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卡夫卡
　　
　　 吴树
　　 那一年，我和小妹成了邻居。
　　 这是一栋前面带走廊的筒子楼，专供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妇居住。她的丈夫是这家银行的经济民警，我的丈夫是这家银行的营销职员。我们生活在一扇薄墙的两边，呈严格的对称状态。两家的大床都摆在朝北的房间，两家的衣柜靠墙而立，秘密呼应。晚餐时分，我家的番茄酱和她家的酱萝卜条总是耳鬓厮磨，纠缠不休。若同时如厕，我这边抽水，她那边的水箱就会有呜呜的空响。
　　 我喜欢在晚饭后来到走廊里，扶着栏杆吹吹夜风。背后突然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响声，一回头，发现小妹正趴在缝纫机上。
　　 因为工作的原因，小妹总有许多零碎的布头，她喜欢拿这些布头拼成各种东西，桌布，床罩，枕套，甚至家常的衣服。我对任何一种女红都有兴趣，比如绣花，比如织毛衣，比如描眉画眼。当我看到小妹娴熟的手法时，马上想到自己的衣柜。我想，我的无所事事的傍晚也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打发了。
　　 我们从此沉溺于变废为宝的乐趣。比如把淘汰下来的窗帘改成裙子，我穿横条的，她穿直条的。比如把裙子改成无袖上衣，把两条裤子拼成大色块的裙子，甚至把小丝巾改成别致的内裤。许多个凉风习习的傍晚，我们坐在一堆堆旧衣服当中，比比划划，抓耳挠腮，时而叽叽哝哝，时而哈哈大笑。没过多久，我们的衣柜里变得十分整齐，原来那些揉成一团就要扔掉的旧衣物，现在都变成了可心的东西，像新衣服一样平平展展挂了起来。而我们的衣服也开始混杂起来，我的某件旧衣服恰如其分地穿在她身上，她那土得掉渣的被面，却变成了我身上时髦而又怪异的裤子。
　　 因为这些傍晚，我们的内心也有渐渐走到一起的趋势，尽管我一直认为，我们显然是两个有差异的人。我上过大学，是报社记者，而小妹，高中都没读完，只是服装厂一名普通车工。我很看重这个差异，这几乎是我一度的奋斗目标，是我的全部尊严，甚至是我活着的意义。
　　 我想，要是没有缝纫这条渠道，我和小妹之间可能跟那些邻居一样，不过是见了面点个头而已。我不是一个亲切的人，像所有长相过于平凡的女人一样，我总是相信，平静的面容会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一点，随时绽放的笑容只属于美女，像小妹这种看上去无可挑剔的美女。可惜她不能认识自己的美，她很随便地穿着平庸的衣服，梳着平庸的发辫，走起路来踢踢趿趿，无精打采，爬楼的时候，快意地张开嘴，撑着膝头大口喘气——我们住在六楼。看着小妹一点一点浪费着自己的美丽，我想，上天是多么公平！像我，虽然我没有美丽的容颜，但我知道用刘海儿去掩饰过长的脸，用宽松的衣服让骨瘦如柴的身体显出一点飘逸与雍容，用高跟鞋去帮助无力的小腿和臀部。我还知道无论多累，都不能乱了步伐，不能塌了腰肢，宁肯中途歇息一会儿，也不能张大嘴呼哧呼哧喘气。我相信，这也是我和她的差异之一。
　　 当然，我们的差异远远不止这些。我们注定是两种生活的代表，只不过因为各自丈夫的原因，偶尔住到了一起。但这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我肯定会搬离这里，去住标准的大套间，这是毋庸置疑的。小妹就不一定了。
　　 小妹似乎意识到了这点。她说吴树，要是能永远跟你做邻居就好了，我以前竟不知道，碎布头也这么好玩，旧衣服还可以变成新衣服。小妹真心惋惜的表情打动了我，我当即承诺，不管搬到哪里，我都要来找她，因为我们是两个配合默契的搭档。
　　 的确，在那些傍晚，我们一个设计，一个制作，很少出现废品。我忍不住夸她：你真聪明，我以前把这些东西拿到街上的裁缝铺，一遍一遍地讲，甚至给他画出图形，结果做出来的东西还是叫人哭笑不得，你不一样，我一说你就懂了，做出来的正是我想要的。
　　 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吧，有时，你说的东西正好是我也幻想过的。
　　 那不一定，我也找过女裁缝，她们一样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小妹就冲我笑。她一直如此。当她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也不能帮我出点子的时候，就憨憨地冲我一笑，说我不知道，你看着办吧。每当这时，我的脑子就更加起劲地开动起来，新鲜的点子层出不穷。小妹说，你真聪明，难怪你能当记者，我却只能在服装厂做临时工。
　　 我故意说，记者又怎么样，还不是跟你住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菜，连我们的爱好都一样，甚至我们嫁的丈夫都在一个单位。
