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的农历正月初四，我在家突然接到县一中王校长打来的电话，说戴玉树老师昨天走了，过了年整90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咯噔”一下，过年的愉悦心情一下子消失了。我独自一人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幕幕往事潮水般涌现在眼前……
　　 我与戴老师相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他辞去二中副校长的职务调县教研室任语文教研员。大概是他查看了全县各校当年的中考成绩吧，我在五中教的两个班平均分位列全县第一，所以他上任不久就骑车十余里，来到我所在的学校听课。听完课后，我俩结伴回教研组交换意见。他刚一坐下，连口水也未喝就转入了正题。他首先对我使用普通话教学表示充分肯定，说散文、小说是有感情色彩的，用家乡话很难把这种情感表露出来，进而感染学生。其它的像教学重点的把握，讲练结合运用等他都给予了肯定，还十分中肯地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第一次见面，他就留给我很好的印象。这位头发斑白，中等个子，红润脸膛，精神矍铄的长者的确是个教育的内行，也是个特别敬业务实的人。
　　 从此，我的教育生涯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就在那年的寒假，校长通知我到教研室领取通知，说是要派我到北京去参加为期十天的华北地区寒假语文讲习班。第一次外出培训，除了我读书的省会就去首都北京，这是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师，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我们一行五人乘火车如期赶到北京朝阳区部队干部招待所报到。培训期间，我亲眼目睹、聆听了北京几位当时在全国都有影响的特级教师宁鸿彬、杨嫒等五人的现场授课，还有人教社几位编审的专题报告。我感觉自己好像井底之蛙，一爬出井口就来到一个硕大无比的广场，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起来，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什么是“山外有山”，深感自己教法的死板，学识的浅薄，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培训中间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走进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还参观了故宫博物院，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还抽空游览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当时，戴老师正在沈阳参加全国中语会年会，临行前托我给他住在中科院家属院的姐姐捎去了点家乡的土特产。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大都市，我们按图索骥，找到了戴老师姐姐驻地的附近，但具体怎么走，谁都不清楚。于是就向一位穿着整洁，个子高高，匆匆赶路的中年妇女打听。对方听说我们是来培训的，就说我也是中学老师，我带你们去吧。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地道的北京人，首都人的热情、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戴老师姐姐家，老太太给我们摆上果盘，每人端去一碗盖碗茶，我们差点为怎么接碗闹了笑话。
　　 在其后的几年间，我俩每年都有至少一次几天的常聚时间，因为他引荐我加入了地区的中学语文研究会。每一次年会三至五天不等，我不但收获满满，还因他的博学与幽默久久难忘。记得在正定中学年会期间，晚上休息时，有人谈起了“文革”期间的咄咄怪事。戴老师给我们讲了我县一中学老师叫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文革”期间，学生们几近疯狂，“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斗得麻烦了，就把黑手伸向自己的老师，开始揪斗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学校教学骨干。一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在停课闹革命之后，天天被反绑双手，脖子上挂一包装箱制成的大纸牌子，不是游街示众就是在批斗会场站“喷气式”，身心备受摧残。
　　 日复一日的折腾，使他实在无法忍受了，就把知识分子的清高抛到一边，开始装疯卖傻，想以此躲过一劫。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良策”——给国防部写建议书，陈述自己对加强国防的建议。书信全文如下：
　　 建议一：砍尽大小兴安岭之百年大树，造一巨型风车，架于边境之上，敌人来犯时，速将风车摇柄摇起，待狂风大作之时，迎风撒上胡椒面，趁敌人揉眼之际，拿刀尽戮之。
　　 建议二：割尽江南江北之荆条，编一巨型大筐，放之于巍巍昆仑山侧，敌人来犯时，速将系绳落下，如扣家雀般将敌人尽罩其中，此时，吹响冲锋号，千军万马冲下山崖，将来犯之敌一一剿灭之。
　　 建议三：养鸭子数万只，腿系细绳，牵一木板，每天训练其泅渡能力。木板上置防水TNT，据厦门与金门距离设置导火索长度。选一月黑风高之夜，让鸭子饱餐之后游向金门，一夜可零伤亡拿下金门矣。
