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9日，国民党主席连战跨过隔断60年的海峡，站在北京大学的礼堂里，发表了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演讲：“……1949年之后，北大好多好多的老师跟同学们好像种子一样，跨洋过海到了台湾，尤其到了台湾大学，把自由的种子带到那里去，在那里开花结果。包括傅斯年、毛子水等等师生后来都是在台大当教授，受到大家非常欢迎的。尤其胡适和傅斯年先生，都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傅斯年先生当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后来出任台湾大学的校长。……”连战在演讲中三次提到傅斯年，傅斯年何许人也？值得连战如此推崇和赞许呢？
　　
　　 锋芒初露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左右，春天的古都北京还带着几分寒意，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前汇集，随后像一股巨大的洪流，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进发。“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诛杀曹汝霖！诛杀章宗祥！”的怒吼声，像一声声春雷震撼了千年古都北京，也震撼了全中国。队伍行至东交民巷美国使馆门前受阻，气愤之下，有学生高呼：“都是卖国贼造成的，找曹汝霖算账去！”游行队伍旋即转向北京东长安街北面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队伍最前面，一面白色大旗格外引人注目，旗帜上大书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中国人历来重视血统，将此二人说成是白脸奸雄曹操和北宋奸臣章惇的后代，也算是连根刨起，羞辱其祖宗十八代了。扛举大旗的是一个身材魁梧，满头乱发的青年。随后，游行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这是当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而那个冲在最前面扛着大旗的青年，就是这次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
　　 遥想此公当年，那可真是一腔热血，豪气干云；放在今天，那也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超级愤青。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出身书香门第。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1916年夏，升入北大本科国文门。他那一届，可以称得上是英才荟萃，俊杰如云。傅斯年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胖胖的傅斯年被同学戏称是“孔子以后第一人”。傅斯年还成了横在许多同学面前，让人“恐惧”的一座大山。据说，后来成了弹道专家，当了台湾的国防部长的俞大维（后来成为傅的好友，并将妹妹嫁给了傅斯年），本来也是学文科的，就是因为慑于傅斯年的聪明和学识而改学了理科，他说：“学文史的出了一个傅胖子，我们再去弄文史便永无出头之日了！”当时的北大教授国学大师黄侃、刘师培都很赏识傅斯年，争着要他作自己的衣钵传人；新派的教授胡适也欣赏傅斯年。
　　 不仅如此，傅斯年还是个让教师们畏惧的学生。
　　 当初，胡适刚从海外归来，年方27岁即被礼聘为北大教授，真是少年得志，才华横溢。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去听了一次，回来跟傅斯年说：那个胡博士是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傅斯年就去听了，不仅听，还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胡适后来坦白交代说，他当时就发现，傅斯年国学根底比他还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傅斯年评价胡适是：此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当时北大有个教授叫朱蓬仙，课上得不太好，学生很有意见。有个学生把他的讲义借出来，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竟然摘出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送给校长蔡元培。最后，这位朱教授只好下课走人。
　　 据说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也曾经与傅斯年发生矛盾。毛泽东讲湖南话，傅斯年讲山东话，互相听不懂，竟然为借书发生误会而争吵，差点打起来。1945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毛泽东邀其彻夜长谈。毛泽东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为反帝反封建作出的贡献。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长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书赠唐五代诗人章碣《焚书坑》一首：“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此墨颇为耐人寻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在傅斯年面前仍然很谦虚，自认书读得太少。
　　
　　 书生本色
　　 五四之后，傅斯年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不世之勋”而洋洋得意。他很快就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觉得原先的许多做法非常荒唐幼稚，他甚至讨厌学生领袖的角色定位，开始埋头读书。说到底，像他这样的书呆子，真的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不久，傅斯年考取了庚子公费留学，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恰好好友刘半农也在伦敦大学留学，两人都是大炮筒子，信口直言，毫无隐饰，又都情感丰富，易于冲动。他们经常在一起辩论，有时见解相左，就会争吵脸红脖子粗，甚至动手打架！傅斯年在这方面更为突出，刘半农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几句话不投机，暴躁起来，挥起老拳相向。但打过之后，很快又和好如初。刘半农留学期间著有《四声实验录》，完成于1923年，此时他已经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还特意跑到伦敦，请傅斯年给他作序。在外人看来，这两人简直就是两个疯子。
　　 傅斯年后来去德国柏林大学，游学欧洲达七年之久。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书呆子傅斯年一到德国就大买书籍，连饭也吃不好，只想买书，就是一典型的书痴。在杨步伟看来，这么多的留学生，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于是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1926年，傅斯年回国，任教于中山大学，后来又被聘为北大教授。
　　 北伐胜利后，傅斯年一高兴就去找老校长蔡元培喝酒。那天蔡先生喝醉了，傅斯年也跟着醉了，之后大伙就开始比赛吹牛，吹来吹去，谁也比不上傅斯年，他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南极洲），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结果被蔡元培先生臭骂了一顿。
　　
　　 怒斥汉奸
　　 1945年8月15日，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傅斯年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掉一双。
