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灵柩安放后还有一个复山的仪式，按习俗在第二天举行，由我领着兄弟姐妹来把坟头复大复圆，随着殡葬制度的改革，在出殡当天烧过回头纸后一齐办了。孝子们纷纷卸下身上的孝衣，折叠整齐，知客大声宣布了父亲的“五七”和“百日”的具体日期，土工们在拾掇他们的铁锨、综绳和自制的运棺车，整个丧事就算结束了。这时，兄弟艳亮脸上带着泪痕走到我身边，声音怯怯地问：“哥，啥会儿去咱舅家收泪？”艳亮四十出头的人了，总是一副不敢说话的样子，见了生人熟人都是怯怯的。
　　 我正发愣，犹如一场梦没有做完。父亲倒头后，迅速成立了以老家长为主的治丧小组，一切都按老家的习俗，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买寿衣、扯白布、定棺木、成殓、通知亲戚朋友。我是老大，又在城里混着，大事小事都由我拍板定音。紧接着，方圆几十里内人生终点服务站的大小老板们蜂拥而来，盯紧了丧事上的各个项目，还都一一托了关系。一时取舍难定，最后我不得不采用了一个叔伯兄弟的建议才没有过分得罪人：用亲戚不用外人，用本村不用外村。再接着请客、移灵、闹丧。来自姑奶和舅爷家的很多吊唁者都不认识，平时极少来往，现在一顶孝帽一下子把我们的关系拉近了。死亡并不会使这些关系断绝，反而使关系更加紧密，因为正是通过死亡以及随后的这些程序，亲戚关系才会成功发挥作用，得到巩固。
　　 葬礼的最后几天我愈加疲惫，我必须时不时从灵棚里出来，与前来吊唁的友人同学打招呼，简单说上几句感谢的话。我下岗多年，体制外的浪子，早已与原单位疏远，多亏文学上的朋友和初中、中专时的同学来往，才维持了一个在县城混着的男人的脸面。路祭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激发出应有的悲痛之情，街坊邻居期待的男子汉令人揪心的鼻一把泪一把迟迟未现。我愧对父亲。一直到坟地，知客高喊“孝子三把土”之后，雨点般的泥土撒向灵柩，我才一头拱到父亲坟前，那种生离死别的悲痛一下子攫住我：我永远见不到父亲了。
　　 艳玲也朝我走来，她和艳亮一人挽住我一条胳膊，她也是来问我收泪的事情。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母亲被乡计划生育小分队带走后，仿佛天塌了下来，他俩就是这样偎在我胸前，穿着脏衣裳，一脸灰土。我把头上的孝帽摘下来，说咱们回家再说吧。
　　 收泪是葬礼之后礼俗往来的一段延续，在我们豫北乡下，一个人一生只有两次这样的机会：母亲入土后一次，父亲入土后一次，去舅舅家聆听教诲，收起伤悲，开始新的生活。我问身边的同龄人，收泪是什么？又有怎样的规矩？很多人摇头，尤其是父母健在的，连听说过都没有。那一次收泪是送别母亲，还不到五年，又送别父亲，去重复上一次的湿巾之路。
　　 母亲去世后，我对父母如何相识、恋爱，以及如何在深沉的夜里孕育了我们姊妹三人产生了兴趣。我诧异我们竟然不知母亲的名字。那一次，在去舅舅家收泪的路上，艳玲问我：“哥，咱妈叫啥名字？”我一时语塞。艳亮晃动着那又大又蠢的脑袋，张了张嘴，半天说出一个答案：“他们叫咱妈天才婶！”
　　 “天才是咱爹的名字，咱妈叫啥名？”艳玲很不满意艳亮的回答，又问：“咱爹叫过咱妈的名字没有？”
