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指算算，这辈子的工龄有45年。
　　 45年前，上海彭浦火车站的汽笛，为我和千余名中学生放逐六千里之外的边疆山村，作了一次祭奠；没料到那声声悲鸣，却是敲响我自谋生计的警钟。
　　 数十年辗转大江南北，回了上海退了休，从起点又到终点。
　　 退休了，最先发觉不同的，是每时每刻都伴随身边的那串沉重而庞大的钥匙，忽然瘦身了许多，原来都是放在公文包里，现在揣在裤袋间也不显棱角。那是因为去掉了办公桌抽屉的若干把钥匙、去掉了3只文件柜的若干把钥匙、去掉了办公室大门包括玻璃门防盗门若干把钥匙，还不包括那张门禁卡；留下的只有进入自己小区的一张门禁卡与打开自家房门的一把钥匙。这样的瘦身，就让原本沉重而庞大的钥匙串变得灵巧且节俭。
　　 我颇有点前所未有的轻松。
　　 退休了，原本大天白日里隔不多会儿便要翻阅手机生怕错过什么重要指示、半夜三更提耳悬心留神铃响的习惯，现在已属多余。老板不再指派任务检查进度，下属也不再上交难题、过节也免接了嘘寒问暖的客套。
　　 有幸让我体验到人生难得的寂寞。
　　 这寂寞让我有充裕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才是自我生活的开始。
　　 不是吗？从我第一次上幼儿园，两只小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啼哭着不肯进去开始，我的人生有了社会的限制与约束。更不用说自食其力后的磨难与压力了。
　　 日前，司机将我办公室柜子里的书籍笔记本装了四个纸箱运回来。晚饭后，我独自坐在夹道里整理这四箱东西。谁知这一整理，却弄到了夜深人静。说是整理，实质大半时间是翻阅，那历年笔记，让我像阅读传奇演义般地不肯松手。
　　 在我人生最低层的阶段，肉体上的劳累、饥饿、困乏与精神上的苦闷、屈辱、绝望时时折磨着自己，但也不乏许多值得自己怦然心动的骄傲。当农民的第二年，我的铲地和插秧速度在生产队名列前茅，令人兴奋的是，将一头蛮悍的小牤牛，在半个月里训练成了犁田“好手”；在公社供销社卖货，我的“一秤准”是店里招牌：秤15斤之内喂牛的粗盐，秤盘一抄下去误差只在一、二两；独自办了一家乡村照相馆，上午拍照、下午修版、晚上洗印，没说过苦，每天营业额是我日工资的200倍，没想到要过加班费，而且，我的修版技术，在州里都出了名。
　　 后来，我在县里当了办事员，再后来，当了个小报记者。从此之后，离开体力活的我一直拥有着窗明几净下的办公桌。然而，脱离了胼手胝足、放浪山野的“卖力气”，反而失却了自以为傲的“怦然心动”。其中缘由我也没法说清楚。唯一值得宽慰的是，对待工作从不懒散懈怠，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这45年的“工龄”。
　　 45年间，留在笔记中还能让我身历其境的，是三次十分无助的“疑难杂症”……
　　
　　 被逐——
　　 34岁那年经民意测验，我当上了人事处长，又上省党校学习；省组织部领导说：好好干，40岁前拿下个“厅级”。这何曾不是我的愿望？
　　 于是乎，我上省图借阅了欧美、苏联、东欧等十余种人事管理书籍；还从亲朋好友处得到了各样的人事改革材料。白天坐班，晚上看书备课，抽出时间写自己的改革方案。
　　 上级部门赞赏我的方案，让我搞编制试点，参照指标是守住500人其中须保证300教师编制的底线。
　　 然而，单位领导同志依然公事公办地让你了解这个人研究那个人（有不少是各式关系户）。“了解”、“研究”是托词，要你办理调入或升职是正解。我一开始还向领导解释：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岗位那个人不具备任职条件。领导同志唬着脸并不吱声。
　　 时间久了，上上下下都知道我在坚持原则。有不少人给我鼓劲；老教授还登门要做后盾来支持我。面对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我越发大公无私刀枪不入。对于领导推荐的，我认为不合适，干脆在名单上洋洋洒洒地写下自己的不同意见，要不，你领导自己批去。
　　 于是，领导同志沉不住气了，将我叫进办公室。几个轮回，我据理力争，让他很是下不了台：“不要忘记，你这个处长还是我一手提起来的。”
　　 我回敬道：“一手提起来的我也得按原则做事。”
