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欲写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天池山人等），手中的笔便沉重了起来。像他这样痛苦又卓绝的灵魂，每试图靠近一次，都会体验到彻骨的冰冷，但这冰冷只是烈火的外在形式，或者说仅仅是我们作为客体的表象感知。翻开他的画册，捧读他的诗文，分明能听到笔墨沙哑凄厉的呼啸，看见从字里行间淌出的泪滴。精致、细腻、优美、富丽绝非徐渭的表述方式，而似乎唯有失意、忧愤、绝望和癫狂方能催生他的艺术。这是一种极富悲剧意味和生命张力的表现主义，它扫尽铅华、不合时调，却个性张扬、石破天惊；它脱略形似、尽情宣泄，却天纵其才，前无古人。
　　 徐渭生前寂寞，死后却大放异彩。在这一点上和他类似的还有西方的梵高。在徐渭去世20余年之后的某日夜晚，明末文坛领袖、“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在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朋友陶望龄家中做客，袁宏道无意中走到书架旁，随手抽出了一本诗文集，虽“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袁宏道只是略读了数篇，便惊骇不已了，急忙叫来陶望龄，问是何人所作？陶望龄称这是同乡徐文长之作；袁宏道追问“是今人还是古人”？得到的回答是作古多年了。随后两人一起凑在烛灯下，一边读着，一边啧啧赞叹着，甚至于大喊大叫了起来，全然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仆人们纷纷从睡梦中惊醒，相互打听发生了何事？袁宏道感叹道：“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以后，袁、陶二人均写过徐渭的传记。
　　 每当我想起几百年前的这个天公开眼的夜晚，便会心生感动。一个饱受忧患、凄凉离世多年的文人，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召回人间。而这位心肠古厚、独具慧眼的隔世知音袁宏道，此后费尽周折，多方搜集徐渭的遗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信这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他开始东奔西走、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宣扬徐渭、推崇徐渭，使徐渭渐渐被当时人所了解，甚至于形成“今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之势。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这句话，在我看来只表明了一般规律，因为真正被掩埋被断送的我们已无从得知。或遭焚毁、丢弃；或不被记录和保存，文化的一抹葱绿，实在是太容易被时间的流沙所遮蔽。
　　 但徐渭却在被遗忘的边缘由一双温暖的手拽了回来，而且徐渭的隔代知音和崇拜者越来越多，知名的有：陈洪绶（明末大画家，曾从家乡诸暨搬到绍兴徐渭的青藤书屋寄居有年，以此表达足够的崇敬和仰慕）、八大山人和石涛（皆深受徐渭大写意艺术的影响）、汤显祖（对徐渭的剧作赞叹不已，当与徐渭并称明戏曲的“双子星座”）、周亮工（清末明初文学家，称徐渭各项艺术才能“俱无第二”）、郑板桥（在其诗作《题青藤小像》中云：“甘心走狗列门墙”），以及近代大师吴昌硕（称徐渭画“奇古放逸，不可一世”）和齐白石（曾云恨不生前三百年，为青藤铺纸磨墨）。民间也把许多传奇故事的主人翁移栽到徐渭身上，推波助澜，使之更富传奇。
　　 这既是徐渭的幸运，更是中国文化史的幸运，但对生前苦难的徐渭而言已无从感知这一切了。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袁宏道，没有那个天公开眼的夜晚，像徐渭这样的旷世奇才是否会被永久地埋没掉？是否会有被后世列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光芒与荣耀？不得而知！
　　 二
　　 作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在诸方面和另两位大才子解缙、杨慎迥异，就民间层面而言，徐渭的影响力则远远大于解、杨二人。相形之下，徐渭的人生遭际更为跌宕，身世背景更为复杂，精神困厄更为深重。正所谓“孤孳之苦，履历之难，偃蹇之状，骨肉煎逼，萁豆相燃”（徐渭《上提学副使张公书》），其中也包括他个人婚姻的不幸。
　　 有必要把此三人作一横向的参照和比较，窃以为更能加深对徐渭的认识。
