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六一儿童节，我想起了那年我的六一儿童节。
　　 有一年过六一节学校组织歌咏比赛，老师要求统一服装，标准是上衣白衬衫、下衣蓝裤子、鞋子是白球鞋。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难事，要父母去现买是不可能的，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饭能吃饱、衣不露肉就算是家境不错了，而我家食不饱衣不暖是常态。没法子那只有借了，借来的白衬衫是邻居大哥的，很是肥大，但扎在裤子里面还能凑合，只是蓝裤子就长了，只好上提下挽的。白球鞋实在不好借，那时人们都穿家做布鞋，好一点的就是三块五角的黄胶鞋了。后来老师做了让步，鞋子不再是统一的白球鞋，但必须是黄胶鞋。
　　 到了六一儿童节那天，我们唱得热血沸腾，革命歌曲的确让人斗志昂扬，况且从来没有那么整齐划一的服装，我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干净精神，以前的邋遢破旧在这一天都不见了。少先队辅导员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姓张。还没结婚，她是我们的音乐老师，记得她的宿舍是一间旧式瓦房，对开的木门，她男朋友来时我们曾经透过门缝看稀奇，据大一点的孩子说看见张老师和男朋友在亲嘴。听到这些令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羞涩，以至于后来张老师上课时 ，我再也不敢直视她的大眼睛。
　　 我后来很奇怪自己，这本是不相干的事情呀。
　　 还是说那年的六一节吧，张老师可能被歌咏比赛的激情激发了，她建议我们列队野游去，就像解放军拉练一样，一路高歌，红旗飘飘的。我们排好队，最前方的是大队长高擎着大队旗，雄赳赳，气昂昂的。每个中队和小队也有红旗，一长溜整整齐齐地走在合峪街上，我在猎猎红旗下挺着胸脯倍感自豪，虽然时不时的要提一下较长的裤子，和扎扎较肥大的白衬衫，但骄傲的已经目不斜视了，尽管赶集的农民们追着我们看。那是我青春少年时的白衬衫，只穿了一天，六月的天已是骄阳似火，没有春风下的柳絮在飘，也没有夕河下的笑声，农民们在芒种过后，匆匆的在麦田里套种着晚玉米，时令不饶人呀，粮食品种的改良，使得合峪地区由以前的每年一熟，变成了夏秋两熟，虽然增加了不少劳动量，但毕竟增产了。
　　 我的小学上了五年，因为我的那个年代小学是五年制。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一直是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不打人，不骂人的，更没有现在小学生的通病，玩游戏，看手机等等。当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东西就如同现在幻想到火星上造别墅一样的遥远。我是个好学生，但因生性懦弱，家境不好并没在班上谋个一官半职，倒是先进组织加入了两次。以前我们儿童的先进组织叫做共产主义儿童团，就如同这之前的童子军一样着实让人羡慕。后来大哥哥们的组织共青团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有点半军事化模样，一身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臂戴红袖章，的确威风。少先队组织也改了名称叫做红小兵，有点跟风的意味。
　　 到了一九七七年六一节，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光荣的在鲜红的队旗下宣誓，成了一名红小兵。然而刚刚过去了两年，红小兵组织便解散了，恢复了少年先锋队的称号，我又一次在队旗下宣了一次誓，成了第一批少先队员。然而学习一直比较好的我，到小学毕业也没能再进一步，连个一道杠的小队长也没当过，虽然辅导员老师曾经考察过我，最终放弃了。我实在没有做领导潜质和基因。辅导员老师的眼光是雪亮的，一直到现在平平常常的老老实实地靠着一份工资谋食。
　　 虽然现在我人到中年，也是相貌堂堂一副正人君子模样，一米七八的个子，体重一百七八十斤。但是小时候是比较猥琐的，首先在于穿的相当随便，仅仅遮体。再就是瘦弱。整天脏兮兮的，和邻居小孩玩耍总是奉陪老末，虽然都是小孩，但阶级立场分明，一般我都是演地主，国民党匪兵和坏分子之类的，而高大上的角色是本地区的孩子王的专属。虽然我别别扭扭的演这些下三滥的人物，但我是内心善良的小孩，在那爱憎分明非黑即白的年代，谁也不想被贴上坏人的标签，即便是我外貌猥琐，衣服破旧。