　　 “你这不是和党委闹别扭？不想干就说一声！”
　　 “闹别扭我不敢，不当处长去教书倒是照样有饭吃。不过，这个处长我干得还算称职，恐怕没谁有理由叫我不干吧？”
　　 领导一时语噎，对着我“嘭嘭嘭”地捶桌子。
　　 我不愿意受这种窝囊气，将一只方凳一脚踢出房门，转身就走。自以为有上级部门、老师群众支持，就可以昂首挺胸不弯腰了。后来方明白我这官当得是如此幼稚而可笑。
　　 果不然，除了在公开场合听到指桑骂槐之外，背地里有人在搜集我讲课的自由化倾向。感激我教的两个班学生保护了他们无助的老师：一致反映我的讲课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我讲的《港台文学》与《比较文学》真要从中找碴，那不是易如反掌？
　　 于是，学校有人又疏通了省里有关部门，因为人事处长任命撤职要经省组织部同意。结果要了一名转业的团级来顶替我。得知情况我便到组织部干部处找处长：我一没犯错误；二要顶替我的那位年龄比我大，没文凭，且不懂教育，转业的不是降级使用吗？这样使用调换干部我不服。处长为难地说：都是上边压下来的。给你安排在交通厅当个处长吧？我一口拒绝。
　　 要拿掉我这个处长的消息，也让许多“后盾”纷纷解甲归顺，有见了面尴尬不说话的；绕道不想打招呼的；有的在我手上调不进家属亲眷，竟然兴灾乐祸的……唯有那位谢老，在教学会议上义正词严地疾呼：“小范是为数不多的正派人，凭什么要换掉他的人事处长？四人帮都倒了，怎么还是没有公理？”
　　 我明白自己十分无助，再坚持下去没有意义。我决定要走：去特区。在我要走的这几天，据说在大会小会将我当反面教材：说是在重要时期临阵脱逃。我一概不予理睬。然而，我要走，走得也不顺当。因为组织关系没有转，后来正巧要重新登记，却不让我登记。理由是说我敏感时期到了帝都广场，搞了什么活动？那时我得了歌词比赛奖，原定去京参加颁奖，后因“风波”，主办方就将奖品寄了过来。至于“参加帝都广场的活动”，纯属莫须有。我不得不求助统战部同学曹虹冰，她负责五局工作。因为学校某领导的亲戚是统战部的负责人，负责人看在曹虹冰面子上打了电话帮了忙。因此，才允许我将组织关系与人事档案一并拿了出来。
　　 俗话说，要做好一件事情，需要有好的朋友；要完成一项事业，需要有好的对手。虽然自己没成事业，却让我有了一个认识：这个好对手，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种体制一种势力。单枪匹马的我想要独树一帜，那无疑于唐吉诃德挑战风车一般愚蠢。
　　 事隔几年，这个本打算成为省内规范编制的典型单位，人员却超出了100％，且打杂的远超了教书的。对国家来说，也许只是冰山的一小角。在这样的体制下就是有十个正派的“小范”也得“落荒而逃”。
　　
　　 被抢——
　　 那是个多事之年。当时公司完成了股票的社会募集。其中有位股东阿南，认购26万元股票，被选为公司董事会董事。因我是董事会秘书，所以相互熟识。“风波”过后，公司混乱；老板出走，资金断链；负债经营，难以为继。当时派我到海南当总经理，实则守摊。单是守摊倒也罢了，不料守出了一桩“抢货”案来。
　　 刚到海南，阿南就登岛来“看我”。那时我离开学校不久，完全是用读书人的交友方式在商圈里应付周旋，显然不合时宜。读书人之间有了隔膜最多在肚子里嫉妒在嘴巴上交锋，没有明里暗里的刀光剑影。
　　 我住的隔壁一间放着130多万元的计算机零配件。于是阿南计从心起，想将这批货物当筹码，向总部讨价还价以补偿认购股票的损失。那时我手下只剩5个人，包括做饭的全被他私下收买。一日夜晚，阿南雇了两名打手威逼我：说自己是股东，有权让我交出房间里的所有货物；而公司其他人则隔岸观火。势孤力单的我只得采取拖延战术，想拖到第二天再作计议。
　　 当晚，阿南睡我屋里，两名打手睡客厅。我躺下后隔床还想对阿南作软化工作或躺着想想计策，然而，没几分钟就睡死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阿南就将放货的房门强行打开。此时我已与总部打通了电话，总部意见：先封存货物，双方均不动，等总部派人来解决。
　　 见阿南满口答应，我也放下心来。谁知乘我不在，阿南将货物抢走。而我却蒙在鼓里。现在想来，当时我怎么就如此轻信？为何我不报公安不雇人来看守货物？
　　 阿南与手下的人也悉数离开公司。
　　 当总部来人方发现货物已经搬空。来人看到公司尚有油水可拿，便借机想挤走我，向总部添油加醋，造成我与阿南“里应外合”之嫌；又报公安局对我立案侦察。其实真相很明确，“抢货”系阿南所为，他家就在东莞，公安却说没有经费去不了。
