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他时，他是一个文学青年，才三十不到；再见他时，他是一位知名作家，已五十过半。他便是我的师兄——深圳作家饶武。
　　 我称他师兄，并非我曾与他一同拜过师，也未曾拜对方的令尊为师，也不曾是同一学校的同学。称他作师兄完全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同报了一个文学函授班的缘故。虽然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师兄弟关系有所不同，但我们彼此乐意，所以我就一直这么喊他，且喊得很是顺口。
　　 我们相认是在二十七年前。那时流行“下海”经商，我也趋之若鹜地下了“海”。在刘家巷租用他家店铺隔壁的门面开店。虽为邻居，也实不知他是干什么，在哪上班，我也懒得问，只晓得他常常早出晚归。初始我们见面并无话语，偶尔“狭路相逢”也只相互点头而已。直到有一天，我们真正结识了，认了师兄弟，才关系向好，一天紧密一天。
　　 这天晚上，师兄与师嫂吵架，声音很大。我过去“息事宁人”，了解事情真相。原来是师兄家腌制辣椒，师嫂未将拌过辣椒的脚盆清洗，浓浓的辣依然留在盆里。师兄用此盆洗了澡，辣得浑身通红，痛得嘴角都歪了。师兄怪师嫂不知会，师嫂怪师兄不记性。师嫂说早交代过，师兄说自己忙创作，脑子全是小说里的情节，一片混沌，早忘记了。我一听，似乎不能怪师嫂，若要怪也只能怪师兄自己，谁叫你把师嫂叮嘱的话当耳旁风？活该！但我不能如是说，只得随便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劝慰他们。尔后瞅一机会对师兄说，自己也是文学青年，也想创作发表文章。此话一出，师兄朝师嫂只丢一句“懒得与你计较”，便忘了疼痛，拉着我的手说，“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后请我到他的书房聊天。
　　 师兄的书房就设在他家店铺的二楼，也就七八个平方。房里架有一张单人床，放有一张条桌，一把木椅。桌子上方吊一盏昏暗的灯泡，大概就15瓦的样子。桌面上有几本砖块似的书，还有几沓写过的和没写过的用几分钱一张的白纸裁成的稿纸。一支铅笔和钢笔横在桌面，一支蘸水笔斜插在拧开的红色墨水瓶里。桌子旁放一个简易的竹制书柜，书柜里塞满了书，我真担心那些书会压垮柜子。师兄调侃说，斯是陋室，往来无白丁。
　　 师兄告诉我，他生于1963年，长在南泉乡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均是农民，四岁会放牛，六岁能烧饭，十岁跟着父亲学种田，十六岁（那时小、初、高学制共9年）考上九江师专，十八岁因父亲突然离世，母亲病倒，不得不在一片惋惜声中辍学回家，步入社会当了农民，后又来到县城当工人。只因所在工厂污染严重，被政府关停，自己目前在家待业。
　　 师兄还说，小时候，他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小朋友们称他是村里的故事大王。小学毕业时，语文老师问他，长大想干什么？他说想当将军。老师又问，当不了将军做什么？他答，当作家。老师就哈哈笑，说写书好，写书立传，了不起，不过当作家可要多读书。他记住了这位老师的话，见书就读，包括村里的报纸。后来初中、高中，他更是贪婪地读书，只要发现同学有课外读物，都要想方设法地借阅，作文总是被老师当范文在全班朗读。
　　 后来，无论生活发生怎样地改变，师兄都依然对文学满怀向往。就是目前失业期间，他每天还要夹个饭盒，带着干粮或是熟食到图书馆看书，读中外名著，文学理论。他在图书馆读书，一度被邻居误认为是在图书馆上班。这也难怪，人问他去哪，他总答图书馆，持续几个月，风雨无阻，不是上班还能作甚？
　　 师兄深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道理，也明白“汝欲学诗乎，功夫在诗外”的含义。他时刻提醒自己，只要去努力，只要能坚持，许就埋下了成功的伏笔。师兄每天白天读书，晚上整理读书心得或是练习写作，不到子时不休息，有时也通宵达旦。
　　 聊着聊着，师兄问起我的“文学史”。我告诉他，我偏爱小说和散文，喜欢订阅《十月》《收获》《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喜欢摘抄《作品与争鸣》里的经典评论，喜欢购买获奖作品集。曾在大法寺创办过“雏菊”文学社，每月主编一期社员作品报，向地区群艺馆、县文化馆和兄弟社团寄发。地区群艺馆的郑老师，县文化馆的范老师、万老师等经常下基层给我们授课，算是给我们打气鼓劲。另外，我还参加了某省作协与某报社联合举办的“创作与美学”函授班。听到这里，师兄忙打断我的话说，真是机缘巧合，他也参加了这个函授班。顿时惊诧、惊奇、惊喜、愉悦、激动等复杂的心情涌上我俩心头，我俩都很珍惜这份缘分，认为遇见就是最美的缘，是一份书缘，也是一份心缘。我们就顺势“缔结”成了师兄弟，他长我两岁，就是师兄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喊他师兄。
