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善《扪虱新话》记载了有关苏东坡的一则趣谈，苏东坡参加科举考试，考官梅尧臣读了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后大加赞赏，认为简直可以和《孟子》的雄辩媲美。苏东坡为了说明奖赏宁可过宽，处罚则应慎重，用了一个皋陶要杀人而尧劝他宽恕的典故。主考官欧阳修见了他的卷子也大喜。事后梅尧臣问苏东坡：你那个典故出自何处？苏东坡笑道：“想当然耳。”于是传为美谈。
　　 苏东坡的原文是：“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用的材料是《礼记》：“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周礼》的解释是：“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天子要以有没有这三个理由为受刑者开脱，所以也不能算是杜撰。
　　 但苏东坡的文章里，“想当然耳”的地方也非止一处。宋人俞德邻的《佩韦斋集》指出，苏东坡的《上皇帝书》说“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是《论语》中子夏说的话，而苏东坡把它作孔子的话了；《再上皇帝书》中又说“孔子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圣贤举动，明白正直，不当如是。”同样把《论语》中子贡的话归之于孔子了。
　　 苏东坡写《石钟山记》曾“笑李渤之陋”。因为李渤的《辨石钟山记》把石头的“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当作石钟山之名的原因。苏东坡认可郦道元说的“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只不过郦道元“言之不详”而已。有趣的是，清人俞越就指出：“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曾国藩曾驻军于此，结果他说：“郦氏、苏氏所言，皆非事实也。”因为“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皆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其下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石钟山离李渤隐居的白鹿洞不算太远，李渤应该也不是苏东坡所说，他是“事不目见耳闻”而作出的臆断。而苏东坡自己到了这里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石钟山的奥妙。
　　 他的《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陶渊明的“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因採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意妄以意改，此最可疾。”可是在苏东坡之前，萧梁时的《文选》、唐朝《艺文类聚》中收录的都是“望南山”，可见并非宋时“俗本”才改的。
　　 陶渊明隐居在庐山附近的栗里，他望的南山就是庐山，庾亮的《翟徵君赞》中也称庐山为南山。隐士所居的庐山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干宝评价东晋士风“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他们一边尚清高不干事，一边又个个要官做，所以颜延之说陶渊明“韬此洪族，蔑彼名级”，他是真正主动退隐的。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之时，他仰慕的是隐居庐山的先贤们，所以他要主动地望，望中也包含了心中的坚持和自豪。苏东坡的“见南山”其实也是因为心中有挥之不去的坚持，南山才会那样顽强都要在眼前出现的。
　　 当时都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然而，名人多有谬说，好文章里也难免有不严谨的地方，熟读苏东坡的文章，就要注意他的“想当然耳”。
　　 宋人吴聿的《观林诗话》记载：“东坡爱玉女洞中水，既致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绐。因破竹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为调水符。”苏轼有诗《留题仙游潭中兴寺，寺东有玉女洞，洞南有马融读书石室，过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桥畏其险不敢渡。》那么，他的调水符应该就是交给了中兴寺僧人的，苏东坡的《调水符》埋怨说：“谩久成俗，关市有契繻。谁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馀。多防竟无及，弃置为长吁。”所幸，最终他没用这个“调水符”，因为那是件防不胜防的事。此时他任一个凤翔府签判的小官，派衙役为去取自己爱喝玉女洞泉水，人家也要考虑值得不值得。就是去寺中取了竹符，也未必真的会为他取回泉水，哪里弄点别的水敷衍一下就完了。其弟苏辙写了一首《和子瞻调水符》说：“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简。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谁谩……置符未免欺，反覆虑多变。授君无忧符，阶下泉可咽。”道出了相互间缺乏信任，彼此欺上瞒下的根本原因，可谓深刻。
