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春秋》和董狐的记录一样，只说了一句：“赵盾弒其君。”于是《左传》补充说明：“赵穿攻灵公于桃园。”晋灵公被杀，在逃亡途中的赵盾得知此事后“未出山而复”，他又回来主持国政了。如此，史官董狐便记录说：“赵盾弒其君。”赵盾自然不接受，于是董狐则指责他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没有多辩解，只说了一句：“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真是自寻烦恼啊！也就没有下文了。《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子贼臣惧。”可是看来赵盾并不怎么当回事，《左传》还记载：孔子对此的评价是：“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以为在赵盾的堂弟赵穿杀了小舅子晋灵公的时候，赵盾如果已经逃到境外，就不是他的责任了。那么境内境外又有什么不同？不都是因为赵盾与晋灵公发生了你死我活的矛盾而出逃，才引起他的堂侄赵穿杀晋灵公的事吗？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干脆说：“穿之弒，盾主之也。”就是赵盾主使的！按照儒家的宗旨，“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顾炎武还说《左传》是：“传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认为那段孔夫子的评价是不存在的。
　　 董狐指责赵盾的要点是：“亡不越竟，反不讨贼。”为什么回来了又不处理赵穿呢？不逃出境，难道不是在故意静观其变吗？但无论如何“越竟乃免”，还是说不通的。问题是，此时已到了春秋后期的三家分晋前夜，权臣们已经无所顾忌。而赵盾之后，就是三家分晋之一的赵国之君，那也是得罪不起的，于是《左传》遇到了两难，既要维护晋的君主，又要不得罪赵的君主，所以故意在这里卖了一个破绽。
　　 赵盾在晋襄公时就是执政的有功之臣，但他寡断而专权，与逐渐长大的晋灵公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晋襄公临终嘱赵盾等人扶佐七岁的夷皋继位，可是赵盾又觉得幼主太小，就派人到秦国接公子雍回来继位，最后又改变主意立了夷皋为君。谁知这位晋灵公长大了荒淫残暴，并一心想要杀掉赵盾。《左传》记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他还杀了烹熊掌不熟的厨师，并“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看到尸体露出的手，就相继多次进谏。晋灵公非但不听，还派了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觉得不能乱杀好人，就自己“触槐而死”了。但晋灵公又要在酒席上杀赵盾，却又被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发觉并以死相拚与獒犬斗，又遇到晋灵公的一个卫士灵辄反戈保护他逃走了，这才发生了赵穿射杀已经不配做国君的晋灵公之事。
　　 孔子称自己是“述而不作”的，但《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他不是仅按照自己的意志有所删削，还有增添之笔的，并非述而不作。可惜这种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只是为了掩盖君王的荒唐，并使他们得到几分虚无的自慰，而真正的乱子贼臣是不会怕的。唐代的刘知几就指出了它有无法理解的“十二未谕”和“五虚美”之弊。比如明明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召至晋国的河阳，《春秋》却写成“天王狩于河阳”；明明鲁隐公是被自己的臣下杀死的，而《春秋》仅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还有郑子驷弒其君郑僖公，而《春秋》却只说：“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对于赵盾，也采用了不把事情的真相说清楚的办法，而《左传》却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董狐确实是抓住了事件的实质，但所谓的《春秋》笔法，却绝非良史，非但不是，它还给后世留下了不说实话的极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