　　 我们一齐摇头，想不起父亲叫过母亲的名字，他一直叫她“艳华妈”。艳华是我的名字。后来艳亮想起来了，“咱户口本上肯定有咱妈的名字，总不会只写一个艳华妈吧？”我们点头赞同，我们决定回家后好好看看户口本，永远记住母亲的名字。
　　 大舅二舅双手抄在袖筒里，顶着一头微微自来卷的浓发，在胡同口的太阳底下迎接我们。通往他们家的道路太熟悉不过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打有记忆起，走姥姥家一直是每个新年我们企盼的头等大事。最初是小驴车，父亲用一根木棍子敲打着驴屁股，“驾驾”，让驴快跑；“咿咿”左转；“喔喔”右转；“吁吁”是叫驴停下来。我四五岁就学会这些了。那时候，母亲抱着我和艳亮坐在车厢里，车厢里铺了一层草垫，草垫上面是我们家的花被子——外翻出来的白里子少不了我们的土脚印。后来又多了一个艳玲，把我和艳亮从母亲的怀里挤了出来。我记得她的眼睛雾蒙蒙的，吃奶的时候在母亲胸前哼哼，呼气时冒着鼻涕泡泡。我和艳亮都叫她尿裤精。路过城关供销社的时候，父亲会给我和艳亮一人买一盒拽炮，隔一会儿我俩就会把身子探出车外，把白色的细线缠绕到两根食指上，使劲一拽，“啪”，炮屑飞扬开来。那时候大舅还很年轻，二舅没有成家，他们迎上来，把我们从车里一一抱下来。我们需要跺好一会儿脚才能走路，艳亮靠在二舅腿上直喊：“麻、麻，脚、脚。”我记得那时候家家方桌前都有一张圆草垫，我和艳亮撅着屁股给姥爷们叩头，姥爷们可真多。他们用自制的酒枣、核桃和杮糠炒面招待我们。艳亮五岁那年，在三姥爷家吃酒枣吃醉了，发酒疯，见了别人家的孩子就上前一把摔倒在地，再使劲踢人家的屁股。
　　 后来换成自行车，父亲带着母亲，艳玲坐在前梁上。我骑车带着艳亮，艳亮骑在后衣架上，害怕被辐条绊住脚，他把双腿叉得很开。我们那时的样子一定很傻。当时我的个子还坐不到车座上，我是骑在大梁上蹬车的，屁股掉来掉去。车把上晃晃悠悠吊着母亲从供销社买来的年礼：一包方酥一包筋骨条，筋骨条上带着糖霜，甜得没法说。其时二舅也成了家，姥爷姥姥先后离开了我们。再后来，我和艳亮相继成了家，最小的艳玲也在乡中心校当了老师。过年的时候，父亲母亲很少去舅舅家，他们还要在家招待艳玲的对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二舅因为接连超生罚款不断，日子伤了元气，过得很凄惶。每逢过年，轮到去他家吃饭，他总要抹眼泪，因为做不出好菜拎不出好酒而愧对外甥们。母亲会嘱我悄悄给二舅塞200块钱，我把他拽到里间。好几回，我跟二舅那豫北乡下农民粗糙得像砂纸一般的手在黑暗中触碰，湿湿的，不知是眼泪还是鼻涕。
　　 母亲去世后，打开她那只陪嫁的枣红色箱子，她的一生从那些遗物中涌现出来：一排暗扣，几只勾针，两条偏开口裤，一把刻度模糊光滑发亮的木头尺，半块香胰子依稀可见“中州”字样。我们对母亲的身世和她与父亲的故事越发感兴趣，借着收泪的机会，我们大胆地询问了两位舅舅。谁知提起母亲当年的婚事，大舅竟一脸不满：“上当了！上当了！叫你爹骗了！”我们三人一惊，大舅赤红着脸，脖子上的青筋崩起，忿忿不平地告诉我们：“你妈，跟着你爹窝囊了一辈子！”
　　 母亲叫三菊，靳三菊。艳亮这个傻子，看过两回户口本都没记住，下一回问他，又要晃动他的大脑袋想半天。大舅告诉我们，母亲当年又俊又俏。我们相信大舅的话，从艳玲的脸盘就能看到当年的母亲。舅舅说母亲天生会打扮还爱干净，当院那棵皂角树上的一半皂角都叫当闺女的母亲用了。母亲俏归俏，却正派，从不跟男青年多说一句话。一街人都说：三菊不找个好婆家才亏呢。你母亲眼界高，说了好几个都没答应。后来媒人又给她介绍一个，叫杜天才，在乡棉站上班。媒人说，这个再不中往后俺就不给人说媒了。
