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马脱贫
　　 老马不是茶陇谷人。他刚来茶陇谷时，二十多岁，虽然脸色苍白，显露出营养不良，但是粗黑的短发，中等偏高的身材，腿粗腰圆，透露出年轻人的朝气。老马无房无地，无父母无妻儿，光棍一条。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遇到杀禾便杀禾，遇到舂米便舂米，遇到挑担便挑担。他不会犁，也不会耙，更不会技术活儿。在茶陇谷呆了有几年，他嫌杀禾插秧挑担这些活儿累，就选择了给人家放牛。直到土改，他分得了最好的田地，最好的房屋，最好的山林。他自己还说分得了老婆。其实，老婆不是分给他的，是土改工作队为他牵线搭桥，帮助他结了婚。这样一来，老马熬出了头，结束了几乎挨门乞讨的“辛酸而光荣”的历史，他也有了一个家。不仅如此，互促组时领导提拔他当组长，初级社、高级社时期，尽管没有当上社长，但也是副社长。进入人民公社，他还是一个生产队的副队长。千万别小看这个“副”字。兴办公共食堂时，大马也出生了，从食堂领回来三个人的饭，还不够一个人吃，老马干脆就让老婆一个人吃。等队长领着大伙儿上工干活去了，他就抱着儿子大马去食堂“要饭”吃，一来二去成了习惯。也正因为他是副队长，主管后勤，食堂炊事员也就知趣地提前给他父子俩，留下了好吃的饭。那年月，人们都饿得口吐黄水，舌舔黄泥了，老马却凭着这个“副”字，几乎是不用干活，更不用干重活累活，私底下吃香的喝辣的，吃得腰圆腿粗，老婆也白白胖胖。尽管目不视丁，也说不出大道理，就是十足的傻子，也懂得了当干部所带来的奥妙。
　　 后来食堂解散了，老马的毛病也被人们发现，再不让他当干部，这几乎就要了他的命！他思来想去，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以前请他来当干部，现在又为什么不要他了。他隐隐觉得：请他来当干部，好象是因为解放前他受剥削的那段“辛酸而光荣”的历史。因此，他见人就说：“我老马，贫农，革命的！”然而，尽管他天天说，日日喊，还是没有让他再当干部的意思。特别是生产队里保管财物粮食的保管员，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在他看来，比省长县长还管用。当然会计，记工员也可以，但他没有文化，写不来字算不了数，“唉—！”老马只能长长叹气，有时候还为此而垂泪。
　　 时间也过得真快。土改时分给他的那几间房子，原来是地主家的，本来是全村最好的房子，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也破败了。墙壁歪斜，屋顶成了筛子，瓦片破损滑落，房子晴天能照进太阳，雨天到处漏水，老马也不去修缮，整天嘴里喊着：“我老马，贫农，革命的！”
　　 一九六七年春天，老天爷也不睁开眼睛，一个劲儿下雨。老马家里到处漏水，连放一张床的位置也没有。二马出生睡在床上，母亲只好用蓑衣、斗笠为他挡雨，再拿瓢盆碗缸接漏水。老马整日不归家、好不容易把他拖回家来修整房子。
　　 老马刚上房，造反派王司令王大发就来了：“老马，你……”
　　 “哦——我老马，贫农，革命的！”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老马只好站在房子上，望着王大发，嗫嚅着：“房……房……”
　　 “唉——别……别……现在正是革命夺权的时候。”
　　 “夺……权？夺谁的权？”
　　 “我们没能赶上当年当红军，但我们可以当造反派。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同样可以当大官。”
　　 “能夺来吗？”老马有了兴趣，但也迟疑。
　　 “能，一定能！”
　　 “咋夺？”
　　 “造反呗！我刚才不是告诉了你吗？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
　　 老马不相信，转过头，要去修房子。
　　 王司令着急了：“你咋不相信呢？把他们打倒赶跑，我们来，不就夺权了吗？”
　　 “那上……上面，政……政府……”
　　 “同样，同样。夺来了权，城里的高楼大厦随你挑，这破房子还要它干嘛！”
　　 “老婆……孩……孩子……”
　　 “唉，也可以换！美女多得是，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走……走……走！”
　　 老马去造反了，他憧憬城里的高楼大厦，还有如云的美女，也不顾老婆和孩子。
　　 雨越下越大，一连几个星期，老马的房子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一夜狂风暴雨，房子摇摇晃晃，一道闪电，老马妻子看清楚了，房子就要倒塌。她来不及多想，抱起大马就往外跑，把大马放在雨中，转身再去抱二马，房子“轰隆”倒塌了。
