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武斗“战乱”，举家搬迁回老家暂住，在老家暂住的那段时间里，认识了二爹一家人。认识他们的时候，二爹五十多岁，他的大儿子十四、五岁，小儿子十岁左右。
　　 二爹，其实是我的二爷爷。他的父亲和我的爷爷的父亲是亲兄弟，所以他和我爷爷是堂兄弟，他在家排行第二，按照当地方言的叫法，管爷爷辈的人都喊爹，故而，我们这个辈分的人都喊他二爹。二爹是个半瞎，一只眼白内障，一只眼高度近视，看到的人只是轮廓，却看不清面容。而且二爹还在打小的时候生过天花，落下满脸大麻子，麻子坑很深，近似疤脸的感觉。二爹家里穷且又人长得丑，因此年轻时没讨到老婆，为了生计，拜师学艺，学会了说书。逢集的时候去街上说上一段书，便可得到几个零钱以作餐资。
　　 常言道业精于勤，在二爹不断地努力下，终于一举成名。解放后县文化馆聘用他作为一个专业说书人进了说书场，以丰富民众的业余生活。有了临时的职业，收入也相对固定，于是在媒人的撮合下成了亲，婚后育有两子。老婆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便离世而去，二爹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屋漏偏遭连阴雨，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说书的属于“四旧”，文化馆便将二爹辞退回家，二爹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第七生产队。没了那份临时工作，也就断了生活的来源。二爹一辈子没种过地，带着两个孩子回家后，生活更加艰辛。不管怎么说，二爹会说书，也算是个有点“文化”的人，所以生产队对他多多少少的也有点照顾，尽量让他干一些轻快的活，一天也能挣十个工分，折合人民币八、九分钱。
　　 二爹的两个孩子虽然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但是辈分比我长，因此我喊他们大叔、二叔。认识他们的那一年是个寒冷的冬季，大叔、二叔没有棉衣穿，更别提什么毛衣之类的东西，每次遇见他们的时候，总是看着他们瑟瑟发抖的样子。
　　 斗转星移，又一个冬季悄悄的到来。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物，小八队的队长李二。之所以叫小八队，是因为八个生产队里八队的人口最少，故被人戏称为小八队。队长李二是中共党员，为人谦和，也很关心百姓疾苦。寒冷的冬天，社员们闲着没事干，于是李二便以二斤小麦一个晚上的报酬请二爹到小八队的牛屋里说书，一来对二爹家的生活有所照顾，二来也丰富了社员们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牛屋，顾名思义，就是养牛的地方。之所以把说书的地点选择在牛屋，一是地方较大，二是怕牛冻着牛屋里每天都生火，屋里暖洋洋的。
　　 听说请二爹说书，社员们早早地来到牛屋，等待着二爹的到来。牛屋里的味道真的不好闻，除了烟熏火燎呛人的烟气，还有浓重的牛粪味。为了听说书，大家也不顾及那些异味，饶有兴趣地听二爹说书。
　　 那个年代不许说古代的才子佳人、封建迷信之类的东西，二爹便说了一个近代革命的故事。二爹果然是个高手，《一双绣花鞋》的桥段让他说得活灵活现。每到故事情节叠嶂起伏时，二爹便来上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分解……
　　 一本书不会看很多天，但《一双绣花鞋》在二爹的嘴里讲了二十多天。二爹已然作古，但他的故事还缭绕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