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隆冬的河套平原农牧民格外忙碌，那里，一年有两次收获，秋天收获农作物，冬季畜牧业，过了小雪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宰猪卧羊，磨刀、修整挂肉梯子、盘灶台，准备煺猪、煺牛羊下水等。
　　 隆冬的塞北一切都是硬邦邦的，稀疏的村庄，零散的院落里轮番升腾一团热浪，调皮热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一飘出锅边就直闯强冷空气的怀抱，期待已久的强冷空气，便迅速将它融化，裹挟着家乡的味道奔向远方，召唤漂泊在外的河套人回家。在外打拼的巴盟人呼吸一口夹杂家乡味道的冷空气格外思念家乡，思念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的河套平原，思念淳朴善良勤劳耿直的亲人，思念村邻之间诚挚和谐团结友善，思念朝头肉烩酸菜。
　　 我孤身在外多年，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味道，并随着年龄增长，味道越来越浓。流年的岁月也没有冲淡儿时的趣味，杀猪那天的期盼、忙碌、喜悦还记忆犹新。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那时候没有手套，小孩子的手脚都长冻疮，并伴随溃疡，又疼又痒。大人就用羊皮缝个桶子，出门时双手捅在里边。大一点的孩子能戴得住，小孩子爱蹦跳，戴着玩起来不方便，顺手就扔了。
　　 大人们盼天冷，冷了可以杀猪。小孩子也盼天冷，杀猪可以玩猪水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猪水泡是孩子们唯一的玩具，远比现在的手机、平板电脑金贵。
　　 煺猪的灶台是提前几天盘的，从盘灶台那天我们姐弟几个就开始兴奋，期盼的猪水泡马上到手。我们跟着父亲转，轮流地问：大（爸爸），多会儿杀猪呀？
　　 父亲说：明天，或者说后天。
　　 其实，我们那会还分不清明天和后天，记忆也不好，一会就忘了。所以隔几分钟问一次。
　　 父亲不耐烦了，吵我们：聋了？说的明天明天没听见？尽管召问（一遍一遍问）。
　　 我和姐姐不敢再问。大弟还穿着开裆裤，说话口齿不清，他撅着屁股跟用手挖着泥巴，学着我们问：大，细（是）不细杀猪呀？
　　 父亲笑了，吻吻弟弟的脸学着弟弟说：细（是），杀猪给娃娃吃肉肉。
　　 我们三个一看父亲高兴了，赶紧争着说：大，我要猪水泡（猪尿泡），我也要一个猪水泡。
　　 父亲说：一个猪就一个猪水泡，你们伙伙玩。
　　 父亲招呼姐姐把弟抱家回家。
　　 那时候，我很纳闷，猪长四个蹄子，两只耳朵，怎么就长一个猪水泡呢？
　　 杀猪那天。父亲天不亮就起床，准备杀猪的刀刮子，支好煺猪的案板，然后抱柴挑水。吃过早饭，父亲点着火，架上干树枝，树枝在炉膛里噼里啪啦的响，一股气浪升腾，锅淹没在白色浓雾里。左邻右舍的男人们先来，打开猪圈，把猪赶到院里，猪一声嘶嚎，被七手八脚抬上案板。浇水的浇水，刮毛的刮毛，不一会，又被七手八脚挂在梯子上。左邻右舍的女人带着孩子也来了，孩子们先跑进院。围在梯子跟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大人手里的刮子，刮子在男人手里翻转，把猪皮刮得蹭蹭响，孩子们期待着大人赶紧放下刮子，提刀开肚膛。
　　 我们村人少，一共五六户人家，他们家里都是男孩大女孩小，唯独我们家是女孩大，男孩小。所以，他们家的猪水泡都给男孩玩，男孩能抢到手，女孩弱抢不过，大人就说：猪水泡是男孩玩的，女孩不能玩。
　　 那时候的玩具实在少，每年杀猪，邻居之间的孩子们因抢得吹猪水泡就要打几次架，双方撕打在一起，一使劲，挣破手上的冻疮，血淋淋的手再一抓扯，衣服头脸便挂了彩，就那也不肯罢休。直到大人出面劝架，有好斗的挨了大人巴掌才肯住手。
