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光隧道穿过上海的黄浦江，来到高楼林立的陆家嘴时，突然让我想起了伊尹负鼎的故事。《孟子》中万章问孟子：听说有莘氏的伊尹，是用通过做陪嫁的厨师，才遇到并说动商汤，让他重用自己的？孟子否定了这种说法，说是：汤多次“使人以币聘之”才去的，所以孟子说：“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如果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的事情，伊尹是不会做的，“系马千驷弗视也”，就是千驷之马摆在那里，连看都不会看一下。但《韩非子•难言》则说：“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説至圣，然且七十説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
　　 《鬼谷子》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说他是事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才作出最后决断的。此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这样说的：“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史记》称：“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孟子》则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手段卑鄙的人，怎么能做得高尚的事业呢？这些都是瞎扯，伊尹在有莘氏时虽只是个厨子，处于社会底层，但贤能之名已经远播，商汤想要得到他，才用娶有莘氏之女的借口把他弄到了手，之后他五就汤五就桀的目的，是帮助囚禁中的商汤脱险，让失宠的妹喜重新受宠去搞垮夏桀，说白了就是去当间谍。
　　 苏轼曾经批评过司马迁，他在《东坡志林》中所说：“司马迁二大罪”是“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和易中天说：儒、墨、道都是要为天下谋的，法家却只为帝王谋一样，苏轼认为：“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对于司马迁称道桑弘羊的“不加赋而上用足”，苏轼认为是：“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这样，目的与手段就都成问题了，而手段不那么光彩的事很多，但总能加以美化。“政者正也”，政字的造字结构就是文饰以正，正是因人而异的，为了某种目的可以睁眼说瞎话，不明就里的人人云亦云，也不以为非。
　　 西晋太康年间，汲郡战国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这段记载与历来的记述不同，但在看到太甲不成器，又难以改造他的情况下，伊尹能够当仁不让，正如《孟子》中伊尹所说：“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其目的与手段，仍然要比那些假惺惺的君君臣臣高出许多。
　　 陆家嘴是明嘉靖时的大臣陆深的祖居和长眠之地，他生前在给嘉靖皇帝讲《孟子》的时候，讲稿中有关伊尹负鼎的事，就被负责审定的桂萼给删了。陆深的《俨山集》中记下了被删的内容：“伊尹负鼎一说，以为系战国时代之流言，马迁不学之过，略谓：战国之人溺志于功名游说之间，以捷出于富贵利达之境，故为此论，不过蛊惑一时之听，以求便一己之私耳。”陆深不仅批评了司马迁在此问题上看问题的不够深刻，他还耻于只讲毫无思想内容的东西，所以按照规定讲完被删的讲稿，他特意告诉嘉靖：“臣今日讲章，经阁臣改篡，其间必有深意。”在他看来：那些一味讲空话、套话和毫无内容话的风气背后，掩盖的也无非是“以求便一己之私耳。”说这样的话当然会得罪人，于是《南吴旧话录》记载：陆深因此被贬官，去做福建延平府同知了。
　　 陆家嘴陆深的旧居与墓，以及他的后乐园，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还有残迹留存，到现在当然是难以寻觅了，他死后，他的夫人捐地五十亩，出金二千两助建的上海城，也只留下了一个为了纪念她，而曾经被叫做“夫人门”的小东门地名了。
　　 但还是有人会想起陆深有关伊尹负鼎的论说，同行的，还是有人喜欢陆深讲过的几句话：“读古人书，须从己躬合处用功，不可如矮人观场，随众喧喝。”；“士贵博古，亦要通今，博古而不通今，无用之学；通今而不博古，无礼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