　　 巨大的响声把四邻惊醒，他们跑出来，只见大马在雨中哭喊，问他妈妈，他指着倒塌的房子。人们在倒塌的房子里找到被砸死的二马和受伤的老马妻子……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好心的乡邻们收留了大马和他妈。老马仍跟着造反派革命、造反、夺权。当他听到子亡妻伤的消息时，他也哭了，也想回家。司令王大发拦住了他：“革命就会有牺牲，现在正是造反夺权的关键时期。老马同志，你是坚持革命到底的英雄，明天的枪战，你不能不参加，决不能当革命队伍里的逃兵！”
　　 那年月，逃兵的帽子谁也不愿意戴在头上，对于老马这样坚定的贫农革命者，更是如此。第二天，老马拿着枪参加了战斗，子弹偏偏击中了他的腿。夺权虽然成功了，但他却被送回了家。这就是命，这一切都是命！老马认定自己没有当官的命。
　　 他老婆也说他：“你当不了官。”
　　 “咋不能呢？就是在生产队里当个保管员也行呀！”
　　 “你能当保管员？保管员也得记数算数，你会写字会算数吗？”
　　 “……”老马这才摸着头，知道自己也干不了。
　　 “我们只能靠力气吃饭！”老婆的话，似乎为他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伤好以后，老马有点瘸，虽然身体残了，但心却定了。他知道自己别的干不了，只能靠力气吃饭，要想活命只能靠力气吃饭。再也不想别的，踏踏实实干活种地。七十年代中期小马出生。八十年代初，老马有了责任田。再不靠别的什么，他学着犁学着耙，说来也巧，凭着自己的力气，有衣穿，有粮吃。再凭着全家人的力气，也建了房。其实也算不上房，只能说是个棚，不但不漂亮，而且只够遮风挡雨。尽管如此，却也有个可住的地方。因而，也算是安居乐业，勉强度日了。
　　 说实话，老马家并没有脱贫。他千方百计想摆脱贫困，但是，不知道路在何方。常说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生活也告诉他，没有文化，不识字不会算数，连生产队里的保管员也当不上。因而，他认为书还是要读一点。大马二十多岁了，老马让他上到了初中，还没有毕业，大马不想读了，也正好，老马正没有钱再继续供他上学。在老马看来，脱贫唯有当官这条路才可靠，读书也不能解决问题。后来他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打不了工，务不了农，他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
　　
　　 二、大马脱贫
　　 大马也在总结他父亲的一生。他也认为，在农村脱贫致富，当官是最可靠最省事的捷径。对当年老马受伤后留下来种地，不去造反，父子俩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你呀，就是前怕狼、后怕虎，当逃兵，才落得如此下场。”大马经常这样指责父亲，发泄自己的不满。
　　 “你晓得个屁！”老马一提这件事就生气，“幸好回来了，要不然，连命都恐怕没有。”
　　 “不坚持到底，当逃兵，当叛徒，还有脸说。”
　　 “你……”老马说不出话来。
　　 “我怎么啦？”大马也来气了，“当年的司令王大发不也是农村人吗？他靠造反吃上了国家粮，当上了国家干部。还当了几年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怎么着也是正科级！现在每个月奖金照发，工资照拿，将来退休还有退休金。你呢？”
　　 “……”老马哑了，半晌也说不出话。
　　 “大马！”老马妻觉得儿子过份，“不能这样说你父亲，人各有命！”
　　 “妈！好好好！人各有命。”大马嘴上不说了，心底里盘算着：当官有权，才有享不完的福。大官大福，小官小福，无官就贫穷。靠力气和汗水吃饭，不仅太累，还没有地位，被人瞧不起。无论怎样，都不能象父亲那样，傻乎乎地花力气流汗水；无论怎样，至少也要吃上“轻巧饭”。
　　 吃“轻巧饭”，成了大马最低的人生追求。刚离开学校几年，他还跟着父母下田种地，学会了犁，也学会了耙，插秧杀禾等农活，全都会干。可是，才干几年，他觉得太累，也挣不来钱，这不是他所需要的生活。想得较多的是，如何才能找到既轻松，又不累；既舒服，又不流汗；既方便，又很快捷；既不被人瞧不起，又受人尊敬的挣钱途径。他由东村游到西村，由县城游到集镇，找啊找，寻啊寻，终归没能找到这一途径。这个时期还只是恨自己笨。接下来他不干活了，成天游着游着，荡着荡着，飘着飘着，闲着闲着……几年后，他突然想到要跑运输挣钱。计划着自己当司机，买一辆车，挑一个美女做老婆，让她收钱卖车票……呃，计划很好、很美、也很完整。然而，……钱呢？……车呢？……美女老婆呢？还有，自己还不会驾驶呀……唉！这一切都需要钱，缺的就是钱！
