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了2018年的新年，我问了有几十年感情的朋友，有没有咱们几个在一起拍照的照片，朋友说有，随即给我发了过来。我与图片中的两位弟兄曾经是一个村里的好朋友。这两位一个是包长林，一个是钟福臣。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我刚刚十八岁，他们俩比我小两三岁。
　　 我是1968年因为父亲作为教师调动到超等公社博尔诺大队学校，家也迁移到此村，被安排到第二小队，即现在的博尔诺村，当时这个村分两个小队，一队汉族人多，二队几乎都是蒙古族人。
　　 这个村背靠小山，小山坡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老榆树，在十里地左右从南面向村子望去，村子上空似云似雾笼罩着，美极了，犹如仙境。当然，这是春夏秋才有的景象。村子的东面也是小山，称其为东岗子，山上都是良田，有几百亩。岗子北面是大面积的草原，在生产队劳动的七八年的岁月里，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村子的东南面即东岗子的正南，是一片湿地，夏天是绿油油一片，秋季是红彤彤一片，是大面积的植物，名字叫碱蓬，冬季可以做烧柴；村子正南，是通向超等公社党政机关所在地名为新宿的镇子，距村30余里，是我经常走的路；村西南方向，是通向茂兴镇的土路，这条道没少走，距村12里，一个小时即可走到。
　　 由于这个村子蒙古族人较多，有些户还有远亲关系。这个村子所在县原来是蒙古族人聚居的地方，称为郭尔罗斯后旗，1952年改为现在的肇源县。尽管是这样，蒙古族人比汉族人还是少，所以互相联姻的多，这样一论起来这家与那家就都能连起来。另外，这个村子有我在浩德蒙中的初中同学和校友，还有几户在1958年下放的干部教师，与我父亲和兄长都熟悉。
　　 初到一个新的村子新的环境，且正是文革氛围相当浓厚的时候。在开头的一年多，大概也就是1968年的下半年和69年的上半年，父亲虽然一辈子忠心耿耿为教育事业拼搏奋斗，却被批斗，我就是所谓“黑五类子弟”，我与六七个地主富农在晚间扫大街。天天晚间社员们都聚集到生产队办公室开会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报纸社论，我却不能参加。为此，恐惧感受侮辱的情绪经常在心头萦绕。
　　 我由于是“能够改造好的地富子女”，加之有点文化水，所以在运动中还让我参与一些事，如给生产队和一些家庭画“忠字台”，就是在墙壁上贴一张毛主席头像，头像上面画向上散发的金光，下面画大海的波浪，再画上几朵葵花，表示朵朵葵花向太阳。还参与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记得我编了一篇题为《送儿当兵》的话剧，玉坤是主角，即“兵”，我与福臣是配角，有青年甲乙，大概有十几个人参与。在本村演后，还上后屯“五家子”去演。记得在一次文艺会上，我还写了一篇散文诗。
　　 这些活动有的停产进行的，有的是业余进行的。
　　 尽管文革运动正在如火如荼阶段，造反派和“红五类”的社员们到公社开大会，回来跳“忠字舞”，干活出工前在“忠字台”前“三敬三祝”，吃饭时也“三敬三祝”，但这些也就是热闹了一阵子，慢慢地就趋于平静了，因为要想活命，还得生产劳动，这也说明这个村即大队革委会是懂得抓正事、抓生产的。
　　 当时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别无选择，只有参加生产劳动了。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家搬到这个村的几天后即6月5日下午开始劳动的。下午的劳动是铲地，即使用锄头铲玉米的草。以前从来没干过庄稼活的我，一下午两手就被锄杠磨出了泡。日落前下工回到家，母亲用针给我把泡挑开，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照样出工。
　　 秋天，开始割谷子，这是需要技术和体力的活。刚开始，割谷子还不会放腰子，即把两把谷子用谷穗交叉扭在一起，把“谷腰子”放在地垄沟里，然后把割下的谷子放在上面，用它捆起来。
　　 还是年轻体力好，刚开始感觉吃力，两三天就适应了。后来割谷子我是“佼佼者”，总在几十个社员中的前几名。
　　 冬季到了，即从11月到来年的1月份，这两三个月份是到大场院里“打场”，就是给割下的各种农作物脱谷。有谷子、糜子、高粱、玉米、黄豆等，得有十几种。大多农作物是用马拉的磙子，对谷子等转圈反复碾压，直至把粮食从谷穗上全部干净地碾出来。