　　 我真的生出一些感慨来。我想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也出生在农村，想当年，我是多么勤奋，多么投入，最终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大学，还赢得了一个同样勤奋的男人。小妹呢，她连高中都没读完。现在的情形却是，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分别！我还意识到，如果我是小妹，我是嫁不到童飞这种人的，虽然我并不认为童飞有多么可爱，我知道我的容貌不足以诱惑一个城里的男人。这正是我和小妹之间不平等的地方，我必须拼尽全力，而小妹，却可以毫不费力，坐享其成。
　　 小妹说，你真的这么想吗？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你看到的只是暂时，我们怎么会是一样的呢？你丈夫会升职，你马上会搬到大房子里去，我家童飞一辈子都别想。你是记者，你会越老越有资格，我呢，一个临时工，随时都可能下岗。
　　 我很高兴她终于认识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异，但我还是装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世事无定，前面的事怎么料得到呢？说不定哪天童飞就出人头地了，也说不定哪天我就下岗了。
　　 小妹不相信。她低下头去，缝纫机嗒嗒嗒地响起来。我从上方看小妹微低的脸，她有饱满圆润的额头，凝脂与葱秆混合的鼻梁，我突然有种感觉，像小妹这种人，也许注定会有奇峰突起的命运。她嫁给童飞就是一个例证。我不会有，我的每一步都没有超出自己的预期，我想考大学，差点熬掉了小命。我想嫁一个可靠的男人，只得忍痛放弃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我算看清了，我永远都是先付款后消费，我休想得到任何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忍不住说，小妹，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还会有更好的命运。
　　 小妹猛地抬起头，我看见了一张完美而又茫然的脸。
　　
　　 小妹
　　 那天，我们正在裁剪一件旧衣服，吴树突然说，我在想，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做你的丈夫呢？从来没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望着她，无言以对。
　　 这话如果没有特殊的语境，听起来也稀松平常，但那时我嫁给童飞还不到半年。在我的家乡，我是最幸运的新娘。我的家乡在邓村，那里除了土豆苞谷和茶叶，什么也不长，呆在这样的地方，吃着这样的粮食，时间一长，不仅牙会变黄，人也会变傻的。如果不想变成一个满口黄牙的傻瓜，就只有拼着命往外走，所有的人都在拼着命地往外走。我爹背着自酿的苞谷酒，求了好多人，终于在县城服装厂给我找了份工作。
　　 很奇怪，对于吴树的直言，我一点都不生气。相反，我心里莫名地升起一股亲近感，甚至还有一点点说不清楚的兴奋。一个服装厂的临时工，嫁给了银行的正式职员，所有人都在为我的婚姻欢呼，吴树是第一个对我的婚姻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当然，还有我自己。
　　 我从小就是个不会自己拿主意的孩子，第一次自己做决定便闹出了笑话。五岁那年，一个过路的人问我：小姑娘，你姓什么？我告诉人家：我姓李小妹。人家一笑，又问我是谁家的姑娘？我说我是李旺哥的姑娘。这段对话至今被传为笑谈。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姓李的太多了，就算我告诉他我姓李，他还是不知道我是谁呀。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怎么能直呼我爸爸的名字呢？我看那个人跟我爸爸年纪差不多，所以我就替他喊了李旺哥。
　　 我的婚姻同样不是我自己拿的主意。
　　 我妈总说，运气到，纸变钱。那年果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和一个城里人结婚了。直到结婚前一天，我还有点昏头昏脑的，全家人都喜笑颜开，我却望着那些大红被面说不出话来。在这之前，我没有谈过恋爱，甚至连梦想中的男朋友都没有过。我和童飞是在亲戚家的婚礼上认识的，他是新娘那边的亲戚，我是新郎这边的亲戚，他后来告诉我，他走在送亲的队伍中，还没进大门，一眼就在端茶递水的人群中看见了我。
　　 这不奇怪，我自己也知道，我不但个子高得抢眼，长得也不赖，我经常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嘀咕：山中出凤凰。
　　 认识两个多月后，童飞就提出了结婚。他说，否则就要错过这次分房子的机会。
　　 我一下子成了邓村人眼中最有福气的姑娘，他们认为，一个农村姑娘嫁进城里，这就是福气。以前，邓村也不是没有过嫁到城里去的姑娘，但他们认为，那些城里的女婿都不如童飞，不是在街边摆摊，就是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没个稳定的工作。童飞不一样，他在银行工作，不仅收入稳定，还在那个二十四小时有人守卫的院子里拥有一套房子。
