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大学学生会工作经历的人都知道，生活部的工作是所有部门中最杂最累的，而且是最容易得罪人的。这一点，在入道前就有人跟我明确指出过，我也对此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实际的难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在经过半年的工作磨砺之后，由于当时的生活部长隐退辞职，我成了新一任的生活部长，“正部级”干部，那是1996年下半年的事情。当时的系领导对我寄予厚望，我也渐感肩上的担子日趋沉重。在“正部级”的位置上坐了半年之后，在经过激烈的换届竞选之后，我出人意料地胜出，并成为政史系新一届学生会的主席，在学生队伍中，这个位置已经是到顶了。带领学生会一班人马，摆布好二三百人的各种事务，成了我新的工作职责。那时候很累，但很充实，而且充满成就感。
　　 1997年夏天，对我来说很有意义。这一年，大连大学政史系与中文系合并，成立大连大学文史学院，原有的学生会队伍解散，成立新的文史学院学生会。原中文系学生会的一些主力队员大多面临毕业，队伍不是很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了文史学院学生会的主席，此时的文史学院已经是拥有近1000名学生的大单位了。新成立的文史学院，首先面临着一个磨合的问题，两个系的原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如何让他们之间的代沟在短时间内尽量弥合，尤其是同学之间的融合尽量顺畅、自然，成了我这个学生会主席所面临的新的任务。
　　 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我选择了从学生会这一块作为突破口，先通过理顺学生会内部关系，达成广泛共识，然后再以大量活动为载体，搭建大家互相了解的平台。当时，学生会成员总计有30多人，我们每周一次例会，从副主席到办公室主任，再到部长、副部长、干事，各部门各成员各负其责，内部管理应该说是非常规范的。学生会这个组织在大学里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运转效率直接影响到了院系的各项工作能否顺利开展，记得当时政史系的党总支书记徐鸿翔老师曾对我说过：“别小瞧了学生会主席这个职位，能把这个活干明白了，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什么活都难不倒咱了。”在这句话的鼓励下，我开始努力地通过工作来磨练自己的能力。现在想想，大学时期这段学生干部经历确实对我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发展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不止一次地对学生会的干部说：“不要怕干活，不要怕困难，能力是在干活中锻炼的，水平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困难的过程中提高的，没有困难，拿什么证明我们的能力。”
　　 邢，大连大学政史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一个对我人生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师长。作为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他是我的直接上司，在同学中间我们都习惯叫他“老邢”，一是因为身材矮粗，外表看显得老；二是为人处事心计颇多，可谓官场“老油条”。大学期间，他成了与我接触最多的一位师长，从他那儿我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事之理和所谓的“官场之道”，许多人都说“老邢”这个人对人比较“黑”，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观点，我倒认为这个人做人还算厚道，有一点农村人朴实的本性。文史学院成立之后，“老邢”调到了大连大学医学系任总支书记，此后，我们的接触渐渐少了起来，只是偶尔到他的办公室叙叙旧。
　　 郭旭，一位小巧玲珑的江南女子，“老邢”调走之后，她成了文史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作为我的直接领导，我们接触了一年的时间。这是个非常精明的人，长于思维，善于词辩，工作雷厉风行。1998年3月份，开始了辽宁省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工作，早在入道不久，我就听说过有这么个事情，但当时也没有太多想法。当这件事情真正摆在面前的时候，我的神经开始全面启动，能否争取到这个名额对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按照惯例，辽宁省优秀毕业生可以分配到大连市内，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这一荣誉的名额仅占当届毕业生总数的2%，考评的标准是综合性的。按照当时的条件，作为一个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我有可能入围，但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许多人对这个证书都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有背景的人是否会脱颖而出，这都很难预料。在经过一段极其敏感而紧张的时期之后，结果终于出来----我成功了！与我一起享受到这份荣誉的还有与我从学生会一起成长起来的我的同班同学唐丽贤，以及中文专业的一位家庭贫困且品学兼优的女同学。那段时间，我通过与父母频繁的通信，来向他们汇报这边事情的进展情况。如果要描述我当时的状态，那就是紧张、焦虑、兴奋。
　　 后来，在与郭书记闲聊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在评选之前，调到医学系的邢书记曾与郭书记就人选问题有过沟通，我和唐丽贤都是他极力推荐的人选，很显然，这个环节对整个事情的最终结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很感谢“老邢”，在人生的关键阶段，他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我也坚信，如果没有三年来我自身不懈的努力，没有那充满汗水的过程，任何人的推荐都不会起作用。这件事情也让我深信，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通过自身踏踏实实的努力谋求自身的发展仍然是可能的，也是一条“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