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没有回故乡探亲了，这次是因为母亲80大寿才请假回到老家的。和母亲的闲谈中提到了李老师，母亲说：“前几天听人说李老师病了，住在医院里。本来想去看望他，可是自己老了，身体不方便了，去个什么地方，后面总是跟着儿子孙子的一堆人马，倒叫人家感觉不自在。”说起李老师，是我的中学老师，那时候我在一中读书，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后来我的弟弟妹妹都在他当班主任的班级里读过书，所以，我母亲和他极其亲近。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断了来往。母亲总是劝我去看望李老师，可是我每次回家总有许多事情忙碌，每次说好了要去看望李老师的，结果还是让一些琐事给差过去了。拖来拖去一直没有看望过他。这次李老师有病住院了，我无论如何得去看望他一次，他已经是快九十岁了，再不去恐怕我会后悔的。
　　 我在一中读书的时候正赶上了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学习什么东西，白天写大字报，或者批斗老师，晚上没有事情做就是看小说，学校图书馆里也给封了，就从同学那里借小说看。李老师是我在初二的时候从外地调来担任我们班主任老师的，同时还给我们讲授语文课。刚开始我对这位李老师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个子矮小，四十多岁，驼背，十分消瘦，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随手捡那些掉在地上的树枝和木棍什么的，放在自己的书包里，同学们都说他要回家做饭用的。我总感觉他不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因此对他不那么敬佩，甚至有些瞧不起。可是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和他的关系。那天他给我们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后感》。我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没想到李老师在班上讲评了我的作文，好一顿把我夸奖。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激励，竟然拿出自己的一篇习作交给李老师来看。李老师看了，当即把我的作品刊登在学校的小报上。还在班级里表扬我“爱读书读好书”是良好的学习习惯，连我在小学里被评为铁路小学的学雷锋标兵这件事都说了。这本来是我最为骄傲又最不方便自我吹嘘的往事。从此我对李老师的看法也改变了，不知怎么我感觉他矮小的身材和驼起的背部都成了真才实学的象征。于是，我主动地提出参加李老师组织的读书小组。
　　 可是好景不长，有人把李老师借给学生的书《牛虻》和《王子复仇记》交给了学校学校革委会。革委会说李老师是在利用读书小组传播被批判了的大毒草，是修正主义和革命人民争夺青年一代的行为。于是，李老师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开始在学校里批斗。那天天气很冷，我们举着语录牌在操场开批斗会，我的手都冻僵了。李老师的驼背上挂着反革命的大牌子，腰弯的很低，鼻涕流的很长，双腿直发抖。我想他一定是患了感冒。开始，各个班级都有人作了书面发言，中间还有人带头喊口号。这都是那个时代常有的景象，也没有什么稀奇。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有人大喊一声“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就挥舞着铁棍子把李老师打翻在地。可怜的李老师口吐血沫，躺倒在地上。当时我真想上台去保护他，但是我又一想：自己一个女孩子，势单力薄，而且，自己的爸爸也正在接受批判，受到牵连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后来是一些老师和同学把他送到医院，在医院的及时救治下，捡回了一条命。可是腿却留下了永久的残疾。我一直想弄清楚是什么人用铁棍子打残了李老师，最后打听到那个人姓牛，叫牛文造。他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他经常不上学，所以在这以前我不认识他。他家就住在三马路附近。
　　 我弄清了毒打李老师的人，打听到了他的家，并且知道他的爸爸是一个造反派的头目。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用石头砸坏了他家窗户上的玻璃，算是为我的李老师报了仇。这件事情直到那年我们下乡的时候，我才告诉李老师。可是李老师听说以后并不高兴，他对我说：“不能怪他，他还是个孩子，就是大人这么做也是可以原谅的，大家都是上当受骗的。”我就是不服气，一个人，怎么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不知不觉中，公交车到了毓璜顶医院门口。我在医院门口的小店里买了鲜花和水果，往8楼心血管病房走去。从护士站打听到李老师才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要等到一个小时以后才能探望。于是，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来等待。这时候，护士推来一个坐轮椅的男病人，看样子是饱经沧桑的，脸上做过手术，有明显的疤痕。呆滞的目光中有点凶恶。护士对我说：他也是要探望李老师的，是李老师的学生。他在这里住院。我听说他是来探望李老师的，想和他闲聊几句，就说：“你是那一届的？”他说：“70届”。我说，“我也是70届的，你叫什么名字？”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听说过以前的红卫兵给老师道歉的事情吧？”我说：“听说过，怎么？你不会是给老师道歉的吧？”他说：“没错。”
　　 “你是……”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残疾人是牛文造。可是直觉告诉我他就是。他的个头和眼睛说明他是牛文造。他说：“就是我，我就是牛文造，当年就是我打残了李老师，叫他断了一条腿。真是报应呀，如今我叫人家打断了双腿。”我目瞪口呆，不知道是该安慰他，还是该责备他。他却不管这些，只管自顾自的往下说。
　　 “三十年前文革结束的时候，有人曾经告诉我应该给李老师道歉。但是李老师却说不用。他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就是大人也是上了‘四人帮’的当。我就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没有道歉。是呀，那场运动中谁没有犯过错？后来我当了兵，入党的时候，组织上调查过李老师。李老师没有提起我打他的事情，我顺利的入了党。可是在一次和排长发生口角的时候，我一气之下打死了排长，被军事法庭判了无期徒刑。后来他妈的好不容易减刑到25年，结果又和狱友打架，闹出人命，增加10年徒刑。出来以后，就在社会上混饭吃，进过多少次监狱我也说不清了，反正每次都是因为打人。直到这一次，被别人打成残废。前几天我找人算了一挂，说我的一切不幸都是来源于小时候打残了自己李老师，因此我只要给李老师道歉，就可以健康起来。”
　　 护士说：“老牛，你不是说给李老师道歉的吗？在这里等一会儿，你就可以进去了。”
　　 “是呀，这全是你们王医生的功劳，是他给我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还用科学的方法对我进行了心理治疗，使得我认识到，我欠李老师一个道歉，造成了我的心理扭曲。”正在这个时候，重症监护室里传来了恸哭的声音，我心里一惊：不会是李老师走了吧？如果是这样，我的心里也很抱歉：李老师，我早就该来看你的。
　　 医生和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又和牛文造耳语了几句，牛文造被护士推到精神科去了。医生对我说：“很抱歉，您的老师在一分钟以前离开了我们。”顿时，我泪如泉涌，真正该道歉的是我，我不该在他受到批斗的时候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更不该这么多年不来探望他。我早就把老师的恩情给忘记了。我还需要给牛文造道歉，我不该砸坏他家的玻璃。那个事情结束多年了，我们不能因为它远去了就原谅自己的错误，更不能拿别人来开脱自己。我们都是有理智的的人，不是动物。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历史的悲剧才不至于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