　　 讲到这，大舅呸了一口：“这个媒人也是走了眼，光惦记着那二斤筋骨条咯！”
　　 “见面那天，杜天才，就是你的爹，骑了一辆飞鸽自行车。那时全村才有几辆自行车？你妈见杜天才浓眉大眼，体格匀称，穿了一件四个兜的中山装，上衣兜里还插了一支英雄牌钢笔，就动了心。正式见面那天，两人换了小八件，杜天才给你妈带来一条劳动布裤和一块香胰子。那会儿兴穿劳动布裤，就像后来兴喇叭腿裤一样。劳动布裤还要在屁股和膝盖打几处补丁，这都是在外工作人员穿的，还有香胰子，家里人谁用过？你妈不好意思往外穿，杜天才批评你妈，说你妈思想不够解放。跟你妈说话满口洋腔，今天明天星期天，呸！你妈真以为找了个体面的国家人，急头急脑就嫁了过去。一结婚才知道，他就是乡棉站一日工，自行车也是借来的。天才，天才，白糟蹋了这个好名字！你妈跟着他可没少受罪！”
　　 接下来，就与我们的记忆接上了头。乡棉站倒闭后，已经回家种地的父亲是地种不好，生意也不会做。我们家的日子跟不上当代农村的节拍，距离越拉越大，慢慢成了中下等，有那么几年，过了腊八，家里连扯新衣裳的钱还没凑够。我依稀记得，生艳玲那一年，计划生育要罚两千，一家人愁坏了。有一个晚上，村里建筑队工头老曹突然来串门，说两千玦钱算个屁？母亲感激得不知说啥好，以为遇上了贵人。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上完夜自习回家，正碰上老曹从我家跌跌撞撞往外跑，母亲在后面提着擀面杖追他：“瞎了你的狗眼！”第二天，母亲就让在老曹建筑队打小工的父亲回来了。再后来，母亲接连往县里的血站跑了几趟。有那么一段时间，母亲脸色蜡黄蜡黄，我们家的条几上老是放着几盒B12针剂，里面的液体粉红粉红的。艳亮呆头呆脑地告诉我：“瞧见了没有，那是人血！”我们吓得都不敢触碰。
　　 父亲只会出死力，挣不来轻巧的钱。离开建筑队，又去煤球厂打小工，蹬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煤球。车轮跑气了，父亲就自己补胎，总是叫我端一盆清水过去，把打饱气的内胎捺进水里，一节节查看，哪里冒气泡就找到了漏气点。地上放着锉子、胶水、剪刀，还有一段废胎皮，胎皮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红色。父亲经常用废胎皮给我们做弹弓，射程很远的木弹弓。我领着艳亮带着父亲给我们做的木弹弓去老曹家门口埋伏过好几回，一心想把狗日的老曹嘴里的那只大金牙打下来，解我心头之恨。
　　 父亲脊背早早弯了，全没了当年与母亲相亲时的光彩。父亲对母亲好起来真好，可是倔脾气上来了，也会逮住母亲不分轻重地打。有一回拿一根木锨把打母亲，木锨把断成两截，母亲差点断了气。母亲带着艳玲去了姥姥家，大舅二舅撸起袖子，咆哮着要找父亲算账，被母亲含泪拦住了。她知道大舅下手重。过了几天，父亲在几个本家叔的陪同下去给母亲承认不对，母亲原谅了父亲抱着艳玲坐在父亲的后衣架上回来了，怀里还揣了大舅借给她的三千块钱。母亲用这笔钱捉了一批鸡崽来养，后来这些鸡屁股还真成了我家的银行。父亲心里有愧，就拼命去送煤球，起早贪黑，中午也是，撂下碗就走，那些年从来没见他睡过一个午觉。