　　 我们是女孩，自然不去抢别人家的猪水泡，能保住自己的就不错了。因此，我们站在梯子跟前，父亲连喊几遍：离远点，看，血水淋你头上了。
　　 我退后，邻居的孩子就往前冲，邻居又喊：躲开，再往跟前扑，就不开了，没眼色。
　　 我们都退后，父亲拿起刀一开膛，我的心砰砰跳，生怕别人伸手抓走。
　　 其实猪水泡长在猪的哪个位置，有什么功能，我们根本不知道。父亲挖出五脏六腑放在簸萁里，邻居叔叔提着肠子肚子往院子院子外边走。父亲说：先割尿泡，让娃娃们耍。
　　 叔叔割下猪水泡，挤里边的水，我的手已伸过去抓住猪水泡。叔叔说：等等，用热水冲一下。
　　 邻居男孩子也伸出手，我抓过尿泡就往家跑，跑回去上了炕。上炕是最保险的，他们不敢进家抢。他们在外边踮起脚趴在窗台上，敲着玻璃，哄着让我们出去玩，教我们这样那样吹。
　　 我和姐姐早准备好吹的工具，把高粱杆截成二寸长的小段，把瓤子掏空，插猪水泡里吹……
　　 吹猪水泡是力气活，要把肉的组织撑得像纸一样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也找技巧，先灌水，灌进去扎紧口子使劲揉，揉的猪水泡松软，倒出水，吹进一点气捏住口子，再在墙上揉，把气漏完，再灌水，再揉……反反复复折腾一两天才能吹大。
　　 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大人们比猪杀得肉多。孩子们比猪水泡吹得大，都想吹得大大的，系个线绳拿在手中，猪水泡像气球似得飘在半空中，感觉十分很荣耀。
　　 每年，我们的猪水泡吹得最小，拿出去总被人嘲笑。因为我们不如男孩力气大。
　　 上了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是天津知青。到这个季节，同学们带着猪水泡到学校显摆。男孩子爱招猫逗狗，下课就抢别人的吹猪水泡，吹大的，很快就干了，不能再吹，用线绳扎住口，上课放在脚下或夹在两腿之间，下课当球玩，在这个头上打一下，那个身上抽一下，同学们攒成堆，唧唧呱呱你打我一下，我抓你一把，教室里的欢笑不断。
　　 那时候的人穷，一年就两套衣服，男孩理两次发，没有推子，都是大人用剪刀剪，刚剪完的头像花狸猫似得，深一道浅一道。夏天剪一次，过年剪一次。我的同桌叫石墩子，他黄毛头发锈成毛毡片，手脸垢得漆黑，像刚从煤窑里钻出来似得。他每天都是这样，就没见过他的本色。他的模样刻着我的记忆中。
　　 那时候，冬天，人们就穿一件棉衣，里边没有衬衣，外边没有外罩。出门的话，棉袄上再加一件皮袄，条件好的人家给皮袄挂个布面，显得富裕时尚，条件不好的就是白茬皮袄，经济适用。
　　 石墩子穿一件陈旧的黑山羊皮皮袄，满身都是撕扯烂的口子，羊毛从口子边翻出来，像花似的，一朵一朵有大有小，他还戴一顶破皮帽子，进教室就摘下来塞卓兜里，鼻孔常流两股“粉带”，“粉带”随呼吸上去下来，快过“河”的时候，他用手背一抹。一半抹在脸蛋上，一半抹手背上，时间久了，垢痂厚得一活动自己就往下掉。每天上学放学都要在凛冽的寒风里蹦跳一两个小时。因此，他的脸蛋手脚除了冻疮还有带血的口子。
　　 他说他家没杀猪，他没有猪水泡就抢别人的。平均一天打两次架，黑羊毛扯的满教室飞。村里人少，学校的学生也少，班里只有11个学生，我俩坐在倒数第一排，其实是正数第二排。我的猪水泡小，能放进桌兜里。上课，老师让手背后，看黑板，读拼音。石墩子悄悄把我的猪水泡拿出来，头低到桌子下吹，老师喊他看黑板，他抬起头看看，又低下，腮帮子鼓得比猪水泡还大，正卯足了劲。老师过来，提起他，通通打了两拳，大声吵：你能把人恶心死，那是装猪屎猪尿的，你看那口子黑的，那是猪屎。
　　 石墩子木讷地看看老师，老师一把把他摔到后面。他手里还紧紧地攥着我的猪水泡。老师走向讲台给我们讲猪水泡在猪身上的作用，我才知道猪水泡是装猪尿的，我们叫水泡是因为吹的时候往里灌水。我们还把尿泡当成宝贝，为它倾尽全力。听老师讲完，我有些恶心，再不想用手碰它。
　　 石墩子悄悄把猪水泡还给我，我倒希望他别还了。
　　 过了年，知青返城，老师回了天津。猪水泡不知道啥时候淡出孩子们玩耍圈子。