　　 徐氏一族虽属世代书香、会稽名门，父亲曾中过武举。但家道在徐渭出生不久即告中落。徐渭百日丧父，又属庶出（生母侍女出身，在徐渭10岁时改嫁），故而徐渭很早即体会到世道沦落、家庭变故之痛。而解缙从小家境裕如，祖父解子元为元至正五年进士，父亲解开五知贡举，明初授官不受，属于高蹈孤傲之士，常年热衷于著述及办学；其母高妙莹饶有学养，通文史，擅音律，精书法。生在这样的家庭，解缙打小就受到良好的调教，他衣食无忧、安安稳稳直至一考成名。杨慎的家族背景比之解缙更为显赫，其祖父杨春曾任湖广提学佥事，其父杨廷和官拜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执掌朝政多年，政治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因“大礼议”而致仕。
　　 徐渭在科场八次落第（性情和文笔皆不拘礼法，故不入时人眼），仅在20岁那年考中秀才。即便这个秀才，也因后来犯杀妻案入狱而遭革除。徐渭终身困顿于此，深痛于此。由于连个举人都不是，他一生只能游离在“体制”外而遭冷落。聊可提及的事功是曾充当领兵部尚书衔兼福建、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幕僚文书，一展其军事谋略之才（为胡大将军抗倭灭倭出谋划策，甚至曾亲自参与军事行动）和经世志向。虽然胡宗宪威风八面，位高权重，但对徐渭却是礼遇有加，甚至为徐渭科考之事专门向考官打招呼，亦曾为其择妻。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徐渭不仕不隐、“叨奉管毫”（《徐渭集》）的“刀笔吏”的卑微地位，且随着胡宗宪被指为严党下狱致死，使徐渭立时没了靠山，深惧被牵连而精神失常，屡次自杀（自杀方式也是徐渭式的：斧劈头颅，锥入双耳），又于第二年误杀其妻。也许是徐渭命不该绝，老天有意挽留其性命，以促其完成应负的使命。徐渭杀妻入狱七年后，在一位名叫张元汴的热心朋友的多方营救下被保释出狱。出狱时徐渭已53岁。他已然洞彻了世道人心，放弃了青年时代的梦想，从而回到了自我价值中枢。生命最后的二十年，徐渭以个体生命的熊熊燃烧和惊世骇俗的艺术表现，终成一代大家。他晚年仅靠卖画为生，时常“忍饥月下独徘徊”，但若有显贵之人登门求画，却一概不见，甚至大声地对门外喊：“徐渭不在”。他死时，家徒四壁，床上连双席子都没有，唯有一条狗与之相伴。
　　 而解缙呢？19岁即考中进士，可谓天之骄子。初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后被明成祖朱棣重用，成为自明朝开国以来首位内阁首辅，更因担任《永乐大典》总编撰而名垂青史。由于秉性刚直，在立皇储及所谓“私谒太子”事上不避斧钺，成为皇族权利斗争的牺牲品，先入诏狱，后被灌醉后扔进雪地里，竟活活冻死。行文至此不由感慨，当年多少学子寒窗苦读、汲汲于功名，然官场之龌龊，朝政之黑暗，完全超出他们的意料。无数“考而优则仕”的杰出人才，意气勃发，却落得满脸土灰，忠心辅国，竟然不得善终。他们中的许多人，秉持着公义和良知，希望建功立业，造福社稷，但又不得不周旋在那些个弱智、昏庸和病态的皇帝身边，即便一时得宠，也难逃悲惨的结局。轻则廷杖、遭贬；中则罢官、流放；重则处死、灭族。所以，明代的官场，可谓充满血腥，暗无天日。
　　 杨慎还算是得到善终的，但也好不到那里去。他是正德五年一科的状元，被授翰林院编撰及经筵讲官等职。他才高八斗、忠直耿介，年轻时一腔热血，在“大礼议”时违逆“圣意”，犯言直谏，得罪了心胸狭隘、人格缺陷很严重的嘉靖帝，先遭廷杖，后发配云南边地长达30余年，一生未被启用。但他宁折不弯，随遇而安，从生命本体出发，以惊人的才华，涉猎多类学科，个人成就除诗文词曲外，但凡经史、训诂、名物、书画等领域靡不通晓，均有建树。其一生著述多达百种以上。《明史》认为“明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杨慎为第一”。他就像是一颗巨星，被庙堂的乌云一时遮蔽，却在生命的另度空间划出一道更为璀璨耀眼的光芒。时人对他所了解的，也许是那首经电视剧的传播而脍炙人口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徐渭虽然一生都处在底层社会，频遭不幸，但却以他的深厚底蕴和旷世才华实现了生命的跨越。他就像一只草丛里飞起的雀鸟，在经历了上升途中所有的压力测试之后，升向了高空，并瞬即化成了一只大鹏。而解缙、杨慎都曾高居庙堂之上，并没有尝到多少人间的苦寒和辛酸，但他们却以高贵的人格、士子的良知和舍生取义的道德勇气，头撞坚硬的磐石，即便血流满面，亦在所不惜。
　　 客观而论，和徐渭相比，解、杨得以青史留名，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不在体制内，解缙断不可能和《永乐大典》扯上关系，而杨慎也没有资格参与什么“大礼议”。徐渭则不然，作为一介布衣，他完全被世俗社会边缘化了。倘没有杰出的艺术成就，即便遇上了袁宏道，他也只能被埋没掉。后人最多记得他曾做过小小的幕僚，为抗倭事业出过一点力，从而把他的名字归类到无数个“绍兴师爷”的谱系之中，说不定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曾有过这么一个人。作为明朝一流的文学家、戏剧家、书法家和画家的徐渭，虽身逢浊世，但毕竟不为浮云所蔽，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宗师。所以，人们又慷慨地在他的名字后面再添上一个头衔：“军事家”(这同样当之无愧！)。
