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历史只相信结果。正如我固执地相信，所有的历史过程都是为结果服务。历史是粉饰或压榨的一朵花，开在五千年文明的土壤上，在结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那些依附于结局而展开的情节，尽管无比生动或华光溢彩，但对一切来说。人们仅仅认为成王败寇，这个理由，足于使本来的存在黯然失色。
　　 现在一部《三国志》摊在我手中，有细碎的午后阳光凌跃。我其实没有翻阅多少，那些少年的记忆，关于在外婆老屋凿一方通风的窗沿上，独自安静阅读，使件多年后依然觉得阅读，哪怕是一知半解的阅读，都是件美妙的事。那时的书，也许仅仅限于连环画这类，诸如一套《三国演义》，读诸葛孔明舌战群儒，为卧龙崛起叹；阅赵子龙七进七出，当阳长坂一骑绝尘，为勇者壮；吟白帝城刘玄德托孤，为穷途末路者惜……
　　 唯独忽略的正是那位以部曲随先主入蜀的魏文长。似乎没有一个理由解释这个原因，或者当时淳朴单纯，仅仅因为连环画中，诸葛孔明一段讲述魏延脑有反骨，久必反的印象。少年以及延伸至今的印象，便把一切主观的认定固定下来了。后来好多年过去了，随着阅历的丰富，知识面的扩充，我忽然对这个姓魏，字文长的倔傲不驯的蜀汉前期战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零碎偶尔的阅读，使我知道关于他的一些史实，尽管我是多么的不愿意，但是历史还是这么说，魏延在蜀汉政权中的职位，甚至高于我一直崇拜的赵云之上。
　　 少年的记忆模糊而清黯，一些微冷的雨，从历史流落民间，灿烂的星空，覆盖着这曾经广袤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眠的农耕文明，使田野上阡陌纵横，百鸟欢畅。铁器时代的战争，使男人的阳刚血性，像马的奔腾染红浸血的青史。
　　 一部青史风生云起的呼喊，多么真实得融于炎黄文明青筋暴起的释放中。而在五千年的时间走过后，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已经越走越远，最好的表达只能报于沉默。哪怕相视一笑都是冰冷的奢侈。水泥钢筋的框架构成人们的天空，那些鸟儿，那些马以及铁血般的倔强，在一段历史之后，黯然退场。
　　 还是少年的记忆。在夏天靠在外婆隔壁家冰冷的水泥水缸边，那些冰凉的触摸，仿佛隔着凝固的固体，感受到缸里水的流动。微颤的感受，刹那的触及，使一切恍然大悟似的疼。依旧是手里的连环画，这次画面切换到南宋，那也是一员倔傲不驯的战将。多年后我为他在历史战场中的出场设计这样一套台词：某乃宋之岳飞，版荡河山，谁敢与某决一血战。
　　 三国与南宋隔了八百年，天空深藏这段时间，土地保持那些殷切的血痕。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南宋岳飞时期，是否是中华民族阳刚血性的回光返照。在历史面前我们失去了什么？
　　 更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这八百多年，岳飞的“还我河山”与诸葛武侯的“七出祁山”，仿佛是历史专程为炎黄子民精心设计的一出壮剧。双子星座辉煌于暗淡的乱世。
　　 不管是否虚构或者后人伪造，岳飞书写在成都武侯祠，走笔龙蛇的前《出师表》足于使天地失色。这样的风声，掺合北方风尘的刚健尚侠，起自三国，接至南宋，唱合间，刚柔相短，阴阳成道，是中国历史少见的杰出图腾。似乎从那以后，这样的风声，在中国的历史上，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在一个顶点，如果无法升腾，而被拦腰肢解，阵痛将隐藏民族血管深处，纵使千年之后，也无法勃起。
　　 我清楚记得那年到成都。我沿着唐代诗圣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咏史诗一路寻找古三国的历史波痕。文臣武将都在，惟独刘禅没在，然而我还是没注意到魏延，在诸葛的星光下，他注定是颗埋葬入土的鞘中之刀。沉默并被分解地支离破碎。
　　 这个以背叛的罪名被诛的战将以不光彩的记录留在蜀汉历史上。后人对此议论纷呈。尽管不少人为其的背叛寻找理由，如《魏略》云：亮殁后，嘱延摄行己事，“亮长史杨仪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为其辩解。但注《三国志》的裴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于与本传争审”一言轻轻盖过。无论怎样，结局是一定的，当时的过程如何也无法回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当事人转瞬即变的一个心念，也是就是史实的一个秘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古今皆然。