　　 建议书寄出不久，一国防部信函邮寄至学校，门卫见此事非同小可，急将信函呈送于造反派司令部。革委会主任哆哆嗦嗦打开信件一看，回执单上赫然写着：“此建议毫无参考价值，纯系精神病所为。”主任看罢，沉思片刻，当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将此老师遣送回家，劳动改造。
　　 听完故事，全屋的人都快笑喷了，可戴老师讲完之后，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凝重起来。我清楚地知道戴老师“文革”期间，虽没有被“红卫兵”揪斗过，但他也因走“白专道路”被下放回村，在生产队担任记工员数年之久。一个深爱自己事业的老师，被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上讲台的机会，内心的悲苦是别人难以体会的。
　　 有一年，年会在我县召开，我们都住在县招待所。我在原庄乡中执教马南邨的《从三到万》。关于课本中泛读课文如何去教，与会各县教研员在听课之后各抒己见，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拿戴老师的话说，这叫真理越辩越明。有争议，真探讨成为这届年会的一个鲜明特色。作为本届年会的总策划，戴老师是有意为之呢，还是无心栽柳柳成行呢？我不得而知。
　　 1989年，我在藁城参加石家庄地区评优课，在前天晚上抽签，第二天上午就讲的情况下，顺利拿下一等奖。第二年，地区教研室抽调部分获奖教师到各县巡回授课，我在由各县确定讲授内容的苛刻要求下，因为有教科所秦桓老师的具体指导，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我心里清楚所有这一切都与戴老师当年对我的悉心栽培密切相关。
　　 1994年，戴老师由教研室调县督导室任副主任，主抓高中教学的指导工作。第二年，他几次三番地跟我说，到一中教几年高中吧，人应该不断地接受挑战。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在更高的平台上有所作为，是好意，终因我父亲当时年老多病，还有几亩责任田等诸多问题的拖累而未能成行，但戴老师的良苦用心和知遇之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996年，我由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出人意料地被提拔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新任校长我俩以前压根就不认识。是谁举荐了我，我向戴老师求证，他笑而不答，但我知道他在督导室主抓一中教学工作的时候，现任赵悦武局长是当时的一中校长，两人关系甚好。
　　 戴老师在督导室“延期服役”了好几年才在二中张校长的再三督促下离开教育局到二中任校长助理。当时他已满头白发，但“廉颇老矣”确实能饭，精神依然矍铄。他家就在县城中街，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到国民党治下的县衙担任文案，写得一笔好字。解放后开始教书，县城不少人家几辈人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记得他给我娓娓讲过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往事：1947年县城解放后老师奇缺，他因为上过农业技术学校，算是县里正经八百的知识分子，于是县政府教育科就派他到离县城二十多里的马村小学任教。当时交通条件很差，他是被马村一村干部赶着骡子胶皮车接走的。因为回家不方便，他在学校一住就是个把月。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点着油灯给村民们“扫盲”，忙得不亦乐乎。他自己在学校做饭，小米、玉米面由村里提供，蔬菜什么的全是家长轮着送来的。他在那工作三年，后调回县城一所高小。说起这段往事，他很以为自豪。我也觉得像看过的老电影《苦菜花》中的一些镜头。
　　 因为他写得一笔好字，所以逢年过节，婚丧开业的时候经常给乡亲们写写画画。城里人需要在碑上刻个什么字，差不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担任校长助理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很敬重他，就是有个别村民想给学校找点麻烦，捞点便宜，看见戴老师站在那里，就赶紧溜之大吉。因为说不定他的父亲或者爷爷还都是戴老师的学生。
　　 虽说仅是个校长助理，但他一会儿也不闲着。哪个毕业班学生考不好闹情绪了，他叫到办公室做思想工作；哪个学生家庭有困难，交不起学费了，他倾囊相助。虽说已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但他跟学校其他比他年轻多的领导一样在校晚值班。我从五中调到二中，后到二中北校区工作时，曾在二中借住半个多月，就跟戴老师同居一室。我亲眼见他夜已近十点了，他还站在篮球场上，总是等最后一个学生回宿舍了，他才到一楼他的宿舍休息。在校长助理的岗位上，他一干又是五年，七十出头才彻底“告老还乡”。
　　 离开学校后，他还是闲不住，将自己写过的论文、发表过的文学作品分类整理成40多万字的文集《笔墨春秋》，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了解元氏县城变迁，教育改革发展的生动记录。
　　 我退居二线之后，就离开县城，在市里接送孙子上学，很少回去。三年前的正月，我去看望他的时候，此时的他明显已经见老，走路虽不拄拐杖，但已颤颤巍巍。谈起过往，他的思路依旧清晰，临别赠我回忆录一本。此书我至今珍藏书架，拜读数次。可现在书还在，人已去，怎不叫人唏嘘叹息。
　　 戴老师虽未教过我，但对我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一个亲老师。他的勤奋好学、忘我工作的精神、爱生如子的情怀，永远都是我学习的楷模。
　　 愿戴老师在天堂依然乐观、安好。
　　 2018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