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电影可算是国人生活中最强大的调味剂。因为当时电影既是新兴的科技娱乐，也是民族文化艺术，更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尤其是我们小孩子，只要晚上有电影看，再难咽的饭菜都吃得香，哪怕挨了大人的臭骂，心情也是舒畅的。对周围邻村的方向、路径和村貌就是去看电影才熟悉的。要是跟哪个同学关系搞僵了，只要晚上看露天电影有意无意送张凳子给他坐，或递几个花生给他吃，关系立马缓和友好。
　　 我所在的江华瑶族自治县长征公社（后改为沱江乡、沱江镇）有个极受欢迎的放映队，一直是两名成员，廖继安主管放映，杨祖恩主管发电。廖继安口才好，能说会道，能在正式放映前自编自说宣传快板。我还记得他是这样开场的:“社员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电影马上就要开始啦!请到了的同志们赶快找凳子坐好，没来的请赶快来了！”一听到这种金属音质般的声音，便激动不已，因为好戏就要开场了。接着他根据我们百家尾大队第一生产队的情况，嘀嘀当当地打起了快板:“……决战八莲塘，突破门口垌，打泥滚，出黑汗，定叫一队换新装！”当时在上小学，背课文我都没这么熟。
　　 那时农村还没通电，需要发电才能放电影。杨祖恩熟悉发电机，不但会发电，还会修机子。有时发电机突然熄火而使电影中断，他竟很快就会修好恢复放映，这令我们小家伙非常钦佩。有次我路过发电机旁，竟幻想着长大后也要操纵机器，学会修理。在我刚懂事那一会还不是汽油机发电，是人力发电。要请队里身强力壮的两个人，轮流坐在架子上双脚踏动轮子发电，机子没什么声音，他可边踏轮子边看电影。不像汽油发电机噪音大，要放到百把米远才不影响观众看电影。遇到电影图像模糊的时候，人们就会说踩机子的人没力气了。对比发电机的更新，那时我们已开始领会到科学技术进步的厉害。
　　 每次放映前银幕上会出现一个大大的、方方正正的蓝色黑体“静”字，低年级时我们还认不得这个字，我曾自以为是地告诉小伙伴“青、争”。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记不记得，我这个白字先生当年出的洋相？
　　 长征公社有十个大队，一部电影每个大队放一场，由生产队轮流承办。我父亲当过几年生产队长，轮到我们队放电影时，放映员要到我家里吃晚饭。有一次，我母亲炒了一盘青椒炒蛋和几样小菜，端上桌时母亲说没有好菜给你们吃，廖、杨两人几乎同时答道：“这么多菜，太客气了！”在老百姓心里，电影放映队就是快乐使者，虽不知道什么大明星的名字，但放映员的大名男女老幼无人不知。
　　 还没放晚学时，同学们就知道在哪个队放电影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总会要求那个队的同学提供凳子，于是那个同学傍晚早早地就把凳子摆在靠近放映机桌子的“正位置”，这样才对得住好朋友的嘱托。如果没有凳子，就会坐在幕布前的地面上或草垛上看。家里富足的会带一口袋花生或者瓜子，能够分享的都是铁哥们儿。
　　 第二天早上到学校后就热闹了，每个同学都会把自己看到电影的精彩处讲出来，使大家温习电影的趣味情节。哪个好人如何如何勇敢，哪个坏人怎样怎样可笑。嘴慢的还插不上话，又常常因观点不同争得面红耳赤。
　　 一部电影一般不止看一场，在本村看了，次日晚上还会到邻村去看。那时还买不起电筒，甚至连马灯都没有，几个同伴借着月光走在田埂道上。有水淌水，逢沟过沟，为了看电影，再大的障碍都无所惧怕，一个个都像勇敢的红军小战士。但也有一怕，就是怕消息不真实。等跋山涉水、紧追慢赶到那村子时，黑茫茫静悄悄的，根本没有电影。我们戏称这是看“英雄白跑路”电影，那个失落，那个埋怨，回家的路上像打了败战的国民党军。
　　 现在我还清楚记得看过的一些影片：《卖花姑娘》《英雄儿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追鱼》《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刘三姐》《渡江侦察记》《激战无名川》《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印象最深的两部动画片是《奇怪的病号》与《红军桥》，激起了幼年的我对童话与动漫的兴趣。后来我还买过《激战无名川》的小人书，有两个女生问我借，当时我“摆格”没借，过了一天才“施舍”给她们看的。那时觉得别人(尤其是平时很泼辣的女生)有求于我的滋味好爽。
　　 有场电影我是没捞到看的，是《闪闪的红星》。那是下雨天在隔壁村子的大堂屋里放的，父母说我太小，不安全，不允许我跟姐姐去。母亲怪姐姐不晓得悄悄地去，还要在弟弟面前逗。遗憾委屈的我免不了要大哭一场。
　　 我记得同母亲看过一回电影，有个加映片子是我国参加世界乒乓球比赛获得冠军，母亲说乒乓球磕碰在桌上“嗑”“阔”的声音好清脆好响亮!
　　 学校也包场看过电影。上小学一年级时，学校包场看革命京剧电影《杜鹃山》。母亲早早地煮好了中午饭给我吃，还往我口袋里塞了满满的花生。我跟同学走到拐弯处，回头时母亲还在门口望着我们，这无比幸福的一幕一直刻在我心里。
　　 高一时周末在学校电视里看过电影《春晖》，讲的是高中生刻苦攻读考重点大学的励志故事。我这个农村孩子从中深受鼓舞，相信经过不懈努力也能像剧中主角一样考上理想大学，兴奋得上半夜一直仰望寝室窗外飞动的明月和浮云，浮想联翩。从此以后我更自信了，也更努力了。
　　 1985年我考上大学，家里办了几桌酒席，感谢我的高中、初中和小学老师，以及亲朋好友、父老乡亲。三个姐夫共同出资放了两场电影，其中一场是《木棉袈裟》，我陪着老师们兴致勃勃看完后再送他们回去。如今有几位老师已经不在世了，那是我难得的一次跟这么多老师亲密地在一起。
　　 参加工作之初有一次父亲被邻村的人欺负了，心情不好。我就带父亲去镇上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山本五十六》，讲日本跟美国的珍珠港战争，我边看边解释，父亲嗯嗯地应着我。只读了三年私塾的父亲也许看不懂电影内容，但父亲看电影时心情是轻松的，回家的路上父子俩特别愉悦，特别精神。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主动同父亲看电影。
　　 黑白的、彩色的电影，是儿时永恒的记忆。感谢电影陪伴我长大，人类的这种科技艺术生活给了我欢乐，给了我温暖，给了我鼓励，给了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