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于是就有人愿意回到宋朝去了，以为宋代最繁荣，人们的幸福指数也最高。
　　 但这完全是两码事，即便有安古斯.麦迪森这样的人测算宋朝的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超过了唐朝；国家人均生产总值从450美元增长到了600美元，远超欧洲的发展水平；都城开封的畸形繁华，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夜城，宋朝民众仍然不可能幸福。那时定州巨富何名远者甚至“家有绫机五百张”，这也并非“资本主义的萌芽”，原因是他“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居停商，专以袭胡为业。”
　　 权力面前难言正义，不做官、不违法是不可能如此富起来的。宋朝对外无尊严地花大笔“岁贡”以图苟安，对内养大量冗官做支持政权的基础力量，又把大量游手刁民养在军队成冗兵，以图消弭反抗的力量。于是，普通民众的负担可想而知，叫他们怎么幸福得起来？
　　 也许有人会羡慕宋朝的声色之娱，《西湖佳话》说：“唐朝的法网甚宽，凡是官府到任，宴会饮酒，俱有官妓承应。”隶属于剑南西川节度使府的薛涛就是其一。一般认为官妓始于北魏，《魏书》：“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北汉主刘继元曾向宋太宗“献官妓百余，以赐将校。”这些人与宋朝的官妓是不同的。
　　 有人提到《万物原始》引用《汉武外史》的话：“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可是《汉武外史》里并没有这件事。官妓的“整体素质，文明水平以及政治宽容度之高”确实非宋朝莫属。一直到南宋慈湖学派的杨简为温州知州“移文首罢妓籍”，也仍然属于非主流。
　　 《厚德录》说宰相王旦不以招官妓置会夜午为非，还“以不得预会为恨”，对宋真宗说：“太平无象，此其无象乎！”那是粉饰天下太平的需要！朝廷也为各级地方政府配备官妓，作为官员享乐的福利。美色的诱惑，使讲究道学的赵抃也难以把持，他看上了一个叫戴杏花的四川官妓，“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几二鼓不至，复令人速之。”他也明白不应该，于是“周行室中，忽高声叫曰：‘赵抃不得无礼！’旋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后跃出，公怪问之，兵曰：‘某度相公，不过一个时辰此念息矣。虽承命，实未尝往。’”
　　 失去了自由的官妓们，自然也无幸福可言。著名诗人杨万里巡历至一郡，郡守宴之，官妓歌一曲《贺新郎》，其中有一句“万里云帆何时到？”杨万里开玩笑说了一句：“万里昨日到。”郡守就将此妓投入狱中；宣城守吕士隆还“好缘微罪杖营妓”。
　　 她们渴望早日脱籍逃离，《东坡．志林》说苏东坡在钱塘判官妓九尾狐脱籍从良，另一个周韶“色技超绝，为一郡之冠，亦援此例。子瞻惜其去，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后来苏颂到杭州，知州陈襄设宴招待，周韶按苏颂之意，以笼中白鹦鹉自比赋诗：“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当时周韶正逢死了亲人，使“一座嗟叹，遂落籍。”
　　 苏东坡与官妓多有交往，连去见大通禅师也携妓而往，不仅禅师愠形于色，也受到时人的诟病，黄彻的《碧溪诗话》就批评他：“大抵淫乐之语多于抚养之语耳。夫子称未见好德如好色，而伤之曰已矣乎。”晏殊也曾把舵泛舟湖中，幕客王琪、张亢操篙。王琪对他的携官妓不以为然，“至桥下，故使船触柱而横，厉声曰：‘晏梢使舵不正也！’”
　　 《清波杂志》载：“榷酤创始于汉，至今赖以佐国用。群饮者惟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也……州县刑狱，与夫淫乱杀伤，皆因酒而致，甚至设法集妓女以诱其来，尤为害教。”这就是所谓的富裕！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财政困局，发放了收取二成利息的“青苗钱”，可是官员们立即在酒库设法卖酒，杀鸡取卵，还利用官妓引诱这些可怜的百姓。
　　 极端的重文轻武，导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保家卫国的军人也不会幸福。历史上著名奸臣贪官集中出现在宋朝，正直的士大夫也不会幸福，连皇帝也要金人册封……而一次次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而不杀文人的前提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是内心的瞧不起文人，把他们作为需要优待的弱势群体来看待。
　　 所有的这些不幸福，导致知识阶层的思考，出现了理学、心学等不同的学派。好在重文轻武形成了畸形发达的读书人群体，印刷术也大为发达，这才是陈寅恪“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本意。切不可被误导，以为生活在宋朝，就幸福得妙不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