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乘索道，凌空而起，像一只杜鹃访问杜鹃山。
　　 细雨中的杜鹃山以及周围起伏不定的井冈山、罗霄山脉，如文人笔下的水墨长卷，不再是将军、武夫指点着的作战态势图、沙盘。山水和平人幸福。
　　 一台缆车可乘六人。另四位游客来自山东，对缆车尽头处可能出现的杜鹃抱以期待：“俺看过京剧《杜鹃山》，你们看过没？党代表是柯湘，女的——俺家党代表也是女的，领导俺前进。”“嘿嘿，俺家也是。来杜鹃山看不到杜鹃，回去都没办法汇报。”显然，我们都是穿越过七十年代的人，中年人——提起杜鹃山，在杜鹃山上，往事前情就一涌而至，像缆车下的积雨云团，一涌而至。
　　
　　 二
　　 七十年代前期，六部京剧、两部舞剧、两个电影，组成了父辈和我们的精神生活：《红灯记》《海港》《龙江颂》《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杜鹃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
　　 我们在经历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与抒情密不可分，快板书、诗朗诵、大合唱、街头标语必不可少。我们学校参加县城文艺汇演的节目，有女生独唱《映山红》、合唱《红星照我去战斗》、男生独唱《小小竹排》、手风琴独奏《打虎上山》、舞蹈《渔家姑娘在海边》、二胡独奏《北风吹》……持续充满了激昂、抒情、愤怒、幻想等等情绪于一体的革命浪漫主义气质。
　　 其他学校的演出节目可想而知。为了调解热门节目之间的冲突，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在汇演前加试，以便优中选优。尤其是舒缓、优美的女生独唱《映山红》，往往有五六个学校的孩子来竞争。领导就从音准、长相、动作、服装等等角度进行对比、判断。被遴选上的女孩在欢笑，去唱这一首安静、伤心的歌；被淘汰的女孩在哭泣，去唱那些欢快、僵硬的进行曲，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是乐队队员，被高年级的小姐姐抱着头化妆，能隐约闻见她身上的芳香，心脏就扑通扑通跳荡。我拉二胡，坐在舞台一角伴奏，看女同学歌唱、舞蹈。汇演结束，离开县城，脸上脂粉还不舍得完全洗去。在夜色下颠簸着的卡车里，我们晃荡着小身体回乡下去，合唱：“映山红吆映山红，寒冬腊月盼春风……”
　　 多年后读到希腊诗人杨尼斯·里索斯的诗句：“只有星星在夜晚拥挤在一起/疲倦了/像一次野餐后坐在卡车里的人们/失望、饥饿，无人唱歌/他们汗淋淋的手握着枯萎的野花。”就想起少年时代卡车般颠簸着的这一夜晚。多年后，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见扮演潘冬子的祝新运，像我一样老了。他曾经白皙的胖脸，更胖了，眼神浑浊。我有些恍惚，像一个试图回到往日的人，看见似是而非的路标，模棱两可地指向一种记忆。
　　 来杜鹃山的路上经过一条溪流，路边广告牌说明：那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外景地，小小竹排就是从此处水面上游过的。没有想象中的阔大。
　　 想象力很重要，革命、抒情都需要想象力的支持。将悬空的想象力落实到人间烟火，像云朵最终落实为一场好雨，去滋养五谷、走兽与奶瓶，这想象力才是善的、爱的、美的。
　　 一场雨过后，杜鹃山下的这条水路就宽厚了许多，让鱼、落花和残春随意去走，看一看山外的世界。
　　
　　 三
　　 挹翠湖边的一个亭子，灯火明媚。若干男人围绕一个明媚的女子，在电子琴伴奏下演唱歌曲：《映山红》《夫妻双双把家还》《我的太阳》《小苹果》……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情感，被他们整合为一了。
　　 路边，众多小餐馆、商店在招揽游客吃夜宵、推销旅游纪念品。一餐馆的名字叫“军部食堂”，那群就餐者似乎真有了军部首长或通信员的气质。一种竹筒米酒吸引了我们。老板极力推销：一年前用针筒把米酒注入山间竹笋内，米酒就在竹子里一节一节成长！再一节一节锯掉，就是一筒一筒米酒了。对他的说法有疑虑。但我们还是掏钱买了一筒“成长的米酒”。
　　 一只狗大概被酒香吸引，跟随我们直到旅馆，像密探跟踪地下党——当年，那些春笋般破土而出的革命者身上，也有一种成长中的醉与狂？让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开始不安，让一个不安的时代生发希望——辛亥革命、宋教仁遇刺、北伐战争、五四运动、孙中山去世、廖仲恺遇刺、五卅惨案、汉口惨案、香港工人大罢工、四一二政变、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围剿与反围剿、九一八事变、长征、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重庆谈判、闻一多遇刺、解放战争……
