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爱，踩着北风来
　　
　　 那年，我读初中，住宿在学校，吃的是喂猪般的大锅饭。面糊汤能映出人影来，馍馍沉重的能把头砸出一个窟窿。春天，更是青黄不接的缺粮时节，生活更加糟糕了。为了能让我们在学校吃的下饭，每个星期回家，母亲总会去菜园子拔些蒜苗，洗净，晾干，然后切碎，撒盐，滴几滴香油，拌均匀后，装进一个特大号的罐头瓶里。
　　 这样的一瓶腌蒜苗，节约一点，差不多够吃一星期的。那时候，基本所有的同学都有这样的一个罐头瓶，放在课桌下边的兜子里。
　　 有一天，倒春寒夹杂着寒流袭击而来。教室的窗户被钉了好几层薄膜，外边只能隐隐看出一片白，其它什么都看不到了。隔着薄膜能听到外边呼啦、呼啦的风声。
　　 这时，我看到一个人影在几个窗户边来回晃着，她走了好几趟，有几次趴在窗户上，想从窗户找个缝隙，可惜目光穿透薄膜是不易的事儿，她没有成功。最后，那道影影绰绰的身影便移动到了门边。一个教室将近一百个学生，目光都随着那影子移动着，老师终于感觉到不对劲，他的课直接被无视了。
　　 老师瞪了大家一眼，便走过去拉开门，问道：“您找谁？”
　　 我们集体伸着脑袋，看出是一个中年妇女，头上包着蓝格子围巾，只剩下脸在外边，嘴里吐着白气，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两只手不停地对着撮着。
　　 她好像没有听到老师说的话，伸长脑袋朝教室里边瞅着。
　　 “请问您找谁？”老师又问了一遍。
　　 那妇女的还是不吭气，只管伸长脑袋朝里边瞅。
　　 “老师，找我的……”这时候，我同桌站了起来，脸微红，咬着嘴唇。
　　 老师看了看那妇女，又看了看我的同桌。
　　 “她是我妈。”女同学说着便朝门口走去。那妇女看到女同学，紧促的眉头忽然松开了，皴裂的脸上带着微笑，像早春的黄花，一脸温馨地看着女同学。
　　 自始至终，她们母女之间没有交谈一句话，在百十双眼睛的注视下，女同学的母亲从胳膊上挎的篮子里一样一样拿出东西。一双带着金丝绒花边的棉鞋，一双毛线织的手套，还有一条长的围巾，最后拿出来的是一个笨重的罐头瓶。
　　 女同学抱着一大堆东西，眼睛红红的。她母亲拿完东西后，便指着教室，让她赶紧回座位。女同学没有进，而是对着母亲指向外边，她母亲点头，然后挎着空篮子离去了。
　　 面对此景，一班学生鸦雀无声，老师也目瞪口呆，这样的交流方式让人不解。
　　 女同学把一堆东西放在了课桌上，依旧站着，轻轻地说：“老师，我妈是哑巴，听不见您说什么。”
　　 西北风依旧呼呼地刮，教室里的温度却升高了。
　　 老师和学生都盯着这位女同学在发愣，刚好下课的钟声响起，女生们叽叽喳喳地围到她的身边，拿着她的棉鞋、手套、围巾啧啧赞叹，羡慕至极。
　　 那天，她那瓶腌蒜苗，好多同学都尝到了，咸咸的，香香的，辣辣的，吃进肚子，全是热流。女同学望着门口的方向，流泪不止……
　　 她说从她家到学校有十来公里，要翻三个山梁。母亲挎着篮子，顶着北风，起码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走到学校。
　　 后来，慢慢长大了，同学们五零四散，那位女同学也成了遥远的记忆。那个初春的片段，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湮没了。但是，那份浓浓的母爱，却像一朵花儿，开在我的心中，永远鲜活如初……
　　
　　 二、两双新鞋
　　
　　 小时候，我都特别怕那双眼睛，好像我和那双眼睛有仇似的。他老是瞪着，瞪着，吹胡子瞪眼的。眼睛上边的眉毛很长，带着弯，打着勾，有时候我甚至期待那眉毛再长一点，那样就能遮住那瞪着的眼睛了，让我不再害怕了。