　　 打场需要起早，寒冬腊月，早晨三四点就得起来到场院干活。因为早晨寒冷，农作物都在冻着，好出谷。但谷好出，人冻得难受。
　　 好在生产队打场这季节早晨供社员们一顿早饭，是热乎乎的荞面饸络，类似现在的面条，用特制木模具在烧开了的大铁锅上架上，然后把活好的荞面团在模具上压出面条直接落入锅里，几分钟后就可以吃了。
　　 那个年代，能够吃上一次荞面饸络，也是十二分的难得。
　　 打完场，也就来到了春节即过年了，才能给几天假。大年三十到来年正月初五初六，继续劳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就有这五天假。
　　 从初六始，在生产队的大粪堆上刨粪。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粪堆，从春天开始，一年的牛羊马粪积攒起来堆到一起，冬季都冻成坚硬的粪坨子了，得用大镐刨，然后用马车往地里送粪。
　　 紧接着就是备耕、春播了。
　　 年年复始，几乎重复着同样的劳动。
　　 在开始的一年里，虽然政治气氛浓烈，还是有几个年龄相仿的乡亲农友能够说些话。最先的是白玉坤，他当时任大队民兵连长，家在二队，也经常参加生产劳动。我印象最深的是，玉坤给我示范开高粱苗，就是使用锄头把高粱苗周围的小草清除掉。这虽然不是高深的技术，但也需要手上功夫的。
　　 玉坤干活灵巧，锄头在他的手下飞舞左右挥动，三下五除二就把草铲得干干净净，把多余的苗也清掉了，且不伤害着仅留下一棵的较壮的高粱苗，还要把握好苗与苗的间距，一尺左右。
　　 玉坤是个聪明有很强进取心的青年人，为人开朗热情，蒙汉语言皆畅，幽默诙谐，很有凝聚力。我俩在几十年里始终保持着友谊，我能够在村办学校教学，是后来成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他推荐决定的。
　　 还有邻居赵军，小伙子聪明能干，我俩每天经常一起出工一起回家。有点空闲，我俩一起下象棋。象棋，我第一次知道。对如何走棋，如马走日相走方等方法，很好学，但棋艺即如何下得好，能够战胜对方，是高深的技术，就难了。赵军的棋艺好，我是跟着他学的。和他交手，他胜的次数更多些。
　　 后来，我俩在一起到铁力山区出了一次工。两个月的时间，我俩与同去的伙伴吃住劳动在一起，我俩的睡铺挨着。记得我俩趁休息的时候还出去检点破铜片，回来还卖了四十几元钱。说心里话，还是赵军的主意多，我在这方面是木讷的。
　　 在铁力的那两个月见识了很多，我们天天要爬山，要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但那时候正年轻，有个“敢”字，有个“闯”劲，什么困难都可以踩在脚下。
　　 两个月总算平平安安地回来了，还给家买回二三十个“锅盔”饼，那个饼是真好吃，现在多少年也没有再吃到过了。
　　 照片中的弟兄包长林、钟福臣一起劳动，是1969年下半年的事。他们俩从小学就是同学，学习成绩很好，考试长林第一的时候多。进入中学了，长林是蒙古族，是到浩德的蒙古中学就读的。福臣是汉族，是到茂兴中学读的书。
　　 他们俩中学毕业后，一开始自然是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
　　 记得第一次我们三在一起劳动就是在东岗子西北面打羊草。我们用钐刀，一种长型刀按在有一米半的木杆上，把刀磨锋利了，把刀贴着草根从右向左挥去，草便一面子地呈纵行倒下，这叫“开趟子”，后边的人跟着同样运作，叫“扶趟子”。
　　 我们仨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互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一个下午，我们仨谈了很多，有理想有抱负，也有对现实的忧虑。
　　 干了一两年活后，我总这么想，作为种地的农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得不到休息，辛辛苦苦地干一年活，不但挣不到钱，甚至吃饱饭烧柴禾都极其紧张。一口人分300多斤毛粮，节省着吃，也有一两个月青黄不接。烧柴呢，除了生产队秋天收割后给点庄稼杆棵外，就得生产队打完羊草后在大草甸子上找剩下的秋草割，运气好能割上两车，不够的还得在春天在甸子上用20多齿的大耙搂柴禾。
　　 辛勤劳动换不来等价的收获，这是最让人伤感的。
　　 但我想，社会不能总这么样，一定有改变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们仨谈了很多很多，整个一下午非常愉快、惬意，丝毫没有累的感觉，因为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还有一次与长林在一起的劳动记忆犹新。1970年春天，由于我们生产队的田地大多是沙土地，需要改良，所以队长就决定去东岗子正南的碱蓬地里取碱土，有“沙子掺碱，赛如金版”的谚语，是说通过掺碱改良土地能够优质。另外，所谓“碱土”并不是纯碱土，而是有很多烂草转化的腐殖质，是黑油油的土。