　　 苏东坡的另一首《和子由蚕市》诗，说他们出山前：“年年废书走市观，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所以现在“诗来使我感旧事，不悲去国悲流年。”流年就是北宋的经济文化正在走下坡路，大小官员利用权势，像商人一样，都想额外占点便宜，这岂不是欺谩泛滥的源头？严复曾评论宋朝：“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宋朝以冗官、冗兵、冗费著称，特别是造就大量冗官作为维护政权的基础。所以读宋史，让人想起晋武帝司马炎一度要淘汰冗官时，大臣荀勖说了一句话：“省官不如省事。”按理说，省事就可以省官，但省官又触动了一大帮人的利益，会动摇政权的基础，而养一大帮冗官互相牵制，也必定不会省事。
　　 苏轼《东坡志林》论游士说“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先秦的游士除了那些宣传各自思想的人以外，还包括了一艺在身的术士，甚至鸡鸣狗盗之徒。苏轼说“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也。”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是游士的黄金时代，他们争奇斗艳般地展示了自己存在价值，同时也给后代的士子们留下了一个心理上的断层，因为秦始皇的统一，让游士们一下子消失了多样性存在的土壤。
　　 既然是“秀杰者”就不会甘心“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所以苏轼说的“失职”是说他们失去了寻找机会发挥才能的条件。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游士们是在贵族“养士”的形式下实现他们存在价值的，“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而那些有理想的游士们，为了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对于富贵者是可以弃之如敝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给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之后，秦“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秦始皇采用了法家的愚民政策，似乎是在想用牺牲天下人存在价值的办法，来强调他自己唯一的存在。依法治国固然重要，国家的统一也是必然的趋势，但在秦始皇的精神强暴下，“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的结果，必然是整个民族思想文明程度的退化。而这种压抑人性的结果，也必然会造成更强烈，更普遍的破坏性反抗，这也就是苏轼说的“游士失职之祸”。而另一方面，尽管秦始皇念念不忘为自己到处刻石纪功，最终也难免成了后世耻辱性的笑柄。
　　 游士的出路经过两汉的过渡，在三国得到一次回光返照以后，逐渐被赶到了科举考试这个独木桥，唐太宗一句：“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话，一网打尽了天下英雄。游士不再能游，也不再“失职”，于是想要摆脱被低俗化，想要思想解放，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陆游曾说自己“老馋自觉气力短”，所以他的《老学庵笔记》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吃的趣闻。其中一则说苏东坡与苏辙相遇于梧州与藤县之间，兄弟二人在路旁小摊吃“汤饼”，面对“粗恶不可食”的面条，苏辙还在“置箸而叹”之间，苏东坡却已经毫不在意地吃完了。于是对这个二十七岁中进士的兄弟道“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陆游还很佩服苏东坡的能吃甜食，他记载说“僧仲殊肴馔中皆有蜜，诸客不能下莇，惟苏轼嗜蜜，得与共食。”这个与苏轼交往的仲殊和尚年轻时游荡不羁，几乎被妻子毒死，弃家为僧后常食蜜以解毒，人称“蜜殊”，苏东坡还为他做了一首《安州老人食蜜歌》。但苏东坡之所以这么能吃甜食，据《管锥编》的说法是与他的吃惯了当时家乡偏甜的蜀菜有关。《瓮牖闲评》中记载说苏轼不止一次地说自己“嗜甘”，并有他的“想见冰盘中，石蜜与糖霜”等诗句作证。