　　 “茫茫九派流中国”，“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俱往矣”。毛泽东的句子，让秦皇汉武稍逊风骚，让蒋介石焦虑。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亦如此：起于南方，北上，然后再南下，居高临下一统山河。长江以南群山之中的这一个小镇茨坪，就是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的一个章节、一个注脚。在一个大时代里，任何人、任何地域，都无法拒绝或回避被叙述、被判断——历史不放弃任何一个人、一个地域，来作为它的细节、情节甚至高潮。
　　 坐在旅馆地毯上喝这一筒“成长的米酒”——让我们朝着晚年的方向成长？窗外有牛蛙大叫如犬吠报警。我们依旧喝酒，比当年的革命者、思想者安全感强烈。想起童年饥饿的时光，伙伴们手持铁丝磨成的利器，去池塘捕捉青蛙……
　　 六十年代初期，画家李可染尝试以红色来革命一张旧宣纸。依照毛泽东诗词意境，他画了七幅《万山红遍》，一改中国山水画黑、白、灰三色处于统治地位的传统——那大面积的红色，来自故宫里发现的半斤乾隆年代的朱砂，原用途为皇帝玉玺印泥。其中一幅，李可染以八十元卖给了荣宝斋，二〇一二年拍卖价达到两亿元。“文革”期间，李可染因《万山红遍》而被作为黑画家遭批斗。后复出，受命为涉外酒店画山水画。李可染向官方请教：“画什么？”无答案。只好与吴作人等等朋友商量：“画井冈山吧？满山翠竹，点缀若干红旗……这可不能算黑画了吧……”于是有《井冈山》等名画问世。但不能署名。直到八十年代才一一补上落款。
　　 在中国传统中，红色代表喜悦，也代表危险、不安、警示——连桃红色也成了红色的敌人，而不是友邻？
　　 红军军服是灰色的，像积雨云——一支包含着雨水和闪电的军队，用二十年时间，改变中国，奠基现实。
　　
　　 四
　　 缆车随山势起伏升降、越溪过岭，时间长达四十分钟。据说这是亚洲最漫长的一条索道。
　　 我是一只四十五分钟的鸟，体验鸟类的自由、超越、开阔。
　　 山野间出现一个村庄的轮廓，是我们昨天去的瑶背村。
　　 在瑶背村认识了女孩小范，眼神如山泉，语调有野草气，山东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村委会工作。我问她：“这么年轻就当村官，村里长辈听话吗？”“我爷爷说了，当年闹革命的团长、师长，也都才二十出头呢。”我和她都笑了。
　　 小范领我们在村里晃荡，说了这两年村里的新鲜事：立村规民约，修路，清理垃圾，种黄桃，制红茶，建“农家乐”旅馆，成立“挑粮小道公司”——“红军挑粮上山的小道就在我们村口！这公司名字多好啊——举世闻名。村民都成了股东。城里来休闲的游客多了，帮我们过上好日子了，脱贫了！游客们走完小道，再吃农家饭，住一夜也好——这风多清爽！”小范笑起来的样子像清爽的山风。
　　 一家农户的厨房，八十多岁的老妇人正用木柴蒸米饭。“木柴蒸出的米饭香啊！”老人揭开锅盖，水蒸气顿时像山间云雾般包裹住了我们。“来，尝尝，孩子们，尝尝！”尝了尝，很香甜。这米饭用来加工成粽子，接待游客或作为礼品销售。老人的儿媳妇在客厅向一个旅行团推销“井冈红”茶叶，边斟茶边唱山歌：“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
　　 村子里年轻人似乎不多。稻田里有老人在插秧。一座锁着大门的两层小楼，贴一副旧了的婚庆对联：“瑶笙奏喜乐欣此日儿女新婚，背霞筹粗肴劳四方嘉宾增光。”把“瑶”“背”二字嵌入其中，显然是村子里某个文人的作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执事表”，写着参与婚庆事务者的分工与名单：“总管……，提调……，司仪……，待客……，接礼……，营厨……，帮厨……，司酒……，迎亲……”落款时间是“公元二〇一六年农历九月十一日”。
　　 来瑶背村的路上，经过象山庵内多年前的一个婚礼。正殿有菩萨、红烛，侧间，就是毛泽东与贺子珍一九二八年六月结婚的地方。墙上贴着后人经过追忆、确认而后记载下来的婚宴菜谱：“粉巴泥鳅，笋仔酸菜，清蒸石拐，鳝片腊肉，米粉鹅，酿豆腐，烹蛋，油炸肉丸（斋），鱼肚（斋），野鸡石耳汤。”一个没有笙箫喜乐的革命者的良夜，在此定格。这一年，毛泽东三十五岁，贺子珍十九岁。媒人、绿林出身的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袁文才，精心、煞费苦心，撮合、操办了这一婚事。朱德、陈毅参加婚礼。一九三〇年，杨开慧携带三个幼子被捕，因拒绝与毛泽东脱离关系，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长沙识字岭。