　　 他回到家，逼老马拿钱，逼他母亲拿钱，父亲母亲都拿不出钱。他骂人，甚至打人，“死猪呀，我找着了挣钱的门路，还不为我去找本钱！”
　　 “……”老马不知说什么，也不知说什么才好。
　　 “去借呀，死猪！”
　　 “找……找谁去借？”
　　 “你不是认识王司令王大发吗？”
　　 说实在的，老马上找下找，横找竖找，里找外找，恐怕也找不来一个能借钱给他的人。几乎是六亲无靠，所有他认识的人当中，恐怕也只有这个王大发能为他借来钱。王大发高中毕业，“文革”时期当了几年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撤公社建乡镇时，他被撤了职。利用这几年，他参加了成人函授高等教育，获得了一张大专文凭，而后官复原职，又当了几年乡长。眼下是正科级协理员，在乡政府工作，和老马有二十来年没有往来。要不是老马拎着花生、鸡蛋和酒来找他，他也就基本上不记得老马了。
　　 “王司令，王司令……”老马一瘸一瘸地跟着王大发叫。
　　 王大发也许是没有听见，他自顾往前走。
　　 “王……”
　　 王大发还是不回答，仍然自顾往前走。
　　 “王乡长，您后面有一个老乡，好象是在叫您。”一个乡干部，拍了一下王大发的肩膀告诉他。
　　 王大发这才转过身来，迟疑地望着老马。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老马呀，当年跟……跟着您革命的老……老马呀！”
　　 许久，“哦——老马呀。”其实,王大发早就认出老马了，他开口叫王司令时就认出来了，要不是那个乡干部，他根本就不想去认他。“你有事？”他又瞧了瞧他手中的东西，“你找我有事？”
　　 “……”老马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他把手里的东西要递给王大发。
　　 “不能送礼，我也不能收，请你拿回去，啊？”
　　 瞧热闹的人越聚越多，王大发怕影响不好，毕竟是老熟人，也就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有什么事？说吧。”
　　 “我儿子买车，贷……贷……”老马嗫嚅着。
　　 “哦——那找银行呀！”
　　 “不……不……认识，请……”
　　 “这个……这个……我也帮不上忙。”
　　 “请……”
　　 老马左一个请,右一个请,磨了半天嘴皮,王大发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老马,当初叫你革命,你害怕。既然你跟着我革命过，我也不能见死不救。这样吧，你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
　　 “谢谢！”
　　 “走吧，走吧。回去吧，我还要去开会。”王大发连拉带拖,把老马送出了乡政府门口。
　　 回到家，大马已在家门口等了老半天。“怎么样？答应了没有？”
　　 “他说想办法。”
　　 “礼物呢？”
　　 “我放在他睡的屋里了。”
　　 别看大马比老马年轻，这种事他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马立刻打听到了王大发家的住址、老婆和孩子等情况。打听到这些情况后，他把家翻了个底朝天。家里仅有二百元钱，是老马准备买农药化肥的。他一分钱不留，全拿了。晚上他来到王大发家，正好王大发也回家了。“王叔，我是茶陇谷老马的儿子，我叫大马。”大马脸上陪笑着。
　　 “哟——老马命真好，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找我……”
　　 “贷款买车的事。嘿……嘿，请王叔帮帮忙。”大马笑着,掏出准备好的烟，撕开口子，递上一根,又掏出打火机，为他点上。
　　 王大发喷出一口烟，“大马呀，这事不好办哪！”
　　 “对……对，好办就不用找您王叔。”
　　 王大发又瞅了瞅大马，笑了笑。“好，好！就凭你这么懂事，会说话，我帮你。”
　　 “谢谢王叔！”
　　 “这样吧，”王大发又喷出一口烟。“明天晚上，到县城青春酒楼，我把茶陇谷信用社彭主任约来，我们一起来谈谈，怎么样？”
　　 “好……好……好，谢谢王叔。”
　　 临走时，大马又丢下一个两百元钱的红包。回到家，大马又让老马和母亲连夜四处借钱，好不容易第二天才借来两百元。大马盘算着,一顿饭，至少也得一百多元。彭主任、王大发每人一包烟，至少五十元。想想这两百元，有可能够了。因而，不顾父母下地去干活，大白天的，他怕这热辣辣的太阳晒，也就踏踏实实睡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