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镜子
　　 一面手掌般大小的镜子，我从未离身，从十八岁开始，从未离身。
　　 这面小镜子来自遥远的俄罗斯圣彼得堡。
　　 十八岁的我不想把小镜子看成是工业化的产物，我想象着在那个遥远的国度，在那座寒冷的城市，一个英俊的匠人在晨昏交接的白夜里，就着涅瓦河的波光，制作了这面精巧的镜子。
　　 涅瓦河，一条浪漫的河。纳斯金卡和她热恋着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就演绎在河畔的漫漫白夜里。那时，朝霞和落日交相辉映吧？纳斯金卡，她也是十八岁吗？她在涅瓦河畔凭栏等待她的爱人从桥的另一端履行诺言般地向她走来时，是十八岁吗？
　　 多么美，像那座异国城市里的白夜一样，纯碎又纯情。
　　 因此，我格外钟爱这面来自白夜之都的小镜子，那上面有浪漫迷人的气息，有纯情的韵味，有诺言的魅力。
　　 时光匆匆流逝，带走了我的十八岁。
　　 十九岁，那个送镜子的人永远离去了。
　　 在镜子里哭成了一个泪人儿，镜子从手心跌落，大呼小叫地去救，粉盒碎了，镜面依然完好。
　　 涅瓦河、美丽的白夜、纯情的姑娘、信守诺言的青年，凝固在我十八岁的镜子里。
　　 许多年之后，我在涅瓦河畔行走。在波光粼粼中，从晨光破晓一直走到晚霞满天。我手里攥着我的镜子在寻找另一面镜子。它们没有相遇，故事在人间烟火的熏染里，不知去向了。
　　
　　 二、粉红色
　　 小齐说，一下车，自己身上的粉红色上衣和一顶同色的帽子，就吸引住了阿兰夫人。
　　 阿兰夫人是总监阿兰先生的布基纳法索籍妻子，一个喜欢粉红色的黑人女士。
　　 她涂粉红色的唇膏，抹粉红色的指甲油，穿粉红色的裙子，戴粉红色的手链，拿粉红色的手包。她扭着腰，走过原野，像一抹霞光滑落大地。
　　 一个粉红色的梦幻故事，始于这个贫穷的乡村姑娘，嫁给年长三十岁的比利时男子。
　　 她摸着小齐的上衣和草帽，像触摸自己的梦。这样的一种粉红色，比她裙子的颜色还要绚烂，她竟然从没有见过。只有她，这样热爱粉红色的人，才能分辨各种粉红色之间细微的色差。小齐说，她一只手细细地抚过，眼里有晶莹的光。
　　 我记下小齐上衣和草帽的牌子，准备回国休假时，照样买来送给她。我想看见她双眸被点亮的样子。
　　 但是，不会有这一天了。
　　 她死了，葬回了小乡村。
　　 死了，比利时男人耸耸肩，这样说。
　　 雨后，阿兰先生挽着他的新妻子，从青草地走过。也是一个黑姑娘，肌肤像绸缎般光滑，绚丽的花裙子如花朵般开放在晴空。
　　 天空上飘满了被雨洗刷得纤尘不染的云朵。是洁白的云朵。梦幻退却后的云朵。
　　 我没有见过阿兰夫人，一切源自小齐的叙述。
　　 粉红色，我见过。
　　
　　 三、中国结
　　 他从走廊的那一端走来，远远地就伸出了右手，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说，你好。纯正的中文，圆熟的普通话。若不是看着他，我以为是在和同胞交流。他告诉我他曾在广州留学，提起那座珠江之畔繁华的城市，他脸上有怅惘的神色。然后他协助我办理业务。那一天是我在BIM银行办理业务最顺利的一次，因为我们公司有了他这么一位会中文的客户经理。他叫西腊，高大瘦削，西装革履，眼睛隐在浓黑的睫毛深处，闪着清亮的光。
　　 我每次去BIM都径直上二楼，直接去他的办公室。他必是放下手头的事情，随我到一楼大厅，我不必再用刚学的几句生涩法语在柜台窗口艰难说话，我坐在大厅舒服的椅子上等着。他会把这种业务帮我办好，把资料回单封在一个大信封里，交到我手上，睫毛深处的眼睛笑盈盈。有时候业务简单，几分钟就办好了，他也不急着回办公室，就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和我聊一会儿。他说他好多年以前住在广州的小北路，那条路上有所小北路小学，对了，是小北路八十号，他想了一下很确定地说。站在学校门口的小叶榕树下看孩子们放学，是他感觉最美妙的事情。我从他很深的眼睛里看出了一些伤感，我问，你在广州住了多久，他说八年。学业结束以后在三元里大道北的一家中非合资的公司做主管。后来就离开中国了。广州现在是不是更美了？他问我。我点点头，他叹口气然后微笑。
　　 后来我们越来越熟。他记得中国所有的节日，总是恰到好处地给我一个小小的问候，也会在我愁容满面时开一个善意的玩笑，然后自己并不笑，睫毛深处的眼睛很笃定地注视着我，等着我笑。
　　 有一次，在交谈中，我发现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是一种被什么东西点亮的闪烁。我顺着他的目光找过来，是一枚小而精致的中国结，悬在我的提包带上，正在椅子的靠背上悠悠摇摆。他并没有开口问我要，他不像很多黑人那样开口就要东西。他只是一直盯着，眼里闪过怅惘。
　　 我明白，西腊先生的眼睛告诉我他想要这枚中国结。是不是这细细的丝线勾起了八年的时光和时光里的故事？但是他不开口。我想，八年，在广州，这个异国男子不仅学会了汉语，也领会了附着在汉语上的中国文化吧，他竟然有了东方人的含蓄和内敛。
　　 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但是这枚中国结是友人所赠，我当然不能转赠他人。我想等雨季回国休假时，我一定给西腊先生带一枚更加精美的中国结。
　　 但是，我没有等到这一天，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了，藏在我心里的许诺没有了见天日的可能。一双隐在睫毛深处的眼睛，熄灭了。
　　 我并不知情，依旧去找他。办公室换了一位女士，高大肥硕。她不会说汉语。问起西腊先生，她表情顿时凝重，说了一长串我不懂的法语。看我愣在那里，她拿起桌上一叠粉红色的便签，用粗壮的手指撕下一张，写下一句英文Heisdead，一张粉红色的小纸片宣告了西腊先生的死讯。
　　 我走出BIM银行，走在这个临近赤道的非洲国家炙热的阳光里，没有像往日一样撑着小伞，裸露在外的皮肤被晒得有些疼痛。我知道那枚小小的中国结，悬在我的提包带上，在阳光下，一定鲜红鲜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