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临终前的《立此存照》中说：“我至今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这位斯密斯就是本书的作者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鲁迅要人读他的书“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作为美国来华的传教士，明恩溥称赞了中国人在贫困中的勤俭和无休止的劳作，“有着强壮的身体以及极强的生命力。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全然不在乎天气的好坏，也不在乎病菌、毒虫以及可怕的瘟疫的侵扰。”于是他说：“在二十世纪的各种纷争中，最适合生存的，究竟是那些‘神经质’的欧洲人呢，还是那些永远不知疲倦、无孔不入、迟钝冷漠的中国人，我不得而知。”而且，“中华民族这种无与伦比的坚韧，是用来担当某种崇高的使命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咬紧牙关，承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法则，那么一个拥有坚韧天赋的民族，依靠自身旺盛的生命力，必将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同样值得称赞的还有“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一些有能力的人会挺身而出。在他们的领导下，抗议运动声势浩大，政府被迫妥协。但是，不管事后如何处置广大的‘愚民’，领头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免不了要为正义掉脑袋。为了正义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就是中国人公共精神的最高典范。”也许费正清教授说的：“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指的就是这些部分。
　　 作为建议将“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中国留学生的明恩溥，他的著作曾受到欧美读者的青睐，而对于汉语世界来说：“这是一部湮没百年的社会学经典译著，作者在二十年审慎研究和大量观察的基础上，生动概括、描述了十九世纪的中国现实和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其观点犀利”的说法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描述的有些事物虽然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但借助于别人的眼睛认识中国人行为特徵背后隐藏的根源，比如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时刻准备为某种信仰献身，但他们并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不准备依照这些信条来规范自己的生活”等等，至今仍然是极具参考意义的。
　　 “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并不是整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反而是最糟糕的阶级。一位有见识的道台曾经这样告诉一名外国人：‘大清朝自皇帝以下，无官不贪，人人皆可枭首示众。然而，即便杀了我们，继任者未必就强过我们。’”其实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四书五经》的“这些教诲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的境界时，实际上是多么无能为力。”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家长制的政府“更多的是忙于照顾家长，而不是整个家庭，一般来说，若非危急关头，政府什么都不做。”而“苛捐杂税是一个政府投入精力干某件事的必然伴生物。”于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得过且过的知足常乐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贪官污吏也找到了最好的温床。孔子“并非许多思想的创始人，而只是一个传播者”，因为他开了私学的先河,一些原本非儒家的东西被儒家化了。《老子》的德之修之于身、修之于家、修之于乡、修之于国、修之于天下，到了《礼记》的修、齐、治、平就变了样，普遍的要求变成了对下层个人的要求。晋释道安也明白“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切都必须为强权服务，无需诚信，无需良知。即便是在尧舜盛世，尧的女儿，小叔子也要明目张胆霸佔，即便是舜的父亲，也会谋害亲儿子，《竹书纪年》等古籍记载的血腥就不必说了。所以，所谓的尧舜乐土其实也并不存在，致君尧舜的理论基础本身就建立于一厢情愿的欺骗。王朝「政府也有可能被推翻，但它是一个立方体」，只有当它被推翻前后的短暂时间，当它还没有稳定时才看上去比平时高一点，翻了个面依然照旧。国民的贫困无力，加之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说一套做一套，威胁欺骗并用，道德之类在强盗和自以为是的人面前等于白说。
　　 当然，书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断，比如他说：“中国的四邻都是一些明显比他们弱小的民族，所以中国一直享受着一种最危险的奉承。”而实际上除了弱小民族外，也一直存在难以对付的匈奴等民族，甚至曾被异民族的蒙古、女真征服过。只不过在无奈的情况下，还能像一个穷而无能的人，唯一的安慰是偏巧做了大家族的长子，少不得多管閒事，设法自夸一下华夷间的自我优越，盲目地陶醉一下罢了。
　　 所幸，中国国民终于开始富裕起来，也可以比较自由地思想并逐渐融入世界潮流了。