　　 那年，我在呼和浩特上学，寒假回家，下了火车倒汽车，上了汽车，从过道找座位，一位军人往里挪了一下，笑笑说：坐这吧。
　　 我当时提着个大包，瞟了军人一眼，方面大耳，浓眉大眼，青春四溢，再加上那身整洁得体的军装。我的心咯噔一下，妈呀！好标致啊！因陌生，所以没敢坐他旁边，坐他斜对面靠后一排。一路上，他始终微笑，时不时扭头看看我。我奇怪：这人是咋了？你那么帅了，还老盯着我，我有啥好看的？
　　 快到镇上，他问我：你在哪上学了？
　　 呼市。
　　 你不认识我了？
　　 我疑惑，心想：你认识我？
　　 他笑笑：我和你同桌，你忘了？
　　 你是？
　　 石墩子，我现在改名了，叫石玉山。
　　 啊？石墩子？我惊得捂住嘴。他怎么没有原来的一点影子。
　　 到站，他帮我提包。下了车，一个老汉一手臂弯夹着马鞭，一手牵着马僵，马车上放着毡子和被子。老汉牵马往车跟前走，石墩子喊：大，紧走几步。
　　 老汉放开马僵伸手接包，石墩子回头问我：有人接你没？
　　 我说没有。
　　 那就坐我们车走吧。老汉看看他，看看我。他把包放车上跟他大说：她是蒙五队的，并说了我父亲的名字。
　　 老汉奥了一声让我上车，盖上被子。我心想：跟一个小伙子捂在一条被子里像啥啊？我推诿着不坐车厢。石墩子看出我的心思，他个子高，一欠屁股坐车梆上，背对车厢说：你坐里边吧。我们经常在雪地里训练，不怕冷。
　　 老汉把车厢里放的皮袄递给石墩子，让他穿上。石墩子披在身上。老汉身子缩在皮袄里，头脸裹在皮帽里，嗷嗷地吆喝着马车刚上路，就说起我父亲。老汉说：你大可是个好人。墩子小时候得了肺炎，要不是你大，早没命了……
　　 那件事我也听母亲说过，不知道是石墩子。那年冬天流行感冒，八个月大的我，感冒引起肺炎住院。石墩子比我大两岁，他也得了肺炎。医生治好了我，父亲赶着村里的马车去接我出院。石墩子还很严重，他父亲因交不去住院费，被迫出院，要搭我们的马车回家。父亲看他喘得厉害，就跟他大说：你要回家，这娃娃就保不住了，你还是想想办法吧！
　　 他父亲说：实在没办法啊！说完眼泪奔流，鼻涕过了河。
　　 她母亲嚎啕恸哭。母亲把浑身的衣兜摸遍，摸出五块二毛钱，父亲摸出八毛钱，都给了石墩子他大，他大转身去找医生。
　　 那时候，父亲是大队书记，去找医院院长，父亲说：石墩子家是困难户，药费由大队支付，恳求医生先给石墩子用药，大队马上筹钱。
　　 父亲把他们的铺盖卷搬回病房，他去弄钱。那时候人穷，医院也有停车场，当然品牌与现在不一样，有驴车、马车、牛车、架子车、自行车。父亲把马车栓在医院停车场，让母亲等等，他去乡政府给石墩子借了十块钱。冬寒日短，为这十块钱父亲在乡政府整整蹲了一天。母亲说：那会儿姐姐刚两岁，父亲走的时候，本以为接上我和母亲就回，所以没把姐姐托付给邻居，姐姐在家饿了一天。我们回去，炉子灭了，姐姐也睡着了，泪水鼻涕浸湿她的头发、衣襟、枕头，幸好炕是热的。
　　 马车走到岔路口，我要下车，石墩子他大说：把你送家。
　　 送家，他们还得多走一半路，我不好意思让他送，喊马停，马不听我的口令。他大嗷嗷一吆喝，马拐下岔道。
　　 到了我家，父亲迎他们进门。他大指着石墩子说：这就是我那个小子，那会要不是你，这会儿哪有他呢！
　　 哦，长这么高！好小子么！
　　 父亲把炉盖扒开，插上铁签子，从炕边摸出纸筒和安乃近递给他大。
　　 他大从炉子里抽出铁签，在炉肚子上擦擦，烫在安乃近上，蓝烟缭绕，他大抿住纸筒呲呲吸进肚子里，咳嗽几声说：就生过那一次病，差点要了命，后来我给起了个硬名，叫石墩子，当兵时，嫌不好听，又改成石玉山。到现在再没生病，就是捣蛋，小时候成天打架。那会穷的连个猪还喂不住……
　　 石墩子嘿嘿一笑说：那会因吹猪水泡打的架最多。
　　 他还记得，我也忘不了。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家乡再也看不到吹大的猪尿泡，而吹猪尿泡长大我们都上了年纪，回想过去，肯定少不了回味吹猪尿泡的乐趣，那时候的我们很穷，但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