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下乡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单位了，每天都进行着同样的步调——来往贫困户的路上。
　　 每天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都是在开车，除去一共两个小时不到的吃饭时间和六个小时左右的睡觉时间，其他的时间全花在了贫困户身上。其中一个帮扶对象林某才过不惑之年，他住在乡镇附近，照理说应该条件不会太差，可是他却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每天都“很忙”似的到处奔波，踟蹰于牌桌上，好像国家的好政策丝毫未撬动他，他始终拒绝挪动半步。
　　 搬迁安置点设在公路旁，300米不到有漂亮的学校和卫生院。市委书记来了又回，区党委书记回了再来，扶贫干部更是隔三差五前来动员。然而，这个特困地区的极贫村里，部分村民仍死守穷窝，不愿改变。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战略的强力推进下，全国几千万贫困人口拔了“穷根”，过上了扬眉吐气的美好新生活。但在一些地方，仍有不少贫困户或“安”于贫困，或依赖他人，或垂头丧气，成为扶贫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
　　 是什么导致他们“安”于贫困、意志消沉?是“懒入骨髓”、真的没有希望，还是扶贫方法不对头?
　　 救贫不救懒，扶贫先扶志！一个不愿奋斗、只知道“靠等要”的人，你能帮他真正脱贫？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这种“等靠要”思想的原因是体制内规定的乱七八糟的考核而耽误了真正的扶贫，考核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标准。可实际脱贫战却是基层人员在打，而怎么打又要听从上级部门的，对脱贫战一些可行有效的计划因为没有权利而无法施行。这就造成了很多文件式的扶贫，因其没有真的“对症下药”，导致扶贫工作出现重重阻碍。
　　 文化扶贫，扶其志气，扶其精神，迫在眉睫。贫困的因素很多，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健康因素等广为人知，到文化因素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由于文化的缺失，精神的贫弱，造成整个家庭的生存能力缺乏，并导致困代际传递。扶贫不能单单只是经济上的帮扶，更多的应该倾向于思想文化上的救助！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状态，也是一种文化状态，这是很多村庄贫困的重要原因。内因是决定因素，文化扶贫的首要任务是激励起脱贫的强大内在动力，使贫困地区“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
　　 “实现精准服务”，说到底就是要求各地的具体措施在基层真正产生雪中送碳的效应，就是要让贫困群众由衷地产生文化获得感和精神充实感，进而转化为自强不息、建设家乡的决心和力量。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立足乡土，造就人才，是精准服务的关键，解决人才问题既要注重“输血”，更要强化“造血”，充分挖掘和盘活乡土人才资源。文化扶贫要切合实际，满足基本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适需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要纠正一些地区文化扶贫工作中理想化、行政化倾向，改变自上而下“派送”文化做法，对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要分类指导，深入基层、问需于民。要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路径细化明确到村、户。建立健全群众文化需求跟踪反馈机制。建立完善到村到户“菜单式”“呼叫式”服务模式，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生活化、本土化。
　　 从先秦《周礼》的“荒政十二策”，到南宋的《救荒活民书》，再到清代的《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对其进行梳理总结，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鉴。在贫困人口的认定与扶持方面，古人在综合考察与分类定级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扶持。古人对贫困的认定，一般是对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此进行分类定级。如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在当代，我国扶贫开发过去主要是瞄准区域，大多没有识别到户，尽管成效显著，但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其“粗放”弊端开始显现。今天我们实施的精准扶贫，就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精准发力，实现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精准扶贫的前提在于对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致贫原因等因素进行深入了解与分析，进而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分类扶持，提高扶贫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古人对贫困人口进行综合考察、分类定级、分类扶持的做法，值得今天参考与借鉴。在扶贫方式上，古人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也注重调动民间力量。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可见，古人在扶贫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政府与民间力量配合的重要性。在当代，由政府主导扶贫具有必然性，因为这样能够运用国家的行政力量与财政实力，推动扶贫工作迅速开展。但同时也应注重鼓励和调动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优势，通过税费减免等鼓励措施促进社会帮扶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激发贫困地区的发展潜能，推动这些地区由被动“输血”走向主动“造血”。
　　 在扶贫思路上，古人在注重临时性救助的同时，也注重系统性扶持。仍以宋代为例。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如每逢冬春时节，政府一般会向贫民赐钱、赐衣及赈粜，助其过冬和春耕;对于无力抚养子女的贫民，政府向其发放生育补贴;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政府也会免除其部分劳役。虽然这些扶贫实践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做法，但其系统性扶贫理念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考虑致贫之因、脱贫之法，而且需要考虑长久发展之策，在综合考察基础上制定全面的政策体系。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帮助贫困人口从贫困走向小康、从小康走向富裕。一方面，应以摆脱贫困为短期目标，通过开发式扶贫为贫困人口注入发展活力，促使其尽快脱贫;另一方面，应以区域发展为长远目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贫困人口提供全面的教育、医疗乃至金融等服务，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诚然，政府是文化精准扶贫的主体，理应唱主角，打好“组合拳”。应做到四个“纳入”：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地方扶贫攻坚方案的重要内容，纳入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纳入干部业绩考核体系。各级政府都应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组织、管理、提供、传播、保障中履行主体责任，发挥主导作用。把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建议加大对不作为、乱作为以及各种违纪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扶贫攻坚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有爱心者即可参与其中，文化企业更责无旁贷。希望文化企业加快挖掘、创作和传播一批新时期优秀文学作品，引导农村青年一代积极向上！同时，文化企业也可以通过免费捐赠等途径，让大量优秀的文化产品下乡，满足农民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扶贫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