　　 相隔没两日，总部一起来的有位好心的女孩，乘其他人去了公安局，便向我透露了消息：说今天上午公安就会来拘捕我，尽管以后真相会大白，但进去受几顿打也够惨的。
　　 情急之下我将公司9枚印章全部装进密码箱，省得你们盖了公章好让公安来抓人。
　　 我慌里慌张地离开了公司。
　　 我用电话联系上了朋友阿华，他是来海南开影院的。他在解放路附近租了间房子正好没人住，让我暂时在那里躲避一下。
　　 那是一幢二层楼的房子。一楼是卫生间，二楼是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有门通外面的小平台。当天下午，阿华带来了他打探到的消息，说机场与港口都有公安在查找我，我心里不免害怕。我让阿华替我给总部打电话：如果不撤消公安对我的辑捕，我将反起诉。总部则强调让我回去，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谁来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于是，我整天傻傻地呆在屋里。每天下午等候送饭的阿华来。人变得十分警觉，楼下稍有动静，似乎就是与我有关；巷子里有人问话，就竖起耳朵听，是不是有人在打探我？别家敲门，也疑心是否在挨家挨户搜我……
　　 开始也不敢开门到平台上去，只在窗前远观马路。我羡慕路人能够无拘无束的随处行走。真的，一个人只有在失去自由后才会体会到自由的可贵。
　　 几天后，才试着开门出去站在平台上，看着一幢紧挨一幢的房子，设想着万一搜查到我，这倒是一处逃生的通道。便向四周目测，自己能不能跃过2米多宽的空间，跳到对面一家的平台上？
　　 漫长的11天。我觉得不能坐以待弊了。于是，在傍晚天将擦黑时，阿华送我到琼山长途汽车站。坐上了开往琼海的汽车。我的目的是要去三亚，打算坐轮船从那里到广州。
　　 我警惕着车上的动静。好在乘客不多，基本上是些老头老太，我的心稍稍平稳下来。两个小时后到了琼海。琼海是《红色娘子军》所在地，见到椰林婆娑就想起娘子军们，让我亲切、温暖。尽管双脚落地像是踩在棉花堆上，我知道这是十来天没有走路的缘故；但情绪很好，好像党代表洪常青在给我指路，眼面前很是光明。
　　 我找了一间不错的宾馆。头件事就是洗澡，彻彻底底的洗，要洗掉这漫长的11天里所有的污浊肮脏。然后到楼下红光闪烁的夜排档里，点了半只盐焗鸡、半斤白灼虾、一盘蠔油空心菜，两瓶百威啤酒，一个人且饮且盘算后面的路程。
　　 隔日清早，我乘汽车到了三亚。但三亚到广州当天没有航班，只能在三亚住一晚。
　　 第二天是午后一点的船。我早早吃了午餐，提着装有9枚公章的密码箱往码头走。
　　 此刻，码头检票口已经排了有20来米长的队伍。我老老实实地排在队尾。发现队伍前方有两个戴着大盖帽的公安人员，低头看着手中的什么，又抬头指指点点的。我觉得很有问题，不会是拿着我的照片在队伍里辨认？我越寻思越觉得可疑，我问自己是否返身离开队伍到别处暂避一会儿？正踌躇着，那两人却返身离开了。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手心里却攥出了汗水。
　　 上了船，平静地躺在三等舱里听着《红楼梦》组曲。突然想起密码箱，用手一抓没有，顿时一阵心跳，原来密码箱放在床底下。我的密码箱里只有9枚不值钱的公章；若小偷以为密码箱里有值钱的东西，偷走打开却是几枚破图章，一气之下，往大海里一扔，那可惨了，我怎么回去交待？
　　 我提着密码箱找到了值班的船警。船警笑笑：拿10元钱保管费就行了。我感谢再三如释重负。
　　 48小时后，客船到达广州。巧的是阿华也从海口赶到广州办事，知道早晨有一班从三亚来的客轮。当见我走下舷梯，他正要喊我，发现一名船警捏着我的双手不松开，阿华心想：不好，是不是在给我戴手铐？他赶忙躲进旁边的货堆。直等到我提着密码箱上了码头，他才从后面追上来。其实刚才是船警等在舷梯口送还我的密码箱，在与我握手道别呢。
　　 来到广州，好像地下工作者到了解放区一般，天也蓝地也绿，脚也轻松人也振奋。我马上寻到《花城》的田瑛，将我的情况简要说了。田瑛极具江湖义气：有我朋友在，啥也不用担心，不管你是否参预抢货，我都会提供帮助给予方便。几句话让我哽咽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