　　 我是真的渴望演上一回好人，比如八路军，红军黄继光邱少云等，但这个愿望终究没能实现。再大一些年龄，这些小孩游戏也就不玩了。如同歌里所唱，虽然我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但最头疼的还是假期里老师布置的做不完的作业，我总认为老师拼命的布置作业是一种报复心理，因为那个年代的老师都是民办老师，所谓的民办老师，名义上是老师，身份还是农民。放假就是农忙假，夏天有麦假，秋天是秋假。老师们离开讲台就要奔向土地和农民一样参加劳动，受生产队长的领导，十分的不受用。而我们除了受大孩子领导拾拾麦子，丢丢种子外，替家长挣几分工分外，也就可以玩耍了。老师的作业就像唐三藏的魔咒一样，让我们在玩耍时也不十分开心，总有心理负担压在心上。
　　 我们的学校原来是一座古庙，改建成学校后，在正殿的前面垒了一个台子，台子是用庙里的石条砌成的，台子前面分左右矗立着两棵古柏，这古柏有一些年头了，按建庙时间明朝正德年间，距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如今柏树已经不存在了，就因为台子前有了这两棵柏树，使得台子显得格外肃穆阴森，我惧怕它的更重要原因就是每到周一早集会时，总有一些违反纪律的学生站在台子上亮相，这些学生低着头，由校长在一边历数他犯的错误，好像公审罪犯一样让人感到很不爽快。
　　 但在那个年代这就是常态，学生中也要分出敌我黑白来，惩罚的条例也很多，有口头警告，警告，开除等等。学校可以直接剥夺小学生的受教育权，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义务教育法也是二十多年后才出现的。学校的管理层不仅仅是校长说了算，在村办小学的年代，村支书也掌握这学校大部分权利，因为学校的所有财产都是村集体的，那个时候叫大队。教师的工资，除了极少数的公办教师外，其它的都由村里发。村支书在学校的代表是贫管会主任，全称“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贫管会主任也有权开除学生。
　　 学校的大型集会，贫管会主任和支书必须到场在主席台中央就坐。而校长则奉陪一侧。遭到开除的小学生毕竟是少数，但每周站台亮相受到校长训斥的学生几乎每周都有，所犯的错误也是五花八门，有逃学到外婆家躲避几天不见踪影的，有在厕所里说怪话，被隔壁如厕的老师听到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其中一次我们班男生集体被亮相使我记忆犹新，因为它与我有关。
　　 一次早读，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了背书任务后，就离开了教室，我们班纪律本就不好，老师不在就更像无王蜂一样，乱糟糟的根本就无法学习，冬天的时候教室里挖了一个大火塘，学生们围着火塘读书，老师不在时你推我搡的发生口角，有时一不小心，书掉到火塘里烧了，于是麻烦大了，打架或者告老师等等，这一天我的书被一位同学弄掉到火塘里烧了半边，我气急败坏的告到老师那里，请求老师处罚他。老师可能感到班上纪律太差了要整顿一番，在处理好我的事情以后，和蔼可亲的诱导我，让我告诉他班上哪一个最捣乱，我从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简直是受宠若惊，思想一放松也不管轻重，嘚吧嘚吧的全告密了，于是几乎所有的男生被请出教室外面挨了冻。
　　 我成了他们眼中的叛徒，于是他们被孤立起来了，这种状况很难受，在全班人的白眼下学习也真的不是滋味。这还没有到底，他们报仇的计划还在进行，一天下午劳动课，老师带领我们上山拾柴，下山的时候我一个人背着柴火孤零零的在前面走，他们在我后面挤眉弄眼的打着暗号，等到我放下柴火站在路边休息时，他们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先是“呸”的一声吐口唾沫，然后用棍子打我一下，笑哈哈地走了。这种报复其实并没有伤到筋骨，他们也不敢，关键是受的屈辱太大，这是小孩子的顽劣手法，结果是必须告老师，自然他们的行径令学校大为震怒，于是到了周一成了台子上最热闹的一次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