　　 从此后，我与师兄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探讨如何将散文写得跳跃灵动，简洁而潇洒；如何抓情点、捕意境，把散文当诗一样来写；探讨如何在典型环境里塑造典型人物，使人物更加丰满，更具代表性；探讨如何正确使用意念式、剧增式、欧亨利式构思技巧，提高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探讨哪些书刊杂志真的是以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适合我们投稿的；探讨哪类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值得学习借鉴。师兄一般引经据典讲得多，我听的多，偶尔也引点经据点典。我们当时都很崇拜铁凝、王安忆、张抗抗、蒋子龙、邓刚、陈忠实等，理由是他们的原始学历都不高，但在文学创作上都有骄人的成就。我们将他们作为学习的榜样，力量的源泉。
　　 师兄写作沉得下心，从生活或书中看到一点点线索、灵感，便迅速顺“点点”爬上去，丰满一个个故事或逻辑。期间，有作品被《知音》《萌芽》或其它媒体采用。记得每次接到采用通知，师兄都要主动邀我“三两花生米、二两白酒”地庆贺一番。师兄的酒量太不行，七钱的酒杯两下就被我灌得晕头转向，连连告饶。师兄喝酒不如我，但“爬格”远在我之上，大半年就有十来篇变成铅字，退稿和练笔的稿子也有一箩筐，可见其勤奋和功力。
　　 而我则没有师兄那么努力，我总是看的多写的少，构思的多，落笔的少，就像一位高中老师评价我的那样，要么三分钟热心，要么马吃石灰一张白嘴。偶尔兴起作成一篇，我只向大刊物投稿，像文化馆的《燕子楼》，群艺馆的《赤壁》打心眼还看不上。尽管指导老师下基层时多次交待，有稿子寄给他们，但我总相信，自己的水平该有多高，大刊发表文章该有多荣耀。然而，所投之稿往往成了入海泥牛，渺无音讯。师兄曾勉励我：“只要去努力，只要能坚持，你就已经埋下了成功的伏笔。”
　　 然而，写作六年来我未发表半个“铅字”。慢慢地，我被那绞尽脑汁时的辛苦，独自创作时的寂寞，文字卡顿时的抓狂所击垮。我开始退缩，开始颓废，我的文学生命就此失去了弹性，被风干了、脆折了。
　　 我和师兄交往不到一年，我的店亏本了，我离开了师兄。师兄也在第二年春天离开了武穴，带着他的梦想去了深圳。从此，我们不曾见面，也失去了联系。后来，当我读到好作品时，我总能想起师兄，想起与他在一起的情景。每当我听到深圳或是遇到从深圳归来的老乡、同学、朋友时，我便想起师兄，打听师兄，可是事与愿违，总也打听不清楚。
　　 二十六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一个同事在手机上点一篇题为《我送母亲上天堂》的文章给我看，称那是他在深圳工作的侄子写的。文章刊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是作者怀念母亲的，写得情真意切很感人。阅后，我习惯性地在文后留言，也浏览了一下其它留言。倏忽间，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跳入我的眼帘，再细看此人的微信头像，此人不正是我失联多年又经常想起的师兄么？他在留言中称作者为兄，于是，我顺着这条线索，很快就联系上了师兄。
　　 师兄现在深圳生活得很好，有自己创办的影视传媒公司，业余时间创作。通过同事侄子的介绍和网络查询，师兄已经从一个文学爱好者蜕变成了鹏城知名作家，他的人生得到了升华。他写出了蔚为大观的500多万字，15部小说，《石头开花》是他的长篇代表作，2013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部小说是描写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武装斗争和坚定共产主义真理信念不变的故事。看是写的石头，然寓意深刻，除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人民真的当家作主。全书共14大部，由二三百个小故事组成，跨度80年，书中人物众多，延续了几代人。作品直面人性，描写了动荡年代本该有的情缘，红军、军阀、地主、地主婆、长工等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深受读者好评。之后，他的《野鸭滩》《白烟囱》《点灯》等长篇小说也相继与读者见面。
　　 不久前，师兄回家乡办事，我们相约见面，依然“三两花生米、二两白酒”地聚了，只是菜肴比过去丰富些。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师兄的酒量依然不见长，但皱纹长了、白发长了、阅历长了、见地长了、知识长了……
　　 临别时，师兄送我几本书，书都是他写的，上有他的签名。面对这些书，面对师兄的成就，我惊诧、高兴、激动、自豪、崇拜、羡慕、感慨，假如不再的光阴可以重来，我是否可以像师兄一样写出书来？我不得而知，因为人生的变数很多，但我相信，任何一个不甘平凡的人，只要去努力，只要能坚持，他就已经埋下了成功的伏笔，总会走出一条不平凡的路。包括你我，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