　　 然而一部沉甸甸的《三国志》还是忠实地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在魏延其传中云：“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于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壮哉，文长，“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斯言俱出，有风压林木之势，与当年关羽单刀赴会，翼德当阳喝退曹军百万，子龙单骑七进七出之勇，相得媲美矣。
　　 而时隔八百年后，历史在江南一个士人的粉墙上留下这样一段话：近中原板荡，金人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大小二百余战，虽不及远涉遐茺，亦足快国事之万一。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今且休兵养卒以待，如或朝廷见念，赐于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边庭，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板籍。他时过次，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乱世的刀光剑影，隔了九百年，发出龙吟虎啸的出鞘声。面对这样的铁血男儿，人性中虎狼性的一面，被引发得淋漓尽致。岳武穆与魏文长，也许在历史上很少拿来对比，然而在这时，却如此曲折地被我揉在一起。他们在一生中发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生命暗语，在深入史实剖析后，是多么融洽地融合在一起。
　　 生于乱世，一垒孤军，少贫，全局观的战略感，北伐中原，志向无法延伸时，走向死亡。三军不可夺匹夫之志。这交相辉映的两段话，岂不快热血男儿之万一。《三国志》载魏文长，“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衿高，当时皆避之”；《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说：“公于诸将中尤称韩世忠之忠勇，岳飞之沉鸷，可倚于大事。”（“沉鸷”一词，在古汉语中往往用于形容武将，“沉”用于指性格深沉，“鸷”用于指作战勇猛），宋廷颁发的制告中“沉雄”、“沉毅”、“沉鸷”、“沉勇”多用于武穆当时，此种性格特征，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从史载片言短语，两人在性格上的某些特征，以及导致的最后结局，在历史上又何其相似啊！
　　 源于三国的乱世风声是如此一波三折，层次分明地把华夏民族的阳刚之气在文明进展的这个阶段，带到顶点，然后拦腰折断。诸葛武侯受命于危难之时，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姿态把蜀汉的强弓撑开如满月。而强弓的底质已渐渐无法支持住越来越大的张力了。这场风声是一步一步被次序截断的。在蜀汉“七出祁山”战略格局中，最后一次出祁山前，魏文长“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以奇兵，辅助亮之大部正兵，这一策略，险至极点，一反亮之谨慎，被亮制止。此为风声渐萌，男人的阳刚之气被抑制；诸葛北伐中原，出师未捷，蜀汉以一己弱国，意图统一中原的阳刚之热血被遏制倒流；蜀亡，魏亡，司马家族以阴昧之谋，阴夺魏之政权；夺政后，为粉饰太平，执行文化暴力之策，导致魏晋南北朝369年间，清谈之风盛行，无人过问政治。当时盛行的文化哲学，迎合了晋朝统治阶层的需要，其中包含了魏晋士人对高蹈避世、不乐世务、视富贵为浮云的古之先贤及其风骨气节一种深深的心理认同。其背后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文化颓势。积极进取的文化哲学，被“服药、饮酒、清淡”的享乐事完全取代，民族到此，已进入一溃千里的倒退。
　　 这场风声，魏文长，一介武将，并非应运而起的第一人，他只是三国时代，男人阳刚之气的最后承接者。我把他安置于这个地位，是因为自七出祁山其尽显男人血勇之气的奇谋被推倒后，随之而来的历史，无不是长袖当舞，妇人之谋的天下，甚至晋朝的实际开创者，司马仲达，甚至坦然接受诸葛所送女人裙衫，反穿之，毫不为耻。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尚如此，更何况其下子孙后代，一朝百姓岂不争仿效之。儒家学说倡导的阳刚之气，释风道流，在此面临严峻的转折，道的阴柔水性充分暴涨，活泼的文化局面，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
　　 昔年西汉霍去病：匈奴不灭，何以家为？一路延伸下的民族血脉气杰，到此已分道清野，清谈为乐。而魏文长却是这一时代男人彪悍之气的杰出特征。
　　 九百年后，面对一位身经百战，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宗泽，又一个青年将领毫无畏惧地站了出来，《鄂国金佗粹编校注》卷四《行实编年》卷一靖康二年条。宗泽说：“尔勇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岳飞答：“古今异宜，夷险异地，岂可按一地之图？”宗泽反问：“如尔所言，阵法不足用耶？”岳飞答道：“阵而后战，兵法之常，然势有不可拘者，且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沉思有顷，答“尔言是也。”