　　 眼睛长在爷爷的脸上，是他五官的一部分。爷爷是亲爷爷，可是感觉距离好远。见爷爷，需要坐大汽船，两层楼的船。一坐好几个小时，穿越烟波浩渺的丹江水库，走走停停，上下五六个码头，靠岸下船，还得在一条街上走好远，才能到爷爷的家里。
　　 那年元宵节，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去爷爷那里。过大年的时候，姑姑说城市时兴一种叫“狮子旱船、踩高跷”的东西，很好玩。母亲为了让我们两个最小的孩子见识下城里的新鲜东西，便带着我俩兴高采烈地坐船去了。
　　 我们是正月十四下午到丹江的，去的时候，天气晴好，太阳温暖。十五晚上，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跟姑姑走在拥挤的人流中，看着穿得花花绿绿的演员，以及他们脸上五颜六色的装扮，还有那滑稽动作，我和弟弟都笑弯了腰。可惜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母亲本意带我们回去，可是我和弟弟看得正热闹，任凭母亲怎么拉也不走。拗不过我们俩，母亲只好随我们，一路走一路看，直到雨下大了，曲终人散了，才往爷爷家赶去。
　　 我和弟弟穿的鞋子是过大年母亲做的千层底绣花棉鞋，棉鞋经不起雨水的浸泡，回到爷爷家后，不仅外套衣服湿淋淋的，鞋子也全部湿透了。
　　 爷爷正坐在炉子边烤着火看着书，抬头瞅见我们湿淋淋地回来，顿时吹胡子蹬起眼睛来。
　　 母亲嘴角抽搐着，没有说什么。她把我和弟弟的衣服脱下来，放在椅子上，围着炉子烤，两双绣花棉鞋被母亲围成了一圈，放在炉子上边烤。母亲可能是太困了，烤着烤着，竟然睡着了，直到一股烤焦的味道把她熏醒了。看着两双被烧得只剩下半截的鞋子，母亲眉头紧蹙，原本打算十六早上要坐船回家的，这下子没了鞋穿，如何回去？
　　 这时，爷爷张开了眼睛，那眼睛瞪得更大了，原本不善言辞的他，大声絮叨着：“咋就烧了呢？咋就不看好呢？可惜了不是？”
　　 母亲似乎想要说什么，结果看爷爷瞪着眼睛，就把话给咽了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就没做声地出去了，母亲做的苞谷糊汤他也没有顾上喝一口。弟弟还睡在床上，母亲把我抱在了椅子上，看着那半截绣花鞋蹙额摇头。
　　 没有过多久，爷爷回来了，拎着两双鞋子，是两双格子球鞋。母亲用手捏了捏鞋沿，一脸的欢喜。她依旧像在家里那样，把鞋子放在煤炉上边烤烤，待里边温暖了，才让我穿上，另外一双给弟弟穿上了。
　　 第二天清晨，我和弟弟在母亲悄悄的呼喊中，穿衣起床回家。爷爷特地送我们了一截，到了巷子口，他和母亲说了五个字：“路上小心点！”走了十几步，我回头看到他不停地向我们招手，那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摇摇晃晃的。
　　 回到家后，母亲又给我和弟弟换上了绣花的棉鞋。那两双格子球鞋，被母亲洗干净后晾晒了，说等再去看爷爷时穿。
　　 爷爷四十多岁的时候，奶奶生病去世了，他一个男人守着一儿一女，没有再娶。尽管他从来没有亲昵地表达对我们兄妹的爱，不像其他人家的爷爷那样拿胡子扎我们。可是，他却在艰难的日子里，把仅有的白面和大米拿回家，养育了我们五个娃娃。
　　 爷爷八十二岁的时候去了。在他还有清醒意识的时候，他反复交待父亲，移民搬迁属于他的二十四个平方的房子，留给我这个孙女。
　　 如今，我常常会想起爷爷，想起那两双球鞋，那是爷爷最早给我买的礼物。看着这双鞋子，我的眼睛就会不由地湿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