母亲心疼他，给他泼鸡蛋水补身子，大海碗，一碗水冲五个鸡蛋。父亲坐在我家的小饭桌上扑噜噜喝鸡蛋水，扑鼻的小磨香油味，艳玲小手按在饭桌上眼巴巴地瞅着父亲。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考上了中专，艳亮参了军，再后来艳玲也成了乡村教师。艳玲的女婿在乡农机站当技术员，身上从来没有干净过，艳玲老是笑话他：“土头土脑的样儿！”这时母亲一准会问她：“比你爹还土？”艳玲打小娇养，在母亲跟前啥话都敢说：“爹恁没成色，你咋跟了他一辈？”母亲常常被问个愣怔，半天说不上话来。那天，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我见到了那半块香胰子，也许是这半块香胰子，曾经让母亲年轻过、心动过？
　　 我中专毕业后在县供销社二级机构混了一个小头头，过了几年比较舒适的日子。单位的人经常开着车，或是骑几辆摩托车，来我家喝酒。父亲母亲都很振奋。母亲卷起袖子开始给我们张罗酒菜，父亲会端着他的茶壶到大街上，照看客人的车辆，惟恐有小孩子在上面划下印痕。父亲常常等我们到深夜，大口大口地抽他的彩蝶牌香烟。后来我在城里安了家，星期天一家三口都要回老家团聚。每次返城的时候，母亲会拾掇一些干豆角干萝卜丝，还有她腌制的芥菜疙瘩，用食品袋装了挂在摩托车把上。妻子抱着我们的儿子跳上后座，母亲会追出胡同口冲我们喊：“用呢子大衣包住孩子的脚，路上风大。”
　　 有一天，母亲坐在门槛上，膝盖上放着一只簸箕，老花镜耷拉在鼻尖上，簸箕里面是父亲开小片荒收获的黄豆。母亲起身后突然一阵头蒙，一下子栽倒在地。当时父亲不在身边，错过了救治的黄金时间。送到县医院CT后，是脑干出血。母亲从此丧失了行动和语言功能，把自己的余生交给了轮椅和父亲。那几年，让计划经济宠坏了的供销社面对澎湃而起的市场经济慌了手脚，下岗，分流，改制，我被这些迎面而来的词汇吓坏了，窝在家里发愁，觉得没脸见人。艳亮已经复员并结了婚，娶了一个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老婆，俩人有孩子后一心计划他们的小日子，其他全然不顾。他们把家的概念缩小了。他俩都在县纺纱厂上班，舍不得请一天假照应母亲。父亲倒是满不在乎，经过那几年好日子的滋润，驼背塌腰的他重新挺拔起来，脸色红润，六十多岁的人了也找不见几根白发，身子结实得像一截老树墩子。他一抡胳膊，把我们都赶走，说他一个人就中。他抱着母亲，就像抱了一口袋麦子似的，噔噔噔，从里间一口气抱到院子里的柳圈椅里，让母亲晒太阳。母亲坐在那里，垂着头，瞪着岁月在小饭桌上留下的道道划痕。小饭桌上经常晾着一碗加热过的羊奶，是艳玲专门为母亲订的，鲜羊奶。自从母亲生病后，父亲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细心、体贴，前所未有的耐心，一步不离母亲。他热好羊奶，从小铁锅倒进花瓷碗里，用调羹刮掉上面的奶皮，一口一口喂母亲，不时用毛巾擦去顺着母亲下巴淌下来的奶水。几只母鸡蹲在墙头上，一眼不眨地盯着两位老人。院墙根那棵上了年纪的老榆树下，功勋满满的老母猪独自哼哼，几只满嘴乳汁的小猪崽，竖直耳朵谛听风刮树叶的沙沙声。父亲一年出售两窝猪崽，我们给他零花钱他坚决不要，硬给了也会趁我们不注意塞进他孙子的书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