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医院里的道歉
十三年没有回故乡探亲了,这次是因为母亲80大寿才请假回到老家的。和母亲的闲谈中提到了李老师,母亲说:“前几天听人说李老师病了,住在医院里。本来想去看望他,可是自己老了,身体不方便了,去个什么地方,后面总是跟着儿子孙子的一堆人马,倒叫人家感觉不自在。”说起李老师,是我的中学老师,那时候我在一中读书,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后来我的弟弟妹妹都在他当班主任的班级里读过书,所以,我母亲和他极其亲近。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断了来往。母亲总是劝我去看望李老师,可是我每次回家总有许多事情忙碌,每次说好了要去看望李老师的,结果还是让一些琐事给差过去了。拖来拖去一直没有看望过他。这次李老师有病住院了,我无论如何得去看望他一次,他已经是快九十岁了,再不去恐怕我会后悔的。
我在一中读书的时候正赶上了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有学习什么东西,白天写大字报,或者批斗老师,晚上没有事情做就是看小说,学校图书馆里也给封了,就从同学那里借小说看。李老师是我在初二的时候从外地调来担任我们班主任老师的,同时还给我们讲授语文课。刚开始我对这位李老师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个子矮小,四十多岁,驼背,十分消瘦,走路的时候总是低着头,随手捡那些掉在地上的树枝和木棍什么的,放在自己的书包里,同学们都说他要回家做饭用的。我总感觉他不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因此对他不那么敬佩,甚至有些瞧不起。可是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和他的关系。那天他给我们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后感》。我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没想到李老师在班上讲评了我的作文,好一顿把我夸奖。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激励,竟然拿出自己的一篇习作交给李老师来看。李老师看了,当即把我的作品刊登在学校的小报上。还在班级里表扬我“爱读书读好书”是良好的学习习惯,连我在小学里被评为铁路小学的学雷锋标兵这件事都说了。这本来是我最为骄傲又最不方便自我吹嘘的往事。从此我对李老师的看法也改变了,不知怎么我感觉他矮小的身材和驼起的背部都成了真才实学的象征。于是,我主动地提出参加李老师组织的读书小组。
可是好景不长,有人把李老师借给学生的书《牛虻》和《王子复仇记》交给了学校学校革委会。革委会说李老师是在利用读书小组传播被批判了的大毒草,是修正主义和革命人民争夺青年一代的行为。于是,李老师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开始在学校里批斗。那天天气很冷,我们举着语录牌在操场开批斗会,我的手都冻僵了。李老师的驼背上挂着反革命的大牌子,腰弯的很低,鼻涕流的很长,双腿直发抖。我想他一定是患了感冒。开始,各个班级都有人作了书面发言,中间还有人带头喊口号。这都是那个时代常有的景象,也没有什么稀奇。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有人大喊一声“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就挥舞着铁棍子把李老师打翻在地。可怜的李老师口吐血沫,躺倒在地上。当时我真想上台去保护他,但是我又一想:自己一个女孩子,势单力薄,而且,自己的爸爸也正在接受批判,受到牵连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后来是一些老师和同学把他送到医院,在医院的及时救治下,捡回了一条命。可是腿却留下了永久的残疾。我一直想弄清楚是什么人用铁棍子打残了李老师,最后打听到那个人姓牛,叫牛文造。他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他经常不上学,所以在这以前我不认识他。他家就住在三马路附近。
我弄清了毒打李老师的人,打听到了他的家,并且知道他的爸爸是一个造反派的头目。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用石头砸坏了他家窗户上的玻璃,算是为我的李老师报了仇。这件事情直到那年我们下乡的时候,我才告诉李老师。可是李老师听说以后并不高兴,他对我说:“不能怪他,他还是个孩子,就是大人这么做也是可以原谅的,大家都是上当受骗的。”我就是不服气,一个人,怎么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不知不觉中,公交车到了毓璜顶医院门口。我在医院门口的小店里买了鲜花和水果,往8楼心血管病房走去。从护士站打听到李老师才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要等到一个小时以后才能探望。于是,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来等待。这时候,护士推来一个坐轮椅的男病人,看样子是饱经沧桑的,脸上做过手术,有明显的疤痕。呆滞的目光中有点凶恶。护士对我说:他也是要探望李老师的,是李老师的学生。他在这里住院。我听说他是来探望李老师的,想和他闲聊几句,就说:“你是那一届的?”他说:“70届”。我说,“我也是70届的,你叫什么名字?”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听说过以前的红卫兵给老师道歉的事情吧?”我说:“听说过,怎么?你不会是给老师道歉的吧?”他说:“没错。”
“你是……”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残疾人是牛文造。可是直觉告诉我他就是。他的个头和眼睛说明他是牛文造。他说:“就是我,我就是牛文造,当年就是我打残了李老师,叫他断了一条腿。真是报应呀,如今我叫人家打断了双腿。”我目瞪口呆,不知道是该安慰他,还是该责备他。他却不管这些,只管自顾自的往下说。
“三十年前文革结束的时候,有人曾经告诉我应该给李老师道歉。但是李老师却说不用。他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就是大人也是上了‘四人帮’的当。我就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没有道歉。是呀,那场运动中谁没有犯过错?后来我当了兵,入党的时候,组织上调查过李老师。李老师没有提起我打他的事情,我顺利的入了党。可是在一次和排长发生口角的时候,我一气之下打死了排长,被军事法庭判了无期徒刑。后来他妈的好不容易减刑到25年,结果又和狱友打架,闹出人命,增加10年徒刑。出来以后,就在社会上混饭吃,进过多少次监狱我也说不清了,反正每次都是因为打人。直到这一次,被别人打成残废。前几天我找人算了一挂,说我的一切不幸都是来源于小时候打残了自己李老师,因此我只要给李老师道歉,就可以健康起来。”
护士说:“老牛,你不是说给李老师道歉的吗?在这里等一会儿,你就可以进去了。”
“是呀,这全是你们王医生的功劳,是他给我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还用科学的方法对我进行了心理治疗,使得我认识到,我欠李老师一个道歉,造成了我的心理扭曲。”正在这个时候,重症监护室里传来了恸哭的声音,我心里一惊:不会是李老师走了吧?如果是这样,我的心里也很抱歉:李老师,我早就该来看你的。
医生和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又和牛文造耳语了几句,牛文造被护士推到精神科去了。医生对我说:“很抱歉,您的老师在一分钟以前离开了我们。”顿时,我泪如泉涌,真正该道歉的是我,我不该在他受到批斗的时候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更不该这么多年不来探望他。我早就把老师的恩情给忘记了。我还需要给牛文造道歉,我不该砸坏他家的玻璃。那个事情结束多年了,我们不能因为它远去了就原谅自己的错误,更不能拿别人来开脱自己。我们都是有理智的的人,不是动物。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历史的悲剧才不至于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