这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以至于记忆都显得有些淡薄，有些模糊了。
　　 很多年以前，我们那一带最早种甘蔗的，要数我大姑她们的村子里，她们那里在我还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种甘蔗了，都是青皮、竿子很细的那种品种。这种甘蔗虽然很细长，但它很甜，也很松脆，那边的人们种它的目的主要是用来榨糖的。用甘蔗榨出来的糖自然是红糖，除出自己用的以外，也送一点人。我大姑每次在甘蔗成熟的季节回娘家来时，总会带几支甘蔗来，对我们来说，那真是无可比拟的好东西！过年的时候，大姑也会带一点红糖来拜年，但红糖是大人们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家正是在我四岁的那一年搬到新的屋子里去的。屋子有两间，其中的一间只有一楼高的墙，顶上盖的是稻草，因此叫做“草披”。草披里不住人，只养猪，放杂物。但用稻草盖的草顶不耐烂，每年都要换草扇，不但麻烦，而且很浪费，因为稻草是柴火，烧饭煮猪食都是必不可少的。
　　 后来，受了甘蔗的启发，母亲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好办法，那就是用甘蔗的叶子来代替稻草做草扇。甘蔗叶很厚、很硬、甚至比稻草还要长，很耐烂，又特别滤雨水，真是做草扇的好材料！而甘蔗长到一定的时间时是必须要把下层的叶子剥掉的，不剥掉的话，节就拔不长，甘蔗的产量也就不高。母亲与大姑联系好了后，把二姨也叫来了，与父亲一起拉着爷爷的手拉车，去大姑她们村里披甘蔗叶。我与姐姐当时都还很小，当然也坐着手拉车一起去了。那一回，我们吃了好多的甘蔗和生萝卜。
　　 光凭着大姑一家的甘蔗是披不了多少叶子的，于是，大姑夫又与隔壁地里的人家去商量，他们也同意我们去披他们的甘蔗叶。甘蔗叶不但硬，跟薄铁皮似的，而且很锋利，几乎可以杀鸡。因此，任凭你剥得如何小心，一天下来，两只手就被割得不像样子了，好多地方都开了一道道的口子，血淋淋的。
　　 我们披了很满的两车甘蔗叶，拉回家后编成草扇，加盖到原先的稻草顶上，从那以后，一直到后来屋子翻建，草扇再也没有换过。
　　 “联产承包”以后两三年，我们村里的人们也开始种植甘蔗一类的“经济作物”了，有的人家还种西瓜。我们家也种了甘蔗，但与经济没有关系，都是自己吃的，所以种的也不多——大多数人家种的都不多。由于之前就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经验，因此等到甘蔗拔节的时候，不必母亲来分派，我与姐姐就很自觉地把叶子披掉了，但披下来的叶子不必带回家，全扔在地里了。
　　 我那时候的胃口真是惊人，比人还高的甘蔗连着皮一气可以吃两支，嘴巴也如榨汁机似的，一点不觉得累。长大以后，这种功能反倒有些退化了。如今就更不行了，每次都只吃短短的一节，还是削了皮的，可就把嘴给吃破了，吐出来的渣红兮兮的，沾着血。
　　 因此，如今我们早就不种甘蔗，连村里也没有种甘蔗的人家了。一来是因为大家对甘蔗失去了兴趣，既怕吃破了嘴，又担心上火，就连小孩子也不屑吃，他们嫌冷！二来是因为懒，不少人家虽然有田有地，却连蔬菜都不愿意种，谁还有心思种甘蔗呢？
　　 也有少数几个不改初衷，到现在还喜欢吃甘蔗的，那就只好到街上去买。现在街上的甘蔗都是新品种了，又高又粗，又甜又脆，卖的人都削好了皮，还免费切成寸把长的小节，装在塑料袋里，看着有点象水果。不过我很少买甘蔗，因为一吃嘴就要破。
