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穷山恶水出刁民。
　　 说这话的人自然不是刁民，因为“刁民”实在不是个好词。
　　 猎奇的心态使我想找一找这个词语的出处，但是，还真没找着，度娘上上说是源于乾隆，理由也不大充分，那个据说的风流皇帝在民间留下了不少故事，真假难辨的。再说这世上的东西不是每一件都能厘清来源，终而“认祖归宗”的。
　　 近代也有这样的例子，在我好奇为什么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的反面人物大多人都姓“胡”的时候，我竟然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是拜胡适所赐。都在反胡适，那么坏人姓胡也就不再意外了。
　　 还有一个并不姓“胡”的胡风沾光也不小。
　　 哦，对了，“刁德一”这个“刁”可能也是与刁民有关。
　　 但是，胡适还有胡风早就被平反，胡适身上“大师”的名号已是金光闪闪，胡风也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了。文艺作品里“胡”姓不再显眼，百家姓归于平等。姓什么取什么名字都是作者自己的主意，没有人会和其他人联系到一起。
　　 只是这“刁民”好像还在延续，而且说得频率还比较高。说的人是干部，被说的人是老百姓，这个词语的产生是因为干部和群众关系的疏离乃至于对立。
　　 常见镜头不外乎以下几种：
　　 上访。老百姓有了不认可的事情，觉得权利受到了影响，通常采用的就是上访。政府也有个专门的信访局。问题是，老百姓不少人并不知道政府和过去衙门的区别，更不知道还有个专门的接访机构信访局，即便知道，也大略知道最后解决问题的往往只能是政府乃至于政府的领导，所以，大多都是一头就往政府扎。时常会影响到政府的运行，官员的办公，还有政府强调的形象，但又不能采用过激措施，这就辛苦的办事的人员，败兴之余，“刁民”二字往往脱口而出。
　　 拆迁。拆迁事关人民币，拆的想少付一点，被拆的想多挣点，买卖心不同，于是就有不同的意见。尽管提前就有相应的拆迁标准，可是执行起来，标准还不一样，谁坚持到最后，谁往往就是赢家。于是就有个所谓的“钉子户”死磕，“钉子户”和“刁民”一样，也不是个好词儿。每逢拆迁，经办人时常抓耳挠腮，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刁民”“刁民”。
　　 城管。这是使用刁民词最多的行业，而且专指城市，当然了，也不是根红苗正的市民。市民嘛！素质高、文明、讲究，是良民。特指那些在城市里流动的小商小贩，不在指定位置做小生意，还和城管同志们打游击，敌进我退，敌来我走，防不胜防，于是大街上经常看到撒开脚丫子就跑的小商小贩，后面跟着气喘吁吁的大檐帽。倒是能清净一时，可是事过依然，可怜的城管一脸无奈，只能以“刁民”二字出气。
　　 城管的产生，让刁民两个字的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咱们也可以骄傲一下，谁说只有山里人才是刁民呢？城里也有！可我还没高兴起来，人家就说，
　　 城里的刁民哪儿来的？还是从乡里去的，我瞬间蔫吧。
　　 我对“刁民”有感觉不仅仅是几天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还主要是因为我就是一个乡里人，而且依山傍水，我眼里的青山绿水，好端端地到了干部同志们的嘴里就变成了穷山恶水，我们身上的刁民标签也就在劫难逃了。
　　 还不能太冤枉干部们，他们也不少空穴来风，我就经历过一件被他们定型为“刁民”的群体事件，我是不是暂且不论，但我的乡民们肯定是在劫难逃啰。
　　 时间快有二十年了。
　　 政府要修一条柏油马路，连接市区和乡政府。原先是有路基的，是一条石子路，路面很窄，两辆车会车都很困难，加上一路颠簸，修路的确是一众人等多年的夙愿，好事一桩。但是，政府的意见是放弃老路，重新取直修新路，老百姓不同意，因为如果取直，就会占据大量的良田，那个时候修路占地几乎没有什么补偿，同时，乡里人对于土地是当作命根子的。双方谈不拢，政府官员说给你们做好事，做这么点牺牲都不行，叫不上抬举；老百姓说，路是现成的，就在原路上加宽就行了，重新取直叫做脱裤子放屁。政府这块要强行占地，老百姓这块就是死活不肯，双方僵持，一辆辆大货车和挖掘机停在路中间，一大批村民站在施工现场，阻止施工的进行。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好几天。我那时在村里的小学上班，小学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我可以远远地看到修路现场的景象。工地上始终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场面倒是热闹，就是没有进展。
　　 终于爆发了。我看到圩堤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开始相互推搡，后来忽然声音大了许多，有嘶哑的叫声，海域尖声的哭嚎，人群当中好像点爆了炸弹一般，自动分散开来。几个年轻的乡镇干部从人群中突围出来，后面一堆人跟着撵。因为被撵的人不止一个，所以后面追逐的队伍也不止一支，广袤的圩田中间出现了好几支追逐的队伍，就像围场里的围猎。同时，路上警车拉着刺耳的声音从远方开来，一大批大檐帽和警棍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忽然，一支围追的队伍停了下来，应该是在前面跑的小青年被绊倒在地，后面一堆人扑了上来，像小山一般堆在了一起。我和我的同事们估计要出事。学生们在班上也待不住了，尽管是小学生，他们也知道，那里面有他们的亲人，我们只能把学生带到班级，看好他们。
