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厂话”其实是一种方言。
　　 方言本该以地域名称来命名的。在湘西雪峰山下沅水河畔黔阳县一个叫作“安江”的镇子里，除了原住民的安江话以外，一多半的人却操一口与当地语音不同的发音。只因为他们都是同一间纱厂的工人或者家属，那一口好听易懂的语言就被当地人称作了“纱厂话”。
　　 在镇子里，能够说一口纱厂话的人曾经感到过骄傲。因为他们工作的那间工厂，被称作湖南第一纺织厂。不但是“第一”，前面还加了响当当的“国营”两个字。国营第一的工厂里当个工人，在当年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的,那份神气劲,人见人眼红。
　　 工厂上世纪初1912年建在省城长沙，原本为官商合办的经华纱厂。第二年收归了省办，到1932年时，员工巳增加到了3000余人。年产纱两万五千件，棉布两千余匹，年盈利数十万元。1938年9月，小日本入侵湖南，省政府即下令该厂将一万纱绽，两百多台布机等生产设备随同工人，迁到了偏远山区的黔阳县安江镇。
　　 纱厂迁入，让不足万人的小镇涌进了数千的“工人阶级”，拖儿带女的外来人口数量一下子超过了镇子里原有居民。圈地建厂的地盘也占据了镇里半壁江山。昔日冷冷清清的街面上热闹起来，为数不多的商铺变得门庭若市，进进出出的买主，大多是每月有些工资进账的纱厂工人。他们从省城长沙迁来，让生意红火,给小镇带来生机，山区的老百姓对他们也就变得十分恭敬。乡下人那时节对工人阶级这个称呼还不太怎么适应，私下里也只称呼他们为“纱厂佬”。
　　 从省城迁来的纱厂佬讲话像极了长沙口音，仔细听听却又听不出城里人的那丝丝傲气。入乡随俗了，却也没有山区人言语中隐隐地那股蛮劲。他们与人交流显得彬彬有礼，说起话来又十分好听。全镇子老百姓对这些讲纱厂话的人十分友好。
　　 安江是县治所在，解放后不久，地委和行署也都迁到了这里。按说这山旮旯交通并不方便，县城里原有那几个手工作坊也与工业二字根本沾不上边边。因为纱厂迁入，沅水河里为工厂运棉花运煤的船来来往往多了，翻越雪峰山公路的汽车也川留不息了。纱厂成为方圆几百里范围内工业的品牌。国家既然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那么党政首脑机关落户安江也就顺理成章。
　　 政府官员对这些讲纱厂话的人情有独钟,工厂经营中的种种问题都是上级必须关注支持的大事。当年一条规矩是凡地区一级召开的会议，不管主题是什么，组织参会人员到纱厂生产车间参观成了铁定的议程。车间里从棉花棉纱到棉布，生产环节环环紧扣。工人只要一进入岗位就穿梭不停地忙碌，哪道工序稍一停摆，上下环节均受影响。组织参观的目的，就是要让各行各业人们学习纱厂工人讲规矩守纪律的好作风，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起工人老大哥的形象。
　　 讲纱厂话的女人是这个镇里最靓丽的风景，这是被公认了的。那时候的人相对保守，前突后翘的女子走在大庭广众的眼皮底下会被认为有伤风化。而只有在流水线上工作的纺织女工，因为车间温度高而穿着单薄，工作围裙紧裹着那曼妙的身段十分亮眼。加上在机器间逡巡的那一整套操作，日复一日地演练，早就被编排成轻盈的舞姿一般，以至于外人只要听说到纱厂参观就会眉飞色舞。很长一个时期，机关干部，解放军军官，还有那些喝墨水多的老师们找对象，都乐意找个讲纱厂话的女人。每周末的舞会上，除纱厂话以外那些喷一口南腔北调的男人全都是厂外来客。虽然有所企图，厂区门卫也并不加以阻拦。小镇依山傍水，山青水秀空气都带些甜味，本地女子一个个出落的桃红花色韵味十足，但在这些说纱厂话的女工面前竟没有了竞争优势。“纱婆子”的称呼从她们口中出来，酸溜溜那股子嫉妒之情毫不掩饰。
　　 讲纱厂话的男人疼老婆，爱家人，吃苦耐劳有担当。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计划生育,一家三五个孩子的现象极为普遍,七八张嘴要满足并不容易。男人们在纱厂干那些捋棉条接线头的活免为其难，他们大都从事卖体力的辅工。为了这个家，休息日或倒班之时,他们会上十几里以外的山里砍柴。还有的在郊区的荒山上开荒种菜,真正的亦工亦农。
　　 讲纱厂话的人性情开朗热爱生活。厂里子弟学校，职工夜大，医院疗养院，文化宫俱乐部一应俱全。周末电影场场满座，厂里篮球队在地区比赛常拿冠军；京剧团锣鼓一响，直把个老戏迷们癫得摇头晃脑如醉如痴；管乐团白礼服一亮相立马会引起围观，文工团几十年间人进人出却长盛不衰。节目演到了省城，还演到了北京怀仁堂。甚至在纱厂破产改制二十年后的某天,已八十高龄的老文工团长一声吆喝,前后几代百十口人立马从山南海北齐聚一堂。这群徐娘半老甚至年愈古稀的老文艺在小区球场搭台表演时，诺大个讲纱厂话的地盘万人空巷。
　　 讲纱厂话的人通情达礼还十分执着。破产下岗让他们为改革开放付出了牺牲，稍作调整后便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有的自主创业，有的外出谋生，日子过得有滋有润。老家里留守老人占了绝对多数，可就这些七老八十的人仍不忘初心。曾经的某个冬日，相邻几栋家属楼十几位老人端个小板凳围坐在一起晒太阳，一位老者在读报纸。旁边墙上贴着的红纸上写着家属区几栋至几栋老党员“党费缴纳登记”。交费金额各不相等，全靠自愿。原来他们把凑齐的党费集中购买报刊和学习资料，定期在过他们的“组织生活”。此情此景，让路人无不动容，对这些老党员们肃然起敬。
　　 如今,让这群讲纱厂话的人凝聚在一块的纱厂不复存在,可纱厂话作为一种情愫依然相传。孙子辈在外地尽管京腔嘎嘎,只要一踏入家乡这片土地，便自然而然说起了纱厂话。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听到这种熟悉的乡音，稍作寒暄之后，那种他乡遇故知的亲情便油然而生。
　　 纱厂话,在这些人的心中已然成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子子孙孙,代代传承，不离不弃。
　　 我愿为这些讲纱厂话的人们祈祷、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