　　 其实对于吃的态度，往往反映了这个人物的性格，同样是吃荔枝，杨贵妃是在吃的同时，体会到的是权势的显赫，君王的专宠。与此相反，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意，却是藉以表达自己苦中作乐的不屈和对权势、小人的蔑视，所以他被发配到更远的儋州后，又写了《食蚝》一文，称赞蚝的美味，还诙谐地写信给弟弟说“毋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其味。”{每次被贬，苏东坡都有发现美食的篇章，在黄州时则在他的《仇池笔记》说：“净洗锅，浅着水，深压柴头莫教起。黄豕贱如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有时自家打一碗，自饱自知君莫管。”到岭南则说“秋来霜露满园东，芦菔生儿芥生孙。”而且“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莼羹。”到了儋州，又说“以山芋作玉糁羹，色味皆奇绝。”
　　 然而也有令人心酸的一面，比如他与刘贡父交谈起读书时每天吃的白盐、白萝卜、白米饭的“三白饭”；当官后仍然“斋厨索然，不堪其忧”，只好和部下“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他的《后杞菊赋并序》中还说“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不奉。”《送乔全寄贺君》诗中则说“狂吟醉舞知无益，粟饭藜羹间养神。”《萍洲可谈》中说唯一跟着东坡的红颜知己朝云，在惠州吃了所谓的海鲜，事后知道是蛇，竟然大吐一场后病死了！到了儋州更是“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初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蛤蟆缘习俗。”老鼠、蛤蟆都得吃！
　　 但苏东坡毕竟是豪放的，也是懂得享受的。《曲洧旧闻》记载了他渲染吃喝的豪情：“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他还对苦笋念念不忘，说“久抛松菊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河豚鱼也不错，苦笋也别有风味，所以黄庭坚调侃他说“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春衫诚可脱。”
　　 有人做过统计，北方冬天蹲炕头时，食物的消费量反而比农忙时多，说明食物的消费并不一定与体力的消耗成正比；陆游说年老无力后反而变馋了，这都说明：吃可以用来填补某些没能得到的满足。苏东坡的《老馋赋》也说“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但他虽然写了不少有关食物的诗文，从他身上也引发出了“东坡肉”、“东坡豆腐”等等名菜，但纵观他的一生，却并没有对吃有过太多的注重，只是“鸡猪鱼蒜，逢着则吃”而已。
　　 冯梦龙的《谈概》说了一段有关佛印和尚出家的趣事：“佛印原儒家流，书无不读，与东坡友善，神庙时，祷旱，命僧人入内修演。”于是苏东坡让佛印假冒侍者去皇宫“入观盛事”，结果宋神宗见他长得魁伟“遂赐披剃”，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当了和尚，所以他“心颇衔恨”。《古今小说·明悟禅师赶五戒》还把佛印和苏东坡两人说成生死都在左右相伴。不过，从《禅林僧宝传》等书的记载来看，那些都不过是齐东野语而已。其它如把苏州人李章做客，见别人的鱼比自己的大，问蘇字下部鱼字在左边还是右边？主人说都一样时，李章就与人对换了一下的故事，也弄到苏轼与佛印身上，此类张冠李戴的事情也不在少数。
　　 据《大藏经》介绍，佛印是“饶州浮梁林氏子”，“幼称神童，青年出家”，“后礼宝积寺日用为师，学习禅法。曾登临庐山参访开先善暹，复参圆通居讷。二十八岁，嗣善暹之法”主持开先寺法席时，他已经在善暹这里学习了十年。然后“九坐道场，四众倾向，名动朝野，神宗赐高丽磨衲金钵，以旌师德。”
　　 南康军云居山在九江，《九江府志》等地方志记载的比较详细。佛印生于1032年，卒于1098年，十二岁出家入寺、十六岁离开景德镇出外修行。宋神宗是1068年才登基的，所以，就是按照元人《佛祖历代通载》：佛印二十八岁出家的说法，他的出家也不可能与宋神宗有关。而同书说他“曾一度为地方官吏”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佛印与众不同的特点，正如《感山云卧纪谈》记载了他元丰五年九月，自庐山归宗寺回到金山寺时所说：“道冠儒履佛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他的这个特色，也成了他所结交的朋友多为文士、官僚，如苏东坡、苏辙、黄庭坚之流的基础，他还经常参加他们的酒宴聚会和高谈阔论，从而成了当时士林中众所周知的名僧。
　　 佛印与苏东坡的友谊无疑是很深的，《宋稗类抄》说东坡被贬在惠州，佛印在江浙常常想写信去宽慰他，但“以地远无人致书”。有个叫卓契的和尚说“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佛印在信中说现在他被“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接着他宽慰并用佛家语引导他道：“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佛印曾住江州承天寺、淮上方斗寺、庐山开先寺等，并与苏轼在云居山真如禅院、临安玲珑山卧龙寺等地留下了遗迹，现在都成为当地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