　　 瑶背村里的一对新人，大概进城谋生去了吧。房门紧锁，喜气缭绕不散。祝福他们早生贵子、吉祥平安。
　　 现在，瑶背村方向的山脉，正背负云团雨水而不是霞光。在一个和平、平和的年代里，无论云团、雨水、霞光，都是好景象。
　　
　　 五
　　 缆车终于到站。沿石阶，徒步向杜鹃山顶攀援。
　　 坡地上有了零星开放的几丛杜鹃。急忙站下来拍照，没有想象中的规模和视觉冲击力。大概因为昨夜这一场雨？况且时令已经春末、立夏，杜鹃的花期已经过了。
　　 杜鹃又称山踯躅、山石榴、山杏花、映山红，系落叶灌木。全世界的杜鹃花约近千种。中国是杜鹃花分布最多的国家，约六百余种。传说，杜鹃花是由杜鹃鸟或者说杜宇、子规吐血染成——
　　 李白：“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李绅：“惟有此花随越鸟，一声啼处满山红。”
　　 云阳子：“竖起空拳，休着相、秤砣是铁。敢承当时要，丈夫刚烈。古佛拈花微微笑，今时几个齐腰雪。叹杜鹃、啼得血流枝，谁知切。”
　　 秋瑾：“杜鹃花发杜鹃啼，似血如朱一抹齐。应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风露也寒凄。”
　　 ……
　　 从鸟啼，到血,到鲜花，这突变和转换充满断肠般的痛感，谁知切？
　　 杜鹃山上的杜鹃树高大密集，可以想象花朵繁盛期的壮丽、悲壮的美丽——有多少子规般的人，在这片土地上呼喊、呻吟、争辩、流血，生发满山灿烂。
　　 史料记载：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三〇年二月，井冈山斗争历时两年余，工农红军死亡将士四万余名。
　　 我们打伞向上攀登。微雨使台阶有些光滑。杜鹃树放弃花朵后，与铁杉、松柏酷似。它们身上挂着名字招牌，会感到不太舒服——一个武夫、志士，怎么会愿意像小职员、小商人一样捏着名片来推介自己？但我眼力拙、见识少，需要借助于这些文字来辨认：鹿角杜鹃，长蕊杜鹃，背绒杜鹃，红岩杜鹃，南华杜鹃，猴头杜鹃，岭南杜鹃，云锦杜鹃，耳叶杜鹃……
　　 我是依靠索道在空中飞一次的人，痛感不强，学习子规咳嗽几声就显得滑稽。迟钝、懒惰、麻木者，不可能撕心裂肺、咳血，就无法去生成一丛小灌木、小花朵——不幸，也有幸。
　　 不要在纸上伪造子规的啼叫，也不要假装成一只喜鹊，诚实、恳切地面对这多灾、多难、多变幻的古老国度——一个写作者，以此自勉复自律。
　　
　　 六
　　 在顶峰，四顾，有居高临下、把握全局的伟大感。
　　 群山外，湖南方向云海茫茫。
　　 近百年前，也是在湖南乡村，毛泽东走村串户，写革命檄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吃饭的问题最大，团结的力量最大。”说：“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也处于他的目力和判断力之中吗？
　　 民间俗语：“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毛泽东厌倦书生气，喜欢“书生意气”，对知识分子的形象设计是“挥斥方遒”“到中流击水”。他没有成为诗人和书生的意愿，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写出《沁园春·雪》，像曹操、刘邦有志于江山社稷，却写出《龟虽寿》《大风歌》。
　　 宋代，以吉安的欧阳修为代表，江西诗人占据当时文坛半壁江山，诗、文、词、赋兼擅并美。他们长于用不同文体来解决俗务与内心、公众与个人的种种冲突和疑难，尤其注重文章的载道言志、入世济世的功能，视诗歌为文章之“余事”,词又被视为诗歌之余事。台湾诗人杨牧在谈到“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与诗歌的审美品质”这一问题时，尝试给出一种答案：像欧阳修、苏轼们那样，掌握不同的文体，处理不同的题材和责任，避免因强化诗歌的讽喻功能而对这一文体造成伤害，“你既然是诗人，也是弘毅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置身度外？”
　　 是的，谁都不能置身度外。欧阳修、苏轼、洪亮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秋瑾、柔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