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夕，乘车回老家扫墓。
　　 对于我的性格，我想父母亲应该是最了解的，如今已经没有了父母刚刚故去的悲戚。每次我都站在边上，看着侄子点燃唯一寄托哀思的纸钱，看着他虔诚地说几句“爷爷奶奶我们来了，您记得收钱”一类的话。我还是讲一些我认为父母一直都爱听的话给他们。
　　 没有哀伤，但是看着车窗外快速奔驰的故土，很多往事，还是会浮现，没有规律地涌来。地里已经开始有农民在忙碌，在收拾秸秆准备春耕。
　　 分产到户后，那年我应该是十六岁，姐姐们出嫁，哥哥分家，而母亲身体不好。父亲没有干过多少农活，他一直为当地采购，后来又管理大队林场。我们家的孩子，因为父亲的原因，条件优越，都不是太能干活。父亲重视文化，我们又都读书，所以这突然变成自己家的农活，无论如何也是要干的。
　　 母亲在伏天就会犯哮喘病，走路都不行，又怎么能干活呢？她还要挺着为我们做饭。
　　 父亲带着我去铲二遍地。
　　 我从小就不干活，别人家孩子，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春天打茬子，夏天给猪割菜，秋天捡柴禾，捡庄稼，冬天捡粪。我几乎都没干过，偶尔干也是自己自愿当玩一样觉得有趣。可是，铲地，我就觉得特别难受。大毒日头，无遮无挡，庄稼还已经挺高了。用小锄头显然不行，总蹲着也受不了。用长把锄头，就一直侧着身体，一会就腰疼。
　　 我们爷俩都做了很好的防护，这在屯邻看来很好笑，庄稼人那时都不怕晒。父亲带着宽檐草帽，脖子上搭着毛巾。我带着凉帽，用纱巾包了脸和脖子，手腕上系着白毛巾。我手里提着水壶。现在想想当时的打扮，如果不拿锄头，倒很像去登山的样子。我们爷俩皮肤都白，父亲又是有身份的人，爷俩走在去田地的路上，招来打招呼的异样眼光。
　　 父亲原本就肥胖，加上也不是太会干。我们爷俩开始铲地了。刚开始有说有笑，速度也不慢，各自讲着有趣的事情。渐渐地开始气喘，还有点头昏眼花，铲铲停停。觉得前方地头好遥远，再看看别人家，也不说话，就是欻欻往前铲着。
　　 父亲倒是不停，可他慢呀，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一下一下。我铲几下回头看他，觉得很是无可奈何。“唱个歌吧！”他看都没看我，我觉得眼睛流进汗了，不敢睁，还觉得脸紧绷，觉得一定控肿了，眼皮也不舒服。
　　 “不唱，大晌午头的。”我有些气急败坏。
　　 “不用快干，慢慢干，唱歌能分散累。”他慢慢地说，还微笑着。
　　 我们小时候其实都很敬畏父亲的，尽管他也不打不骂，而且总是很有耐心地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犯大错了，就不行了，那脾气还是挺可怕的。他不停下锄头，我又怎么敢放赖不干呢，就又继续挺着干。
　　 我开始急躁，用着蛮劲，使劲刨两下，歇一会儿，可这样更累得不行。
　　 “去把水拿来。”父亲说。
　　 我像得到了特赦一样，放下锄头就往地头跑去。
　　 父亲终于停下来，一边用手巾擦汗，一边喝水。然后马上又拿起锄头，他衣服都湿了。
　　 “爸，你要是歇一会儿，我就给你唱一段。”我终是做不到他干活我歇着。
　　 “呵呵，我歇着，你唱哪段？”他笑了起来。
　　 “唱一出回杯记。”我想唱个长的，多歇一会。
　　 “呵呵。”父亲看穿了我，但并没有说。“唱吧，说口也带着。”
　　 我就开始唱，我一个人，唱拉场戏里所有人物，而且还带说的。父亲开始边听边铲，我也边唱边拿起锄头，唱到最后我们都快要到地头了。
　　 往回铲时，我已经口干舌燥，不用说唱，就是咽唾沫都没有了。我总是喘着气，觉着太阳一直挂在那里不动，一直照着我。“这也不下雨！”我没好气地说。
　　 “不能下雨，下雨就进不了地了。”
　　 “哎呀！这太阳啥时能下山啊！这也太慢了呀！”我已经要晕了的感觉。
　　 “你听。”父亲不抬头，说。
　　 “听？啥？”我已经不想说话了。
　　 “一直跟着你跑的蜂子。”
　　 其实我早就注意了，空中几个像苍蝇一样的大蜂子，一直不厌其烦地跟着我们。不远不近，不高不低，就在那悬着。
　　 “听见它们唱啥了吗？”
　　 “唱？唱啥？”我快铲了两下，追上了他。
　　 “你细听。”
　　 “听不出来，嗡嗡的。”我仔细听听，不觉得是什么。
　　 “它说，趟啊，耕啊，不趟不耕扔啊！”
　　 “是吗？”我就细听，还真是有那么点意思。
　　 “这就是督促干活的蜂子，你看它，也不蜇人，也不落，就在头上唱。”
　　 我伴着它的叫声，心里也这样想，也这样跟着它们的节奏。“趟啊，耕啊，不趟不耕扔啊！”
　　 过去很多年，我依然相信父亲说的话。即使我做了妈妈，我也用一些让孩子相信的故事，教育他们，我正在走父辈走过的路。
　　 时间都去哪了？常常这样疑问。父亲和我，我和孩子，都是其实很短暂的时光，很短暂。就像迎着的夕阳，我曾经多么地盼望它的到来，其实瞬间扯下来就是黑夜了。
　　 其实很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