　　 时隔五十年的很多事都忘记了，但这些场面和大体的言谈内容却能够仍然深刻在脑海里，忘不掉。
　　 几年后，我们仨都有了变化。
　　 长林，变化得早。1970年末，超等公社的供销社招工，在各生产大队即乡村老干部中挑选，长林被录用，之后，由于才干突出，特别是有文字功夫，加之有进取开拓精神，先是在广播站播音，紧接着任公社党委秘书、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县民委主任、县委农委主任、绥化市运输管理处处长，正处级。可以说干的风生水起、一路顺风，虽然也有小小的波折，但阻挡不了前进的步伐。
　　 长林退休后，生活很有诗意，正像他在2017年秋季出版的《浅吟低唱》诗集在《和郝长青（满庭芳赠长林）》词中所说的“夏守冬走，结伴绘彩虹，夏守家避暑，冬南走御寒。夏在绥化、哈尔滨，冬在海南省三亚市。”
　　 那时，我在养殖场干过多种工作，还当领工员领着十来个人铲过地，放牧过牛羊和大鹅，相对比在生产队里轻松些。放的羊有百十来只，每天七点半左右把羊群赶到村南面的草原上，这里水草肥美，羊群在吃饱休息时，我也在草原上躺一会儿，望着蓝天，听着鸟鸣，心情好时也唱上几首歌和流行的样板戏曲子。
　　 在冬季，由于草原上草已经不多，羊群就好边吃边走。11月份的一天，我把羊群赶出去，我边走边入神地看一本小说，没注意，羊群就走到南面的小山坡上了，虽然距离并不远，但特别害怕，因为据说这个地方有狼，我赶紧扛着“洋炮”就追了上去。在离羊群有一二百米的地方，就看见有两三只狼在羊群里捕捉羊，把羊群撵得东跑西散。那时我的心里“突突”的，但也不能退缩啊，把“洋炮”端好对准狼的方向就放了一枪，狼听见枪声落荒而逃。虽然狼跑了，但心里也后怕啊，如果狼围攻我，我根本不是狼的对手。
　　 这是生命里第一次遇见狼。以后就特别注意了，只是赶羊群在村子附件草原上转转。
　　 晚间，每天都到场部的羊圈看看，怕狼来掏羊。场部就是两间小土坯房，这里长住的就是长林的老舅爷，负责全天候的警卫工作。来到后转转，就与老舅爷唠嗑。老舅爷脾气倔，爱喝酒，酒后爱讲蒙古族故事。从老舅爷那里能听到很多没听过的故事，记得讲博尔诺村的历史及村名的由来。
　　 我在生产队劳动过了一年左右时间后，村子的文革形势趋于平静些了。我们这些地富家庭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可以参加生产队天天晚上的会议了。有时候学习最高指示，我也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发言了。有时候，我的发言还受到了赞许。
　　 还记得1969年终生产队评选“五好社员”，蒙中校友于德良评上了，德良是长林的同班同学。每个年轻人都要求进步，对评选还是热血沸腾的。长林和我说，明年也努力劳动争取。我虽然知道自己是地主家庭在那个年代对此是奢望，但肯定想在生产中成为一个优秀的劳动者。
　　 1970年，没到年底，长林就被选拔到超等公社街里的供销社上班去了，这自然是让大家为之高兴的事。
　　 年底的12月末，又开始评选“五好社员”，生产队长宋发让大家踊跃发言看看评谁，只能评一个。不知道是哪位哥们提的我，说长青，我看长青够条件，话音刚落，大家就一声雷似地喊：“同意，郝长青！”
　　 这下把我震惊了，心跳得咚咚的，脸也红了。队长把五好社员的奖状双手捧着给我，我很腼腆地接了过来，还敬了个礼。
　　 会议上，领工员老张说：“长青真有威信啊，一声雷通过了！”
　　 其实，有什么“威信”啊，大家看你干活实在、有上进心，人品没毛病，还有点文化，与年轻人还都处得来，有社员提名了，也就“一声雷”了。
　　 把奖状拿回家，爸妈和哥哥弟弟妹妹都高兴，把奖状贴到了北墙上，每天看到心里是美美的。
　　 后来，我又被大队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每个大队一名，队长报到公社去了，后来没了音讯。
　　 劳动期间，我利用休息时间读尽可能地借来的各种书籍，除了几部古典文学外，还读了很多现代小说。当然很多书籍是更小的时候小学期间读过的，如《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因为父亲是中专语文教师，学校有图书室，就借回来给我们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