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阳光很好，到乡下去，到学生家里去，嘘寒问暖谈学习，谈古论今话未来，侃侃而谈，谈笑风生，生人成熟人——家长感动，我们也感动。此时，话匣子都打开了，没有什么顾忌，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倾诉着对现在的好政策、好日子、好生活的感激之情，我们则从他们的倾诉中净化了自己的心灵，更觉得为人师的神圣。
　　 在这次大家访中，有一位年届80且双目失明的老太太与我拉起了家常，她说她是“老耿家的”。“老耿”即她过世了的丈夫“耿忠财”，他当过兵，扛过枪，打败老蒋后，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她说：现在生活太好了，比过去好千倍万倍不止啊！可是，还有人好了还想好，钻角摸缝地相去当贫困户——我有三个儿女，我可不许他们当贫困户，莫给先人丢脸，反正我丢不起这张老脸！
　　 我说：“贫困户”不是职务，想当就当的。实实在在的贫困户，政府要帮助他们尽早脱贫……老人打断我的话继续说道：
　　 旧社会咱就不提了，解放初那会儿，我丈夫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退伍，当了仓上公社党委书记，一上任就带领社员搞土改，兴修水利和公路。经历过“三反五反”和“大跃进”。解放初期，国家很穷，地方政府就更穷了，公社干部都是自己打草鞋穿，都没看见过解放鞋，出县开会都要自己带着被子。记得咱家老耿工资最高，一月15元三角七，每月4两油，28斤粮票。那时扯布做衣裳穿要有布证才行，一年每人3尺7寸，常常是把家人或亲戚的布证集中起来给家里某一个人做件新衣服。老耿干了十五年干部，置办了一件最贵最实用的家产——一副过心（直径）2尺1寸半的石磨。临死也没有盖起房子，三间土房还是公家分配的。
　　 老耿曾经主张在石关村改河道增加耕地，把公社政府机关从红花村一组迁到现在的位置，不准砍古树来大炼钢铁，得罪了不少人，在文化大革命里，被红卫兵、武斗队、造反派揪斗过，罪名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个大浪潮，只要你有领导职务就打入反革命的“当权派”，死不改悔至今还在走的“走资派”，接受批斗和“游斗”，家属也受了不少折磨。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丈夫一切清白，官复原职，我家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但哪里能比得上现在？现在的仓上，高楼大厦的，人人都跟城里人似的。记得过去仓上集镇只有四户人家，学校在一个寺庙里，粮站挖的是土窖。政府、信用社、卫生所、供销社、副食站等都是租王家的房子来办公。公社的干部都认不了几个字，讲话没有讲话稿，都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仓上小学的老师都是从外地调来的，还有一部分老师是本地成分高的地主的后代。那时小学六年级一毕业就分配到大队里当会计，或者到公社里当文书。学习好一些的继续到白河县城里去深造。那时什么东西都带“洋”字，火柴叫“洋火”，肥皂叫“洋碱”，花花布叫“样布”，铁钉叫“洋钉”。
　　 我丈夫从部队带回来一个手电，当地人都没有看见过。电池用完了就没地儿买，成了“聋子的耳朵——摆式子”，闲置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供销社有卖手电时才开始用。到了有卖手电了的时候，山上很多人都来买手电，一大早来买，一直等到黑夜再回家，目的是在黑夜里好好玩玩这个洋玩意儿。
　　 往年的运输也比不上现在，一百个挑夫也比不上一辆手扶拖拉机，何况现在长的短的，大的小的，粗的细的啥车都有。那时到白河县城办事得两天，上安康走得快的也得五天，如今一天都能跑几个来回！
　　 现在是想什么就来什么，税收也免了，上学也免费，还在学校里不花钱吃午饭，承包地、退耕地每亩还补助钱粮；老年人也有补助，看病也有补助，所有的补助款都按时准点存在折子上——共产党好，政策好！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要贪财贪心，要不怕吃苦和吃亏。我当初曾经贪财怕吃苦，不支持丈夫的工作，嫌他没给家里捎带东西，对他发过脾气，不给他准备干净被子出县去开会，开会回来也不给他做现成饭吃。现在想起了都有些后悔和后怕，要是当初我逼着丈夫贪心贪财，丈夫听了老婆的话去贪心国家的财物，肯定毁了他一辈子的好名声，我家肯定也没有今天的好光景！
　　 我丈夫曾经说了句很长脸面的话，他说，自己是茅厕缸里的石头，臭是臭，但臭得硬！在挨批斗那阵子，红卫兵要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坦白自己的罪行，斗来斗去，他只坦白交待了这句话，意思就是我是清白的，底气硬，硬得有理。
　　 今天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这个家，各种补助多得很，多得我都叫不来名目了。每月给我的抚恤金也涨到了300元，我心里满足了，党的政策太好了，领导得太英明了和太公平了！我不允许我的儿女们去当什么贫困户，丢人现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