　　 9月，傅斯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上任伊始，即委派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赶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学，为复校作准备。当陈、郑抵达北平后，有一件麻烦事颇感头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占领北平的日军成立了一个伪“国立北京大学”。其中一些没有骨气的学者如汤尔和、钱稻荪、鲍鉴清等先后任“总监督”和“校长”，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著名古器物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容庚出任文学院教授。如果仅从学问方面看，这些人无一不是大师级。但傅斯年向来对丧失民族、甘愿为日寇驱使的文人学者深恶痛绝。就任北大代理校长后，曾在报刊上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滚蛋。还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严加惩处。北平的伪教员们又惊又怕又怒，他们四处活动，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校后的北大。容庚原本与傅斯年私交很好，但傅斯年铁面无私，绝不聘用。容庚恼羞成怒，发表了所谓的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以示抗议和辩护。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协。伪职教员们推举容庚到南京找傅斯年理论，容庚一进门，傅斯年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伸拳露臂，指着他的鼻子大骂道：“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
　　 当场命人将容庚架了出去，扔到了遍布泥泞的马路上。容庚无奈，辗转回到广东老家，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终其一生。
　　
　　 炮轰权贵
　　 傅斯年有个绰号“傅大炮”，最令人拍手称快的是炮轰孔祥熙与宋子文。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给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行政院长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值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军民在前方浴血奋战之际，此等吸血鬼行径简直比汉奸卖国更为恶劣！
　　 傅斯年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对此事提出质询。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消息，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案卷材料。并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劝说傅斯年，以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1944年9月7日，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发难，怒斥孔祥熙私办公司、倒卖黄金、行贿等五大劣迹，并郑重声明，愿意与其对簿公堂！会后蒋介石设宴相邀，要“摆平”傅斯年。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一听，十分激动：“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最终，蒋介石迫于强大社会舆论压力，终罢免了孔祥熙。
　　 孔祥熙下台后，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正如《亮剑》中的李云龙所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腐败政府的官员向来是依靠朝廷，但并不忠于朝廷。宋子文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与孔祥熙等借外汇市场开放之机，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愈演愈烈，最后酿成一九四七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民党统治区的“黄金风潮”。
　　 傅斯年忍无可忍，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再次向皇亲国戚宣战。他在文中写道：“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文章面世后，各报纷纷转载，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这一炮又把宋子文轰成过街老鼠，灰溜溜地辞职。据说，他炮轰宋子文的文章发表的第二天，与宋在楼梯拐弯处相遇，两人都背过脸去，装作没看见对方。
　　 财政部次长徐堪夫人使用外交护照，携带行李数十件经过美国旧金山时，因发现若干过于贵重的物件，和海关发生争执。傅斯年据此提出：“查高级官员之妻，似不当用外交或官员护照；又此时捆载赴美，未知与节约运动有无不合？”弄得徐堪十分难堪。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傅斯年真是一门大炮，也许后人难以想象，蒋介石那样的专制政府，怎么会容忍这样一门大炮到处乱轰呢？
　　
　　 傲视王侯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对岸大陆有粟裕统帅的65万解放军虎视眈眈，蒋介石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当时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勉强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们都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却半躺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二郎腿，潇洒自若，压根没把麦克阿瑟当回事。当时报纸新闻评论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耳。”
　　 就任台大校长后，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田横，原是齐国贵族，秦末起义军领袖之一。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避居海岛。后来被刘邦逼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羞愤自杀。五百留居海岛的壮士闻听田横死讯，也都全部拔剑自杀。傅斯年跟随国民党流落台湾孤岛，其心境可想而知。笔墨之间不仅充满着对这位同乡先辈的尊敬，也满蘸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田横五百士的悲壮，还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凄凉。
　　
　　 好汉柔情
　　 傅斯年去世前不久，曾对夫人叹息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几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
　　 傅斯年是个性情中人，乐于接近学生、关心学生，以平等观念对待师生，甚至以被学生敲竹杠请客为荣。有次他踱过台大生物实验室，看到学生正在用显微镜观察草履虫，便凑过去说他在伦敦时也看过，也许他平时没什么架子，常和师生一起侃大山，有位学生竟然开玩笑地说“你吹牛吧”。傅斯年听了不仅没生气，反而大笑而去。其实他当年在伦敦真的学过生物，这回并没有吹牛。当时发生一起轰动台湾年轻男女殉情事件，男子获救，女孩陈素卿香消玉殒。陈女绝笔书经报刊披露，优美文采让人一掬同情之泪。傅斯年因此与数名台大教授提议，将这名女孩葬在台大校园并立碑纪念，后因殉情案另有内情才打消了念头。
　　 傅斯年嘴馋远近驰名，尤其爱吃鱼翅，只要有人以鱼翅请客，傅斯年绝不缺席。每次领到稿费，都会偷偷去打牙祭，大啃沾满酱油的卤猪脚，全无大学校长的“优雅风度”。
　　 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开创者。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形成了一个以史料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派别。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堪称一代史学大家。
　　 回首民国，我们今天再也找不到傅斯年这样的校长了，今天的体制也不可能容忍这么“嚣张”的人当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