　　 徐渭之所以是徐渭，实在是一件概率极低、太过离奇的事情，想必徐渭生前也绝对想不到，他的那些浸透了辛酸和泪水的笔墨，会在后世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徐渭虽然也自负，但也不可能事先估计到会被后人推上明朝“三大才子”的高度。所以，我并不同意余秋雨在《青云谱》一文中所说的：“他（指徐渭）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徐渭的“千古重量”谁都不会否认，但这只能是历史和后人称量出来的，作为艺术家的徐渭本人，只能从艺术生命的本体出发，而不可能一边创作一边给自己确立一个历史定位。况且，这并不符合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
　　 倒是有必要面对徐渭的存世作品，来看一看他究竟取得了哪些惊人的成就。
　　 三
　　 袁宏道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徐渭之后，在一封尺牍中写下这样的评价：“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字瞻之辨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即何、李当在下风”。这样的评价，只能以“崇高”来形容。但这仅仅是指他的诗。
　　 徐渭尝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个排序后人是有争议的，因为即便以排第四的画论，徐渭已被看做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十大画家之一。不妨先谈谈他的画——
　　 一般认为徐渭四十余岁始学画，吴昌硕学画也很晚，但都无碍他们成为首屈一指的大画家。因为学识修养、诗文功底、书法基础、文化综合素质决定了画品的参差高低，而徐渭在这几方面的才能世所罕见。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清晰的师承，灿烂的才华和禀赋使他具备了足够的自我激发和艺术创造能力，跌宕的际遇、人生的苦难又决定了他的艺术风格，那就是奇险肆意、激越狂奔、不拘成法、风卷残云。他的画气性大、力度强、笔墨足、意趣狂，后人主要是从精神层面和艺术风格上去领悟他，感知他，而很难从具体哪一方面学他的画。我甚至认为，徐渭的画是没法学的，因为，如果你像他那么画的话很容易误入横涂竖抹、粗头乱服、荒诞不经的歧途。在徐渭这里可以成立的东西，未必在别人身上也能成立。换句话说，徐渭这么画是真有东西在里面，而别人未必。
　　 所以，他被后世誉为中国大写意艺术的开山鼻祖。隔开400年看回去，他仍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再谈谈他自诩甚高的书法。楷书学钟王，行草以宋明诸家为师，其中张旭、苏东坡、米芾、索靖、张弼、黄山谷，尤其祝允明等是他最有心得的大书家。他的书法(主要指晚年的书法)意不在于字，而在于表现强烈的情感。他轻视笔法、规寸、技巧，而是以更具精神向度的审美意识，把字体的架构重新改造，使笔墨线条更加盘根错节，变幻无穷。欣赏他的书法只能从整体着眼，而必须忽略掉局部和细节，否则便不能入得堂奥。可以说，他是明朝最有创造力的一代书法大家，虽然解缙的草书也不错，但却没法和徐渭相比。而且他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有《笔玄要旨》传世。
　　 在我看来，徐渭之画还是略高于徐渭之书。
　　 至于他的文章，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实用性文种，比如策论、表疏、序、方志、墓志铭等，包括很多代拟之作；二是小品文类，比如尺牍、题跋、品鉴等，绝大多数皆为本色之作。且看徐渭对自己的文章如何评价：“稍融会六经，及先秦诸子诸史，乃兼并昌黎、大苏，亦用其髓，弃其皮耳。师心横从，不傍门户，故尔无痕凿可指”。好一副自信满满的口吻，谁让他是徐渭呢？
　　 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戏曲，代表作《四声猿》被袁宏道认为是“明曲第一”。
　　 对于徐渭的艺术成就，我们只能用“叹为观止”这四个字来形容。因为“诗、文、书、画、曲”皆臻一流之列的大师在中国绘画史上实在找不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