　　 我却有一丝难言的遗憾，童飞不够高，也不够英俊，和他站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比他还要高一点。但我的嫂子们却说，你太不知足了，你为什么不说自己太高了呢？在她们眼中，我的身高不是优点，反而是一个令人烦恼的小缺点。至于长相，嫂子们说，你是比他好看，但他条件比你好呀，这不就扯平了吗？你也不站在人家那边想想，说不定人家还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呢。
　　 老实说，童飞的确有他吸引我的地方。那天，在亲戚家，他对我说，我认识服装厂的某某。他轻描淡写说出的那个人，正是我们厂的副厂长。我马上想到了我那个转为合同工的理想——每个临时工都有这样的理想，关于身高和长相方面的遗憾顿时显得不值一提。我承认我的想法太功利了，但人们不是总在这样说吗？为了理想，要不顾一切。何况，我总是要嫁人的，就算童飞不认识那个副厂长，他仍然是我们家公认的好女婿。
　　 结婚前一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了一个叫喜子的男孩，他赤脚站在我面前，呸呸地吐着绿色的泡沫，说好苦，艾蒿苦死了，比猪胆还要苦。梦醒后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喜子早就死了，他是掉在河里淹死的。我梦见的那一幕，其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六岁那年，我们一群小孩子来到小河边，翻开石头捉螃蟹。我忘了是谁搬起的一块石头，眼睁睁地砸在我的脚上，顿时鲜血长流。我哭了起来，孩子们全都呆呆地站着，包括我的哥哥在内，他们似乎对血充满畏惧。这时，喜子走上前来，说我知道，艾蒿可以止血。他跑到田坎边扯起一把艾蒿，放进嘴里大嚼起来，绿色的汁液顺着嘴角直往下流。嚼了一阵，他吐出已成糊状的艾蒿，敷在我的脚背上，疼痛果然减轻了不少，我不再哭了。到了晚上，我洗好脚准备睡觉时，才发现我的伤根本不在脚背上，而在指肚下面，靠近脚掌的地方，一道很深的口子。哥哥在一旁大笑起来：喜子真傻，那么苦的艾蒿他也敢放进嘴里，结果又敷错了地方，真是白苦了一场。就从那时起，我不再喜欢这个哥哥。
　　 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在结婚前夜想起喜子。
　　 婚后我才发现，事情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童飞说他认识那个副厂长，真的只是认识而已，因为副厂长经常跑银行，所以他记住了他的名字和面孔，也就是说，他认识副厂长，但副厂长并不认识他。还有，他在银行工作，但他是经济民警，成天站在营业大厅，穿一身装腔作势的制服，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尽管工资并不算少，房子也不算小，但我总觉得他跟真正的银行职员隔着一层。再有，他并不像他当初所讲的，不在乎我是临时工，不在乎我是否下岗，他总是这样说，这个就别买了，那个也别买了，等哪天你下岗了，突然紧缩开支会不习惯的。其实那时我还没有下岗的威胁，但他似乎是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当然，发现这些的时候，已经晚了，几乎是在结婚当天，我就怀了孕。
　　 又到了傍晚，我现在盼望着傍晚的来临。跟吴树在一起，一样是缝纫活，却比白天上班有趣多了。我们做出的衣服稀奇古怪，但并不难看。我不知道吴树是如何想出那些点子的，她的想法似乎无穷无尽。
　　 我开始呕吐。吴树说，完了，完了，你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
　　 我羡慕地看着她，她至今没有孩子。她说，结婚不一定非要生孩子，想生孩子也不一定非要结婚，并不是所有的爱情之树都必须结出一个孩子的果实，没有爱情一样可以生孩子。
　　 我被她的绕口令吓呆了。可当我把她的话默念一遍之后，顿时有种犯了错误的感觉。我突然对她结婚三年仍然小腹平平的生活羡慕不已。但已经晚了，我又捂着嘴冲进了卫生间。
　　 我只能这样宽慰自己，我跟她的生活理当有所区别，我怎么能像她那样生活呢？如果我和她过着一样的日子，她岂不是白读了一个大学？
　　 我在吴树那里看到一本关于姓名测算的书，觉得好玩，就想算算自己的名字。她说李小妹这个名字好，很好记，又很响亮。我说好什么好，光我们村里就有三个叫小妹的，你的名字才好呢，一听就是城里有文化的父母起的。她说你错了，我也来自农村，我原来叫吴素梅，上大学后，自己改名叫吴树了。我有点不相信，我一直认为她出生在城市。她拿出她的影集给我看，我看到了她的小学，中学，她的整个丑小鸭时期，她是在大学里突然变成白天鹅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开始浮想联翩，是什么东西让她突然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的呢？是吴树这个名字，还是她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