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老家过年，各家各户都要贴三子：对子、箋子、画子。对子是对联；箋子是门箋，也叫“过门钱”；画子则是指年画。对于我这个久居外地的游子来说，最难忘的是故乡的年画。
　　 老家潍坊是著名的“年画之乡”，过大年贴年画的习俗，同这里盛产的“杨家埠年画”一样，历史悠久。在我的记忆中，老家的年画种类繁多：大门上有武门神；影壁墙上有福字灯；房门上有美人条、金童子；窗户两旁有月光画；房间里有中堂、灶王，还有炕头画等。就连窗户周围的窗旁、窗顶，院内牛棚、禽圈上的栏门坎，甚至大车、粮囤上，也都有专用的年画，真可谓无处不在。老家的年画制作方法虽然简便，但工艺独特，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画面喜庆，能把农家院落里里外外装扮得喜气洋洋，因而深受乡亲们的喜爱。每当大年临近，人们便前往集市或店铺，选购自己喜欢的年画。当时受经济条件所限，各家虽不可能到处贴满年画，但都会在家中重要部位贴上几张；全村数百户人家，无意之中便将春节办成一个琳琅满目的年画大展。过大年期间，这些丰富多彩的年画与春联、门箋等交相辉映，五彩缤纷，图文并茂，使老家的“年味”更加浓郁。而大年初一给长辈们拜年，或到左邻右舍串门时，顺便欣赏丰富多彩的年画，也成了我幼时难得的乐趣。
　　 我家的年画都由父亲购买，每年基本上是三张：“灶王画”、“财神画”和“炕头画”，前两种内容相对固定，只有“炕头画”每年不同。有几年的春节，父亲还买回两幅门神，贴在大门两侧的门框上。少时的我对“炕头画”的内容最为关切，每当父亲买回年画，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展开画面，看看“炕头画”是什么内容。我小时候睡在炕头，年画就贴在我旁边的墙上，与我朝夕相处。等年龄大一些时，我便建议父亲买哪一种“炕头画”，父亲一般都会采纳。
　　 每年除夕之日，张贴年画和对联、门箋，与包饺子、蒸年糕一样，是一件令人渴望与兴奋的事情。
　　 张贴年画的第一步是煮浆糊，老家叫“打浆子”。煮浆糊要用纯白面粉，才能保证年画贴得牢靠，因而母亲必须精打细算。母亲嫌煮饭的铁锅太大，而把面粉抓到盛饭的大铁勺子里，放水搅匀，然后点起一堆小火，慢慢来熬。随着白色的面浆由白而黄，由生到熟，一股面香亦从淡到浓，溢满房间，馋得我直咽口水。但不管我如何表示，母亲是绝对不许我染指浆糊的。母亲的理由充分而吓人：谁吃了“浆子”，脑子就会变成“浆子”，一辈子糊涂。小时候的我信以为真，总是努力抑制着心中的欲望；长大后便知道母亲是吓唬我的，但也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
　　 浆糊熬好后稍微冷却，家人便开始张贴年画、对联等。墙壁、门窗等处已于腊月二十三彻底清扫过，此时只须轻拂灰尘即可。贴年画通常由父、母协作完成，我只能凑在旁边看热闹。母亲作为一家主妇，除夕这天本来最为忙碌，之所以撂下其它活儿来贴年画，是因为没有她的参与，那些浆糊是根本不够用的。张贴年画时父、母二人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母亲手拿两把笤帚，一旧一新，旧的用来往墙上涂抹浆糊，待父亲把画贴上后，再用新笤帚轻扫一下，年画便平平整整地贴牢了。神奇的是，年画一上墙，原先陈旧、黑暗的农家房间，顿时变得蓬荜生辉，喜气盈门，呈现出一派崭新的节日气象。
　　 老家的“炕头画”有很多内容，我熟悉的便有《年年有余》、《鹿鹤同春》、《榴开百子》、《八仙过海》等。每当买来一幅新的年画，父亲都会把上面的故事讲给我听，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八仙”的姓名，知道了许多古代、神话故事。“炕头画”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一幅名叫《摇钱树》的年画：画的中央是一棵繁茂的大树，上面挂满了铜钱、元宝、鞭炮等，树下是一群身着节日盛装的孩童，欢快地玩耍，充满浓浓的节日气氛。每年初一我到长辈家拜年时，发现炕头墙上多是张贴《摇钱树》这幅年画。长大以后我才明白，乡亲们是用这幅年画表达自己的期盼，盼着富足美满、兴旺昌盛的好日子。
　　 同“炕头画”一样，老家的所有年画都是通过概括、象征、寓意和浪漫主义等手法，烘托出鲜明的主题，构图完整、饱满，造型夸张、朴实，线条简练、流畅，色彩艳丽、强烈，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充分体现了老家农民粗犷、奔放、豪爽、勤劳、幽默等性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这些年画又与老家的北方民居特点巧妙结合，营造出过大年时吉祥喜庆的独特气氛，突显了农家新春祥和欢乐、幸福平安的特点，成为过年时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并寄托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那时候，尽管乡亲们日子过得都不宽裕，房屋院落也多陈旧，但都不忘“请”几张年画回来过年。因为这些年画的主角多为各路“神仙”，乡亲们都用“请”字表示敬意。
　　 年画在我幼时的美好记忆，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嘎然而止。“文革”开始后，老家这些年画因涉及“福、禄、寿、财”等传统内容，很快成为“破四旧”的对象，从而迅速销声匿迹，远离农家的春节。此后过春节时替代年画的，是一些宣传画，最多的则是“样板戏”的剧照。那些剧照几乎一种模式：前面是一张大幅英雄人物像，后面是八格连环画故事，而且每年只有一种内容。尽管对于我等小孩来说，这些宣传画也有吸引人之处，但大人们却往往不以为然，仍然怀念那些传统的年画。记得有一年，宣传画的内容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幅剧照则是洪常青挥舞大刀的飒爽英姿。这年给二叔拜年时，二叔指着炕头墙上的宣传画，苦笑着说：“大过年的，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就在头上，越看越觉得别扭，这叫什么事儿！”
　　 “文革”结束后，老家的年画枯木逢春，得以迅速恢复并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老家年画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材料、图案到制作工艺都日益现代化、时尚化，寓意也更加丰富。同时，年画仍然保留了古朴的乡土气息和传统的文化神韵，做到喜气依旧，“年味”依旧，使传统艺术宝库中的这一瑰宝更加璀璨。但尽管如此，传统年画却未能再回到农家春节。近年来随着农家住房条件的改善，随着各种挂历、台历、国画等装饰物品的兴盛，年画已难以再在农家大年中独领风骚。近些年我曾几番回老家过年，发现对联、门箋犹在，却很少再能看到传统年画的身影。看来，昔日老家过年时这道传统的“年味”，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回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