　　 与甘蔗相比，我们家种植紫苏的历史要早得多，凭良心说，它给我们家立过大功劳，因为它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作物。
　　 爷爷早在尚未“联产承包”的时候，就已经种紫苏了，但每一年种之前，得先到镇上的收购站里去订指标，收购站给多少指标就种多少，种多了是不收的。一般一个户头每年的指标是三到四担，每一担可以卖二十多块钱，总的算起来相当于一头肉猪的价钱。
　　 紫苏的份量很轻，三担到四担的指标已需要不很小的一块地了。所以，在当时，即使允许你多种，也没有那么多的地，因为除出种紫苏以外，人总还要吃菜，猪还要吃番薯和萝卜的。而我爷爷又向来有那么一点“经营的头脑”，他所种的蔬菜有很大一部份也是挑到镇上去卖的，卖菜所得的钱虽然不多，但比紫苏来得快，来得及时。
　　 后来，指标慢慢有些放宽了，于是我母亲也开始种紫苏。种紫苏是件麻烦事，比种甘蔗不知麻烦多少倍。它首先要育秧，秧苗育成以后再移栽。至于施肥、松土、除草之类的就不必说了，任何作物都需要的。可是它跟甘蔗一样，等到长个子的时候，得去摘叶，不然长不高。
　　 紫苏的外形看起来象苎麻，尤其是它的叶子，更像。但紫苏比苎麻更高大，而且颜色是深紫色的，长在地里的时候就有一股很重的中药味。一棵紫苏包含着两味中药材：一味是苏梗，主要的功能是止痛、理气、安胎；另一味是苏叶，用于感冒风寒、咳嗽发热、呕吐腹泻。因此，摘下来的紫苏叶必须一瓣不剩地带回家里来，用铡刀切碎了，晒干收藏。
　　 自从第一次开摘后，到收割苏梗，随着紫苏主干的不断长高，中间要摘好几回叶，每回都摘到只留顶上的三档，母亲她们叫“三代”。由于摘苏叶的时间正好是在暑假里，因此我基本都逃不掉，总得跟着母亲一起去。我闻不惯紫苏的那种气味，总觉得鼻子有些难受。好在紫苏长得很高，叶子又很茂密，太阳是不太照得到的。又因为它有着天然的中药气味，因此也没有蚊子。
　　 最要命的是那段时间正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有时候几乎每天都要下一场，下过了又云开日出，酷热依旧。每当看到天边的某一个方向黑压压地过来了，母亲便急喊一声：“快去收紫苏！”
　　 于是我们就得立即抛下一切事情，奔忙着去晒场上，以打仗的阵势把晒开的苏叶收拢。好在苏叶很轻，几近没有份量，看着很满的一大麻袋，我只需一只手就能很轻松地把它拎起来了。
　　 到了九月份，就要收割苏梗了。说是收割，其实是用锄头掘的，为的是把埋在泥里的那一截也挖起来，因为那是份量最重的一截，扔了太可惜，并且留在地里也很影响继续耕种。苏梗一棵一棵地掘倒后，拍去抓在根上的泥，捆成一捆，挑回家，用柴刀垫着木头削去底部的根须，再用铡刀切碎。
　　 用铡刀切苏梗是有要求的，根部那一截尤其要求切得薄，基本不能超过五分硬角子的厚度。越到梢头越是可以厚一点，长一点，但最长也不能超过半寸。长短不符合要求的话，收购站是可以不收的，至少也会在价钱上打折扣，那可就吃了大亏了。
　　 在当时，我们村里种紫苏的人家有好几家，常常为着指标的多少搞暗暗的竞争，但面子上却一次也没有伤过和气，翻过脸，这一点倒真是难得。我猜想：是不是因为种的是药材，而药材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与“杏林医道”相关连，因此，各人的心底里多少都怀了一点纯朴的“仁心”，不愿意为了一头猪的价钱而撕破了乡里乡亲的脸面呢？也许真有这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