　　 这是胸有成竹的回答。且“存乎一心”之心深得唯心之妙，儒家所说天人合一，盖应在于此。后有野史所传清之名将，胡林翼于深夜静坐，闻几十里外草木风吹水涨之声，而知太平军来袭；岳飞之后南宋末代宰相文天祥被元兵押解途中，得一痴颠僧道所授光明大法，于元朝大牢坐穿三年，谢绝忽必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位之诱惑，而坦然走向刑场。盖唯此心之妙，融于天地间，耳收发自如。
　　 自唐末，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以来，停于宋，又当为一风声。自三国后日益衰弱的民族血性，有唐一代大力图治，已有起色。然，唐终于文治见长，阳刚之气，在气势与气象上，终不如秦汉。华夏传统儒释道文化，在几经朝代的更迭和统治的需要，以及外来文明的冲击，已渐渐失去了本来的成色。孟夫子所说，吾欲炼天地之正气，时经变迁，已涂抹上一层暧昧的色彩。
　　 在南宋为界，文化又是一个分界点，引发分界点由一场事关汉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引起。在这一时期，岳飞处于风口浪尖的地位，其重要性，无论地位或者作用，比魏延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他为首的主战派后来被镇压，这场风声导致的文化倒退，使千年以后的华夏民族无法翻身。汉人的压抑实际上已经被逼到一个无处可退地步，与此同时，以朱程为代表的理学兴起，迎合了在民族处于颓势中占统治地位南宋高层的需要，而且国家机器通过政治暴力使这种阳萎趋势一直固定延续到今。汉人军事上的阳萎，延伸到政治、道德各层面，乃至文化上的衰败。中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内核，包括释与道两家，已经被朱程肢解、偷梁换柱，分崩离析。与宋以前的华夏文化形态不可同日而语。导致需要借助一场场不断紧逼的外来文明来刺激精神空间的勃起。
　　 这两场时隔九百年的风声，融合了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层面，从初盟，勃发，颠峰短暂的刺激存在，而后急剧退到底谷。并且后者的衰败远比前者猛烈、直接，勉力维持的平衡点被打破，阴长阳消。
　　 这之间，我所要提到的岳飞与魏延，在两场风声之中，他们的作用与地位具有强烈的对比意义。在整个国家急剧后退的途径中，他们逆境中的强行发力，在历史上留下了多么壮丽的一幕。那些回旋的空间，包容着民族最本质的宁死不屈的昂扬。
　　
　　 二、风声
　　
　　 如果把秦汉到三国魏晋南北朝理解为整个民族，或者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大文化循环中的一个小循环，那么在这个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形成的文化循环，以及由此波及的社会各种形态，它是呈现出一个下落式的循环模式，之后下坠到一个还未到底的空间。其间色彩斑斓，包含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触底的空间，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重新反弹。
　　 这个循环中，诸葛在位的蜀汉恰似这个逐渐走向暗淡循环时期的最后一抹血色，在整个下滑的大背景下，它以鲜明的血性，高举北伐的旗帜，把先秦以来的男人本色凝聚成拳，作最后一击，直到这杆旗帜在秋风中的五丈原缓慢落下。而我之所以选择魏延作为代表，是因为他性格中彪悍和不受约束正是这场诸葛倡导的北伐战争中最坚定的执行者。他的奇谋、独当一面与武将的血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诸葛所欠缺的某些阳性色彩，他是这场风声的启动因子，是以后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最初一个运动。虽然最终，随着他沿子午谷奇袭计划的破产，或者也因此，丧失了最后一个可能的机会，蜀汉北伐终告结束。而魏延作为武将，拼杀沙场，这与之后作为一方面军统帅的岳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对比更能呈现亮丽的色彩。
　　 这个时期，诸葛完全走的是儒家依草附木式的臣道路线，尽管他私心是想以道家的功成、身退、天之道作为结局，但历史不给他这个机会。他的病逝与后来波及到的魏延之死，形成强烈的反差，甚至影响到蜀汉后的历史。两人不同的死亡过程，这能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在撞击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裂变。但有一点是一定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