　　 回家之后，大体上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大约是政府方面不愿意再这么干耗下去，于是出动了小分队。所谓小分队有点像现在城管的意思，就是招募几个临时聘用人员去做一些官员们不好出面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啊，他们心想，正式干部我们不敢动，还怕你们这拨小子吗，于是就推搡起来，年轻人脾气暴，估计是先动手的，一下子惹了众怒，一堆人等开始还手，年轻人招架不住，只能跑。于是就出现了圩堤下的热闹场面。
　　 打得怎么样？
　　 没打，都是有家的人，没有人敢当真打干部，就是一批妇女们气不过，把那几个坏小子撵到之后，按在水田里，把小褂和裤子扯了，一个个貌似斯文的干部最后被捞出来的时候，一个个叉着个三角裤衩，身上像个泥猴子，村民在描述这样的情形时，一个个发出爽朗的微笑。
　　 你们不怕，我有些担心，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
　　 能把妇女老人怎么样？他们很自信。
　　 问题不是这样的，第二天，警察带走了参与闹事的几个人，拘留了起来，他们没有区别妇女和老人，村里面临着真正的考验。
　　 我父母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住在山里。晚上，忽然有人敲门，那是我们的队长，也是我宗族里的一个爷爷，不识字。他拿着一个小本子给我看，说正在挨家挨户签字，不会签的按手印。我打开一开，一本薄薄的练习薄，果然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名字，还有一大半鲜红的手印。我说我需要签吧，爷爷想了一会儿说，你就签你爸吧，一个村都签，好汉不打村，不要怕！
　　 我担心自己的字太显眼，歪歪扭扭地写下了父亲的名字，当然，那个爷爷不知道我写的究竟是谁。
　　 我问他，签名总有个目的，你们想干什么呢？他说，首先放人，然后修路不能取直。
　　 看着队长的冷峻，我有些五味杂陈，事情需要搞到这个程度吗？他们会不会吃亏。
　　 不过，我也真正感受到了老百姓的合力，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四处杂居的村子竟然也能拧成一股绳，心里瞬间多了些许神圣。
　　 你可能会关心结果，结果很简单，农民聚众的事情最怕的就是时间的拖延，人是放出来了，毕竟没有任何肢体上的伤害，那时候也不兴讲什么精神损失之类。然后表面上继续搁置，但是背下参与聚众的人逐渐一个一个地退出，最后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包括队长之类，至于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不过成功的分化的确是一门学问，这点，我的那些淳朴简单的乡民们准备的绝对不够充分。
　　 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一败涂地，路还是修好了，既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笔直到底从而占据良田，也没有按照村民的意图在老路上加宽，占据了一部分田，但是比最初的计划要少的多。
　　 另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村成了政府小干部们头痛的村子，一般一两个年轻干部不敢轻易进村，他们说以防不测，他们有时候也和我在一起吃吃喝喝，他们嘴上说得最多的就是“刁民，刁民！穷山恶水出刁民，你们村占全了”。我心里想，你们活该，不是刁民的话，我能看见你的三角裤衩！
　　 即便是到现在，有些时刻，看着他们那么熟练地喊着“刁民”和颐指气使的样子，我是真想抽他们。可是我不敢，因为我怕他们找我麻烦，我知道一个体制内的人在体制的代表们面前是多么孱弱，其次，我也不能，因为我是一个“顺民”，尽管不甘心，但对”刁民”到底有些羡慕了。
　　 其实，这个词语如果从语气来讲，还是有一些利好的信息的。之所以称为“刁民”，是拿他们没辙，也就是发发穷火，准备撤离了，这是官员的阿Q心态，自己在找台阶下。说到底，这是刁民的胜利。对于“刁民”来讲，不就是多了一个称谓嘛！没缺胳膊没掉肉，说说就算了吧，能把当官的逼到作罢的地步也不容易啊、
　　 但毕竟这是一种侮辱，这个侮辱的源头并非只是一帮弱小的乡民。还有诸如被拆迁的，被城管的，被上访的，没有人当真原因背负着这样的称谓。这种侮辱的取缔的主动方在于既得利益层面。如果我们的法律法规更健全一些，如果我们都能以法办事，如果我们从骨子里真正地把这些弱小的，被损害的当作和他们是一个平等的族群的话，他们愿意背负这个烙印吗？
　　 霍桑有一本小说叫《红字》，一个年轻的妇人爱上了教会的牧师，并且生下了孩子。教会集团给她的处罚是让她说出背后的男人是谁，她没说。于是在一个刑台上，她抱着自己的孩子，身上的灰袍上绣着一个醒目的红字，此后永远背负在身。
　　 故事的结果很忧伤。孩子的父亲，优秀的牧师齐梅斯戴尔，当时没有勇气承认，但给自己无限的折磨，在死之前他承认了自己就是他孩子的父亲，人们看到他的肉身上，同样烙上了醒目的一块红字，他的痛苦超越全世界。
　　 只是一个相爱的故事，却让两个人的耻辱背负一生直到永远，是他们的错吗？
　　 我想应该会有一天，“刁民”这个词语也应该会消失，必须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